【如切如磋｜配音版】六经之所由作（三）_【儒家人文学】

由豌豆同学朗读的丁纪先生大作《六经之所由作》，因何兴发已不可（必）考，反正听起来令人顿时觉得学术论文也能如此动情，很值得推送出来与读（听）者分享。...

作者：丁纪

配音：豌豆

责任编辑：曾海军

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孔子究系如何地自出之？程子有曰：“《诗》、《书》、《易》言圣人之道备矣，何以复作《春秋》？盖《春秋》，圣人之用也。《诗》、《书》、《易》如律，《春秋》如断案；《诗》、《书》、《易》如药方，《春秋》如治法”；又曰：“《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所谓“圣人之道”、“载道”者，皆言“其义”也；而“不如载之行事”之所谓“行事”者，则“其事”、“其文”之类是也。《诗》、《书》、《易》等之所以言道，自非“托之空言”，亦必载之古人之“行事”，然今人之不善会者，或至于“空其事”、“空其文”，或至于疑心古人之欺我；惟今人之于今事、今文，往往不至亦以为空，空则不空，然其实又往往仅以为有其事、有其文，更不知有义。所以即其不至于以为空者而渐使知有义，故此特于《春秋》而以“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言之也。

程子全从“圣人之用”上看《春秋》。“圣人之用”与其体，盖如王者之事与其义，皆不得两而言之也。故所谓“圣人之用”者，又不得以为只是对于既有之道与义的现成沿用乃至“借用”，即不得以为“圣人之用”乃对于“圣人之道”下一层之事情。然既以“载之行事”为其用，则一面的意思固是谓其据律以断案、依方以施治；另一面的意思，则已是律在案判之中、方在治法之中矣，所以，不可以见案而不见律、见治而不见方。

一部《春秋》，自“王者之迹熄”以下二百四十二年，聚讼纷纭、病状颠倒，倘非孔子来断、来治，久后世人或将以讼为平、以病为常矣。然“必也，使无讼乎”，孔子之志，乃在《诗》、《书》，苟得周公其人而与之，更不须来做此“窃取其义”之事矣；来断、来治，乃所谓“听讼，吾犹人也”者也，因而可知，所谓“作《春秋》”，实夫子之所不得已也。孔子不得其位，乃以平治天下之资，施以治六经；故六经者，亦圣人当天下无道之“卷而怀之”也。故于读六经，既须知作之者乃以经纶天地之德之才而为此，所以绰绰而有余裕；而于读《春秋》又不可不知，倘满眼只见“其事”、“其文”而不见“其义”，是将孔子之《春秋》读回至鲁春秋去矣；惟又不可以指望脱略“其事”、“其文”而突兀以见“其义”也，须即事见义、即文见义，一如案上见律、治上见方者然。

圣人运用“其义”之“律”，来断此无数“其事”、“其文”之陈年积案者，孟子谓为“天子之事”也。所以谓之“天子之事”，朱子引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胡氏此处也使个“寓”字以言王法之在《春秋》）礼乐征伐皆当出自天子，所以其为天子之事盖无疑也。然惇典、庸礼之意，或以《书》、《礼》最明且备；而命有德、讨有罪，虽天子之专赏罚也，然天子所用为旌表有德、诛罚有罪者，往往以臧否黜陟，而孔子不得与有进退二百四十二年人物之权限与可能。故《春秋》之于德罪善恶，非以赏罚，乃以褒贬，此亦古学者之所屡言，所谓《春秋》一字褒贬者也。如，文中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其以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文中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皇极所以复建，而斯文不丧也，不其深乎！”赏罚明，则无事乎褒贬矣；由赏罚不明，乃须作此褒贬以“代”赏罚。自“其义”而言，褒贬之与赏罚，亦可谓之“一也”；然既曰“代”，代者，替也，其间亦有微别。盖赏罚足厉当世，而褒贬则用以垂宪百代，此孔子替天子行事，与天子之所自为终有不同，而孔子之“贤于尧舜远矣”者亦在是也。

天子之事，天子何不自为之？朱子曰：“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天子失政，不得自为，此所谓圣人不“达”、不得“在上”，故“天下无主”而赏罚不行，是非善恶皆不得其所也。天子不得为，而孔子何得以为之？以“窃取其义”，且尤自信于我之义盖与先圣先王“一也”，此所谓圣人“穷”而“在下”，乃作此褒贬之经，以替天子行赏罚也。是非善恶失所，则为素王也罢，不为素王也罢，总须出之以此褒贬而为天下一施手；其义既一，天生德于予，则舍我其谁，于有天子也、无天子也亦奚以异？

然则孔子何以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朱子引胡氏曰：“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此专以后孔子之人而言之：知孔子者，后之有道君子也；罪孔子者，后之戚戚小人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其心固必以《春秋》大义为碍，纷纷起而訾议之也，然孔子既曰“谁毁谁誉”，孟子又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此则何足以罪孔子而致孔子忧？妄人毁誉既非所计，道义所在，虽“违众”、“虽千万人”又在所不惜；且既知舍我其谁，虽“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之权”，亦非有所不自安矣。

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孔子者，知我罪我存乎天，人亦如之何哉！孔子既以“获罪于天”为深忧，所以谓君子必须天命是畏；惟我心坦荡，可表日月，以天道之至公至明，岂不知我谅我？倘若不幸而更有余辜，既获罪于天，亦得罪于先圣先王，则惟明天子当位以正其罪而已，是则我幸也！故如孔子，不惮物议、不避违众，惟恐得罪于天、得罪于圣王；其既褒贬于二百四十二年间以各当其德善、各当其罪恶，己若有德，非侥天幸，己若有罪，无所逃罪，将俟天罚。所以既曰“知我”，而更曰“罪我”者，愈见其必自信于清白无罪，而又见其道终将伸达于天地矣。如此其功其德，亦全然为立乎天地之间、立乎万世之后矣。我之“窃取其义”，以至不敢自信可以绝免乎尚有“罪我者”，然此岂若五霸之行事，一味昧乎大义而急乎事功，终而得罪于三王者哉？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事”；我岂一是为三王之罪人而以“其义”哉？

知我罪我惟在于《春秋》者，《诗经》以上诸经虽经我手，然我“述而不作”，故功我不居、罪我不有，全系之于先圣先王可也。《春秋》则我“作《春秋》”也，虽二百四十二年德罪善恶必须予以论定故我实有所不得已，虽“王者之迹熄”然“其义”却不得随之而熄则我又有所不得已，此固属于可知可谅；终究置“其义”于一套霸者之事为、文为中，使得假借、缘饰之机，又使“其义”与王者之事、之文稍相“脱节”，或竟使人以为倘得“其义”而可以稍懈怠于王道之重振乎？若此，则果“其惟《春秋》”而“罪我”可矣。以《诗经》以上诸经而言，无王须是无经，有则不过乘、梼杌之类而已；今有乘、梼杌之类而无王者，乃“作《春秋》”，于诸经之例而言，亦可谓从来王者所未尝为也。故《春秋》既可以谓之承《诗经》之后，又可谓乃于诸经之例中为有开必先之举。然谓之继志乎？谓之乱例乎？亦惟天与王者取裁。

经过孔子的“窃取其义”，王者之事上“其事”、“其文”对于“其义”的相即相显关系，被霸者之事上“其事”、“其文”对于“其义”的错离隐寓关系所取代；类之于《论语》的一个表达，大致可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如王者之事，“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如霸者之事，而变化的不得不然，适可以用“于桓文以及诸史与改是”说之。消极地看，这是一种理想完满关系的脱节、破损；积极地看，则是“其义”根本上取得一种独立、普遍之地位。这两面意思，前皆已言之。此特自积极一面更复言之：当“其义”与王者之事、之文相融相即，其实也尚有某种意味隐伏着，可能发生出来，就是将“其义”仅仅当作王道事业所实现的一种特定结果而已，或者将王者之当位看做“其义”实现的一种先决条件。“其义”与王道自不相外，然将王道作为实现“其义”的条件，甚至有可能置“其义”于永无可能实现之境地；而对于“其义”的特殊化理解，又似谓仅有王化之中的人民对于“其义”才抱有意愿、负有义务，未蒙王化的人民竟得以无价值、无意义视之似的。“其义”的这种特殊化、有条件性，恰惟通过孔子之“窃取其义”，乃得以彻底融销。由之，虽在一个无王的时代，乃至，虽在一种王道一往不复的永世历史悲情之中，独立、普遍的道义理想犹得为一种根本、真实的理想，深深植根于凡有人心人性存在的地方，随时保持其全部的价值和可能性，夫然而后，所谓“虽无文王犹兴”云云乃得以言之，而人类文明最终的希望之火乃得以永续而不至澌灭。

四、“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据上所论，对于六经之所由作的问题，可以简括言之：

六经之所以为经，皆在于“其义”有一种不以王者之事、霸者之事之“不一”而改变的根本之“一也”。然六经之《易》、《书》、《礼》、《乐》、《诗》五者，“其事”为王者之事、“其文”为王史之文，得孔子“述而不作”之“不作”各得以为经，此经之正例，故五者可以称为六经之“上五经”。王者之事以先后之序言，《礼》、《乐》周公之书，不比《诗经》为早；然以“王者之迹”言，《诗经》下迄周平，遂得以《诗经》为“上五经”之末造，故以《春秋》为承《诗经》之后，而曰“《诗》亡然后《春秋》作”也。“王者之迹熄”，经之正例不可复继，故所谓“《诗》亡”者，亦即谓“上五经”俱亡也。如世为“礼崩乐坏”之世，《礼》、《乐》岂独不亡乎？《春秋》不然，“其事”为霸者之事、“其文”为国史之文，得孔子“述而不作”之“作”亦即“窃取其义”而后得以为经，其于经义也无变，而其于经例也有变。故“上五经”，尚可以说为先圣先王之经，乃至可以说其“皆史”（史必为王史）之类；惟《春秋》，真“孔子之经”也，朱子故曰“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春秋》决不可以等视于史，无论王史、国史也。

故言六经，其中“上五经”为一等，《春秋》自是一等。至若言七经，《论语》又自是一等，盖是孔子身成之经也，与“上五经”、与《春秋》皆有不同。

一部《春秋》，既为继后，又为开先。以继百代之后而言，既昔列圣列王，得有孔子为善终之“最后一人”，此孟子所以称孔子为“集大成”者也；以开万世之先而言，将来有圣人复出，其必以孔子为善始之“第一人”，盖其破万世之迷暗而为亘古一人，仪封人所以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唐之人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盖谓此也；元之人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亦谓此也。

后之人对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语，往往只从开先方面予以理解，此固属可说，盖万古以下得沾溉文明光耀，莫非自孔子所开出也。然此语实须同时从继后一面看：微孔子，后之人敢谓孔子以上、上之万古，人们皆生活在一种“原始社会”、“野蛮时代”而处乎所谓“前文明状态”也，遂出一种“进步史观”之自负，而对古人抱十分之简慢；天生仲尼，照彻万古，历史迷暗一扫而空，后之人张眼望去，虽上古尧舜之世，宇内海晏风清，明明朗朗的，方知古昔之人，原来既已生活于圣人治下、王化之中矣，后人知乎此，惟钦惟羡而已。尝见西人有言曰，文明从来都具有最古老的价值，而野蛮根本上乃是一种后起的东西。诚如斯言！如王道、如“其义”，最为古老；而如齐桓、晋文之事，更如后来秦政等等，其貌甚若“近现代化产物”者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