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任仲伦:中国电影PK好莱坞的底气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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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味毒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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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骑士·李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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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文:卫道不丢人,我是李星文。今天我们在春光明媚的海南,遇到了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先生。任仲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海口相会。李星文:今天我们想请任总就电影市场当中的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做一个探讨,同时也想请任总就上影的改革和发展,跟我们聊一聊。任仲伦:好的。



中国电影PK好莱坞的底气在哪里?



李星文: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中美电影配额的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好莱坞那边比较自信,放了一个大话说,只要你们敢打开国门,我们就一定能长驱直入。但是据我们了解,尤其是观察近两年的电影市场,我们看到在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总榜上,前五名里国产电影占了四席,前十名里国产电影占了七席,那这样看的话,虽然还没有发生在重要档期面对面PK的局面,但如果把它放进来PK,我们好像也很有信心,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如果大家在一个舞台上,完全相等条件下竞争的话,我们有足够的抵抗力吗?任仲伦:我觉得中国电影,毫无疑问应该有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我们听这话觉得美国人很牛气,不过在很多国家的市场上,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李星文:好像是。任仲伦:英国电影市场有一年,英国本土的票房只占到7%,90%以上都是美国电影,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年份的一个极端数字,不过包括日本和其它国家也有这种情况。中国电影的占比,像去年我们是占到54%。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电影占到46%,这样一个比例。

中国电影的自信在哪里?实际上中国除了一线、两线城市进口影片的,观众占比比较高以外,三线、四线、五线基本上是我们国产电影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因为我们上影下面有一个译制片厂,我们看了一些数据,基本上如此。

李星文:下沉不下去。任仲伦:中国电影观众基本上还是喜欢看中国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电影赖以生存的、赖以发展的一个极大的民意基础和民众基础。这个现象在国际上也有,你看印度电影,印度电影也是开放的市场,我们还有三十四部一定的。李星文:配额限制。任仲伦:印度是没有配额限制的,但你看美国电影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市场,印度观众看印度电影的积极性依然很高,这一点跟中国很像。中国的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看中国电影,所以对中国电影人来讲,我们的自信来自于,我们民众对民族电影的支持。

李星文:恰恰也是这几年电影市场的增量比较大,而增量的部分主要就发生在二、三线城市,甚至是一些小镇地区。任仲伦:对。



李星文:这样恰恰就可以起到支撑中国电影,去和好莱坞电影正面PK的作用。

现在来看我们的一些尖子生,像《战狼2》、《红海行动》这种在本土创造巨大票房的电影,如果说要拿到国际上发行的话,好像暂时还不太具备这个走出国门的实力,这个问题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吗?任仲伦:那一年我跟《哈利·波特》的制片人进行交流。因为《哈利·波特》的系列巨大,有八部,票房将近七十亿美金,应该讲他做得是很有成就的。我就问他,你能告诉我,你的最大的经验是什么吗?他说第一条,电影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毁掉一部电影,所以你从头开始,必须很认真,很当心。第二就是人总是从善的,你还是要表现人性的善,这才是一部影片能够征服更多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因素,就你还是要表现更民族的故事,表达人类共同的这些感受。李星文:听起来都是基本的道理,但是做起来其实不容易。您最近还说了一段话,说电影不是共享经济,大约只有10%的影片能赚钱,那是否现在中国电影的产业集中度已经很高,新的玩家如果再入场的话,还能有后来居上的机会吗?任仲伦:少数影片能赚很多钱,绝大数影片不赚钱,甚至会亏钱,那么这个实际上是电影行业的一个基本规律,中国是如此,美国也是如此,其它国家也基本如此。你还是要在一个高投资、高风险、高收入的行业里面,保持你的乐观谨慎或者积极谨慎的姿态。李星文:那如果以去年的《战狼2》为例,说这个影片的主投方既不是五大民营公司,也不是两大国有企业,而是吴京他自己的登峰影业,保底发行的又是北京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还是随时有可能异军突起?任仲伦:这是肯定的,从电影行业来讲,出现黑马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中国实际上是整个产业和整个企业集群还没有稳定下来,还处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状态。所以借助于一定的稀缺资源或者品牌资源,然后迅速崛起,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尤其在制片上。今后五到十年,从企业这个角度来想的话,积聚的程度和整合的程度会加剧,但是冒出黑马的机会,会越来越少。我一直在研究美国的一些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它也是很多独立制片公司,也会经常出一些很好的影片,而且票房很好,拿了奥斯卡奖。但你从常规角度来看,至少这十年当中,年度票房前十的,绝大部分都是大的企业做的。因为大的企业可能在风险投资、资金的集中度、稀缺资源的拥有度上,它们更稳定一点。



负重前行的上影如何改革、发展?



李星文:对,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关于上影的一些事,我之前看到《南方周末》的一个采访,说上影现在的人力成本是五个亿,离退休人员有三千多人,作为国有企业,它身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任仲伦:对。李星文:可以说是负重前行,但是这个问题好像在过去十年当中,已经逐渐地解决了,这对于好多国有企业,都是有参见意义的,那么上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任仲伦:我是2003年5月8日去的,我们当时是十一个事业单位,事业编制有2545个人。李星文:现役的员工,还不算退休员工。任仲伦:退休的已经三千多人了,离退休的三千七百人,在职的员工将近四千人,大概是这样。李星文:那还扩大了,退休人员和在岗人员都扩大了。任仲伦:扩大很多,差不多一比一。年底的时候我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我做了一个关于上影发展的战略描述,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建设一个产业链完整、多片种发展、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大型影业集团。十五年以后我们改了叫现代影业集团,只改了两个字,整个战略十几年一直坚定,就是一个战略订立,然后用十五年时间慢慢往前发展。

所以我们当时真正完成转企,就是改变了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原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单位、创作单位,经常出现“没钱要你管,有钱你不要管,拍完片子他不管”的情况。就是没钱的时候你要支持我,领导要给我钱,拿到钱以后你要尊重艺术规律,不能乱指挥,你不要管,至于拍完影片有没有市场我不管,这是第一个,我把它改了。第二,我们从转企以后就改制,在制度上进行变革。第三步我们就争取上市。就这三步,三级跳远从一个文化事业团体变成了一个现代企业,我们用了大概十来年的时间,把原有的一些问题给一次解决。



李星文:那具体到这十年当中做的事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影院建设的力度加大了,发行放映这块加大了。任仲伦:对。李星文:但是制片这块就是以参投为主了,是这么一个战略吗?任仲伦:也不是这样,你看我们形成的多片种的制片体系,电影、电视剧、美术片、译制片、纪录片我们都干。从电视剧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十来年当中,央视一套播出十一部,八套播出七部,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有我们如此辉煌的业绩。2003年我去美国迪士尼,我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电影赚不赚钱?电影怎么赚钱?每一次问这个问题,他们都会把我名片再捡起来看一看,估计在想你怎么会问那么愚蠢的问题,电影赚不赚钱?电影怎么赚钱?你不知道你当什么总裁。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电影企业怎么赚钱,很多人不知道。他说你来之前我刚跟波兰电影制片厂谈好,他两千万美金拍这部电影,我两千八百万把它收购过来,然后以我迪士尼的名义出品。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也是一个大的企业集团应该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上影主导,像《盗墓笔记》就是我们主导,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我跟别人合作,比方说创意是我的,像王中军、王中磊的《风声》。

李星文:投资比例上他们是大头,但是版权是?任仲伦:版权是我的,在我手里。我拿到了一个好的版权,但我寻找更好的开发商,因为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制片单位,如果有更好的力量能来和我们共同完成,我当然愿意这样做。第三,可能别人拿出项目到我这边来,我觉得对上影是有利可图的,比如它的艺术影响力,它的经济效益,那我当然也做,对吧?所以我跟王家卫、李安、吴宇森、贾樟柯都有合作,贾樟柯从2004年开始的所有影片,我一直都是他的第一出品方。2003年年底他来找我说,任总我想跟你合作,我说你跟我合作?怎么合作?他说那就听你的,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的影片能在影院放映。
李星文:他那会很困难。任仲伦:我说那没问题,你把剧本给我看看,他第一给我《世界》的剧本,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一直合作到今天,一般公司不愿意投,但我们觉得一个艺术家有这样的一个追求,那我们就给予支持。



李星文:您这么一说,确实有了一番新的认识,对于主旋律影片的出品,还有艺术影片的支持,上影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可以说卓有成就,但似乎在商业表现方面,这算不算一个软肋?任仲伦:商业表现上来讲,实际上我们也不弱,比方说《2046》还有李安的《色戒》,实际上最早的这些香港导演进入内地,都是从跟上影合作开始,你看2005年到2010年,无论是陈国富、王家卫,还是关锦鹏、陈可辛,都是从跟上影合作,然后再慢慢进入其它的城市,跟其它公司合作,你看我碰到《东京审判》的导演。李星文:高群书。任仲伦:高群书的前三部影片都是我投的,上影为什么现在根基比较扎实,就是我们把企业的产业链给它部署好了。李星文:您说的这个产业链是不是,它的重心还是在发行放映这一块,就是院线影院。任仲伦:我们自己大概有这样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多片种的制片体系,我们电影、电视剧、美术片、译制片都拍。李星文:那这个制片板块给您整个集团提供的利润,大约得占到百分之多少?任仲伦:应该占到30%多,市场板块应该占到50%左右。我们现在的主业是四大板块,制片体系、市场体系、制作体系,还有传播体系。在制作体系里面,除了片场以外,我们还有上海电影技术厂,包括美国最强大的Technicolor成为了上影特艺。上影在这几年发展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可能大家都忽视了,就我们是开放最早,开放最多的。李星文:这指的是什么?任仲伦:2004年中国第一家合资影院是我们跟华纳干的,第二家合资影院是我们跟韩国CJ干的,最早引进IMAX是我们干的,最早投资外国电影也是我们干的,最早做合拍电影《木乃伊3》还是我们干的,还有最早投资外国电影《蓝莓之夜》,最早参加全球分账的《伯爵夫人》,然后最早跟美国大的技术公司合作,第一最强大电影公司Technicolor,2009年跟它合作了上影特艺,是吧?包括李安的一些最新电影技术,都是我引进的。他跟我说《比利·林恩》3D/4K/120帧我拍完了,他们觉得太超前,120帧在整个放映市场上没有技术支撑。

他跟我讲实际上胶片时代结束以后,我们转入数字时代,但没有一个艺术家很认真去探讨,数字电影的美学是什么?它技术的魅力能带来些什么?120帧是我的一个探索,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套设备多少钱?他说配置起来一百万美金,我说我替你干,没人干我替你在中国干一个,对吧?因为3D/4K/120帧就李安导演在做,第二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我租给你,一个月一百万人民币。
李星文:最后你们是用租赁的方式来完成上映的?任仲伦:对,实际上我们是一千人厅,一个月一部影片,两千四百万的票房。李星文:就单独这件事情来说是赚钱的。任仲伦:赚多了,一百万的设备租赁费,是吧?跟片方再分,我也赚了一千多万。李星文:对,您刚才说到上影旗下的这些企业全是赚钱的,也包括美影厂吗?美影厂这么一个非常资深的老单位。任仲伦:赚,去年两千多万。李星文:那它是靠什么?任仲伦:版权。李星文:版权现在还能源源不断地产生效应吗?任仲伦:当然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当年花了三百万美金,把《大闹天宫》做成了一个3D的影片,当年的票房五千多万,给你两千万的成本,那就赚了,更大的赚头在后面。就是这个孙悟空形象突然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那年是猴年,我们把孙悟空的头像给一个造币公司做纪念币,一千三百五十万的单向授权收入。然后我们这一年又把孙悟空做成QQ版的,就是萌版的这个给肯德基,三十五万套,春节四天之内全部销售一空。李星文:利用卡通形象的授权,又变现了很多。任仲伦:美影厂实际上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企业,它拥有六十年的积累,将近五百多部的版权资源,将它变成一个最有资源,也就是说像我们上影这样的老牌企业最大的资源。李星文:对。任仲伦:其实我讲了那么多,我一直在强调什么概念,就是上影实际上走的路跟其他人走的路不一样。物理上的这种物产,也是很有力量的。我用十一个亿造了十万亩八千平方米的办公大楼,现在土地和房产就价值六十亿。李星文:但是这个没法进入财务报表。任仲伦:对,但它资产在,我们有车墩影视基地,六百亩地的一个车墩影视基地,那么好的地段增值。李星文: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大头在这儿呢,这比其它四大板块,升值、增值更快。任仲伦:一棵大树,五朵金花,四块宝地。一棵大树上影总部,十万八千平方米的现代建筑;五朵金花,我们在上海最好的五个花园洋房;我们的演员剧团,我们的五十二号文学部,我们的永乐公司,三个都在领馆区,最好的地段,最好的住宅区;然后我们还有美术设计公司,还有我们五星级酒店,土地,房产,股权100%都是上影的。我觉得在电影公司当中,像上影有那么些房产、地产的,我们的积累算是雄厚的。



上海电影能否重回辉煌?



李星文:那看来上影集团,实际上走的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道路,但这里头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冒犯。任仲伦:没事,没关系的。李星文:比如说早一些,三、四十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重心所在,作品层出不穷,后来到了计划经济期间,老上影厂也是六大电影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出产基地,然后到了改革开放,尤其是过去十几年,在产业链方面打造确实做的比较好。任仲伦:上海为什么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有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在今天来看我们也是无法企及的。当时这个城市处在一个都市发展的阶段,其它的城市虽然是城市,但是农业性很强,都在逃难打仗。上海相对来讲它有一个工业基础,有一个城市整体迎纳工业文明的基础,还有个市民阶层、商业基础,所以它才能形成。

2009年的时候,《南方周末》采访我,他们做了个标题,我开始觉得这个标题挺不舒服的,但是他们坚持用这个标题,标题是“任仲伦:站着是中国电影高度,蹲着也是。”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一般不大愿意用这种太吓唬人的标题,他说这话是你讲的,我说是我讲的。我当时讲三十年代时期的上海电影,站着是高度,蹲着是高度,躺着也是高度,没人替你干,只有一座城市在干。

到了四十年代,1949年以后,其它城市还没有电影基础,上海的所有这些1949年以前的电影力量全部转换成上影,这个历史阶段是你很难去拼比的。

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福建、西安什么,都是上海电影人支援内地,把各个地方厂带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上海的这种文化传统还在,那些功成名就的导演、艺术家又重新回归了,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力量、技术力量还是处在领先状态。上海这掉链子是在市场经济以后,这一块就是第五代开始。李星文:创作人才出现断档。任仲伦:大概在九十年代,整个中国电影低落以后,上影也随着低落了,新的力量没有崛起,就像上海的中心地位慢慢转移到了北京,北京跟上海比,北京是个首都概念,它不是一个北京市的概念。李星文:那上海还是经济中心。任仲伦:对,但它不是一个文化中心,我们现在说北京是政治中心、经济文化中心、金融中心,上海是金融中心、经济中心、科创中心,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李星文:您现在已经把上影集团的基础工作做好了,“深挖洞,广积粮”,这些工作已经完成了。我所关心的是,接下来在出作品上,尤其是在出主导作品上开始发力,然后很好地继承三、四十年代出好作品的优良传统。任仲伦:对,上影毫无疑问会主动担当这些任务,上海的一些新兴电影公司也在慢慢积聚,包括北京其它城市的一些公司转移到上海的也很多,那么它可能进入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样一个状态。李星文:你现在有实力,有条件,可以回归老本行了,更多地关注审美方面的事,你可以做到。任仲伦:对的,我肯定是这样做。

李星文:今天我们跟任总聊得非常愉快,有很多的收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谢谢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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