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0年代 太原街历险记

 

圈楼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卖吃的......



1980年代,我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我们的国家,也从一个苦熬过来的孩子转眼变成对物质与精神极度渴求的少年。80年代,充满了变革、物欲和向上的激情,它真值得好好写一写。

1930年代的平安广场和青叶町
图片来源/瑞雪烹梅
当我看到这张1930年代的太原街民主广场的老照片——当然在日本人占据沈阳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平安广场——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一张老照片。在我生活过来的那个1980年代的熟悉的太原街上,这个广场和它周围的建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统称为“日本楼”的那些建筑,不是两层就是三层,有方方正正的小窗户和规整的墙砖。它们鳞次栉比地排列在不算太宽阔的街道两边,越靠近太原街的核心地区,楼面的装饰越非富多彩。

在我小学快毕业,也是80年代快临近尾声的时候,几乎每到礼拜天都会坐公交车在民主广场前下车,然后从文化宫一路向北,开启充实而美好的太原街之旅。

那一天,爸带我又走进了老照片的情境里,进入人头攒动街口。从南二马路到中华路这一段,是太原街上刚刚兴起的服装摊床。这里的环境跟五爱街大不一样,因为街道两边的日本楼里还都是正经八百的买卖,对马路中间的这几排自由的个体经济施加着一种威压,所以摊主并不像五爱街那样狂躁。

1980年代沈阳街头出现的服装摊床
图片来源/奉天驿写真馆


爸带着我在人群中穿梭前行,以我当时的身高,我的视野里净是摊床上稀疏平常的衣服。爸和我一样,对这些纺织品毫无兴趣,他喜欢家用电器和音像制品,我则喜欢好吃好喝。

这时,一个在摊床外站立很久的高个子女人拦住了我们。她的穿着灰暗沉稳,胳膊上挎着一只黑包,手里拎着一件衣服。她开口轻柔:

“师傅,能帮个忙不?我要给我小侄儿买件夹克,怕不合适,我看你家孩子和我小侄儿一样身量,想让他给试试,你看行不?”

爸是关里人,对这种事最热心了,奔儿都没打就把我推了过去。那女人动作也麻利,三两下就把衣服套到我身上,拉上拉链,直起腰开始欣赏。

“你看,多合身,太带劲了!”

爸站在我的另一头,只嘿嘿地笑。

“这夹克就是春秋穿的,现在正合适,给你儿子也买一件吧。”

爸还是嘿嘿地笑。

“多好看……太带劲了……”

那女人说完了该说的每一句话,实在没话说了,也象爸似得站着笑。

我在中间,左看看,右瞧瞧,张着手,象百货商店里的塑料模特。而他们两个,傻呆呆地站着,不知道是在看我还是看我身上的夹克。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如果有一个摄影师在局外抢拍到这个镜头,还得是黑白底片的,参加纪实摄影大赛准能获奖,作品名字就叫《离婚之后》。

这件事很平淡地就过去了,我和爸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直到回家后跟妈提起,妈才一语道破,“那是个牵驴的。”

后来,那高个女人的神情总是浮现在眼前。她准是刚刚入行,没准是第一天上岗。她可能因为家里的境况不好,跟了邻居的大姐来太原街混口饭吃。她本来是个本本分分上班挣钱的职工,家里也有我这么大一个孩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干这行。但她做不来,三十多年安常处顺,编个瞎话都会脸红,怎么开口圈拢人家无缘无故地掏钱呢?我联想过,等我们离开后,摊主一定臭骂她一顿,她会咬着嘴唇,含着眼泪,默不作声。

1980年代的解放电影院
图片来源/
奉天驿写真馆


接下来到了解放电影院,是个很嘈杂混乱的地方。大门前的马路牙子上经常坐着歇脚的人,他们大都是被我们称作“老倒子”的一类人。从农村来,或者从小地方来,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上衣,总戴着一顶蓝帽子,身后还背着一大团铺盖——这是“老倒子”们的标准造型。而他们的气质则是无厘头的实在,对城里人毫无戒备,说啥都当真,遍地是亲人。

眼前正坐着这样一个“老倒子”,周身上下的装束就不必赘述了,他的铺盖靠在背后,铺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一个黑公文包,鼓鼓囊囊的。这个“老倒子”想是刚下了火车,在站前转悠,走累了,就在解放电影院门前坐下休息。

街上的行人和进出电影院的人流把他夹在当中,他很惬意地享受着被围拢起来温暖又安全的感觉。他把公文包放在身后,就好像是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样妥帖,沈阳在他心目里就是一个极乐世界。

我眼看着,“老倒子”心里的完美世界马上就要崩塌。那是在我幼小心灵深处不可磨灭的真实一幕:从远处快步走来一个高个子青年,穿墨绿色西装,尖皮鞋,背头,大墨镜。他的脚步有条不紊,就像是杜秋在闹市与警察周旋,要甩掉尾巴又不显得慌张。他就这么轻快地到了铺盖边上,稍一哈腰,长胳膊一搂,那铺盖就猛地白了。另一只手那么顺畅地迎着前一个拍节,掀开衣襟,黑公文包刷的一声掖进里怀。

然而,他迎面遭遇了目击全程的我。他并没有半点磕绊,而是与来时同频地迈着轻快的大长腿,在逼近我的身旁时恶狠狠地给了我一句:

“敢说我弄死你。”

我完全蒙了,半天才想起回头找爸。爸这时却丢了,转了一圈也没看着。此时,电影院门口开始骚动起来,有人把“老倒子”推醒,告诉他包没了。“老倒子”急眼了,嗷嗷叫着去追小偷,旁边还有很多人帮着一起追,电影院门前成了一片翘脚人群的阵地。

追捕工作很快就结束了,我看到一个矮胖但很壮实的年轻人手里捧着黑公文包和“老倒子”会师了。他们热烈地握着手,周围的群众把他们团团围住,投去欣喜的目光。这时,爸突然又出现了。

“儿子,你刚才看到抓小偷没?”

我心里话:爸呀!你长点心吧!还抓小偷,我差点让小偷弄死。



看热闹的人群散了,两边小胡同里卖羊肉串的吆喝声又喷薄而出,一个压着一个,此起彼伏。

“一块钱八个!一块钱八个!”

“八个啦!八个啦!”

“……”

“十个啦!十个啦!”

我抬头看看爸,他没事人儿似得,就象刚才错过了贼下手的精彩一瞬,这回我得提醒他,

“爸,都一块钱十个啦!”

“那准定不是好肉。你忘了,上回大老笨吃完拉了好几天。”

“大老笨说‘拉也乐意。’”

“他乐意?”爸显然是对我这小嗑跟得这么紧撼动了他的权威感到不高兴,瞪起眼睛说:“你问他爸乐意不?”

我低头不语了。过不一会,爸补了一句:

“待会到圈楼买好吃的。”

圈楼的前身春日町市场
和老联营的前身中谷时计店


圈楼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那里卖吃的,而且是沈阳最多最好的地方。在更小的时候我对吃没有太多概念,到商场就奔玩具柜台,打都不走。大约上学前后,进入八十年代了,市面上真有好吃的了,爸妈的钱包也比过去鼓囊了,吃,才真正进入我的生活。

我们跨过了中华路,走上太原街的正街——从这儿开始街两边都是正经卖东西的商店,服装、百货、食品、钟表、音像书籍……过了老联营,拐到圈楼南面的一个胡同里,沿街是一溜小饭店。

1980年代圈楼朝向太原街的入口
图片来源/老琴


圈楼其实是有好多个入口的,东西南北四面都有。像我这样的小孩子,或者外地人冒蒙进一回圈楼,准定找不到你进来的那个入口,所以很多人在这里丢了路也丢了脸。往常都是走东边太原街上的入口,爸今天不知为什么选择从南边的入口进去。我们一走进那条胡同,可坏菜了。

迎面两个人把我们拦住,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抓住爸的胳膊。我个子矮,猫在爸身后,呵呵地笑。只听他们殷勤的小嗑直烫耳朵:

“师傅,上我们家吧,包子、饺子、米饭、炒菜……”

“上我们家,炒菜、米饭全有,便宜实惠……”

我嘴在笑,心里在埋怨爸擅自改变路线,惹来麻烦。爸心里一定也在自责,但他准定笑不出来,被两个人挟持着,不知所措,肚子还不饿,吃什么饭啊?

突然,从一家小店里冲出一个白衣胖子,手里拎着一把炒勺。他满脸的油汗,怒气冲冲,对着一个挟持者一顿大骂,那人便灰溜溜地走了。

人多势众,我们被胜利的一方裹挟着进了饭店,一派欢欣鼓舞。白胖子在前面领路,有开门的,有吆喝的,

“来——两位师傅!一位老师傅!还有一位小师傅!”

听到被叫作“小师傅”,心里真是美滋滋的,还有白胖子刚才的解围,也让我对这家店很有好感。感激归感激,可我们实在不太饿,还要留着钱去圈楼买好吃的。爸也挺为难,让人搀进来,好听的也叫了,还差点打起来,想拍屁股走人,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死气白咧点了一斤三鲜馅饺子。

我顺便溜了一眼菜单,2块7毛钱。服务员朝后厨喊:

“三鲜馅饺子,1斤。”

我回头看那个胖子,他站在炤台前,手掐着腰,面沉似水。

 
1980年代的太原街上绿树成荫
后记:本文所记录太原街的历险其实并非一天发生,是不同时间经历的汇总。那个年代刚刚开放搞活的太原街确实让大多数本分的人民群众有些不适应,但与不远处的开明市场比起来,还算温和多了。爸妈从没带我去过开明市场,据说那里可不是一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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