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川航

5月14日是个好天气...

▵2018年5月14日17时，成都，机务人员正在对注册号为B-6419的空客A319客机进行检查，破损的右侧风挡玻璃处已经被临时遮挡 图/视觉中国

走下飞机后的刘传健接到了妻子邹函的电话。她看到新闻后，着急拨了过来，刘传健在电话这头只是简单回了一句：“飞机坏了，现在很忙。”

文 ✎ 崔一凡 马程

编辑 ✎ 卜昌炯

5月14日是个好天气。不管周诗鲤还是刘传健，他们应该都会认同这一点。

这天清晨，他们再一次踏上了同一架飞机。周诗鲤在经济舱，刘传健在驾驶舱。两人隔着一扇坚固的安全门，从未碰过面。

这趟从重庆到拉萨的3U8633航班，周诗鲤坐过不止10次。为了不耽误工作，每次出差去拉萨，他都会买这个时间的机票，到达时还是上午。

刘传健就更熟了。从2006年到川航工作，这趟航班他飞过不下100次。窗外晴空无云，能见度很高，对一个飞行员来说，这通常会是心情变好的原因之一。

上午6点26分，飞机正式起飞。比预定时间晚了21分钟。

除了刚升空时的小幅震动，飞行还算平稳。成都平原在周诗鲤眼皮子底下掠过，前方就是层峦叠嶂的青藏高原。

24岁的周诗鲤没心情观赏风景，倒头就睡。为了赶飞机，他凌晨4点就起床了。被剥夺的睡眠，他决定在飞机上补足。黄色的氧气面罩弹到面前时，周诗鲤以为自己在做梦。

他听到了“轰”的一声巨响，但又不知道从何处传来。

眼前发生的一切迅速让他陷入恐惧：机舱内灯光骤然熄灭，机身剧烈摇晃不已，并开始急速下坠，氧气面罩垂在每个人面前。

剧烈的震荡让周诗鲤感到不适，行李架上的物品像被用力抛出一般砸向各处。乘客们的早餐和果汁饮料四处泼洒，有人吐了，有人大喊“救命”。更多的人发出尖叫。

周诗鲤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气流颠簸。他不敢相信，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的场面会突然降临在眼前。

一门之隔的驾驶舱内，刘传健知道发生了什么——风挡玻璃碎了。

这相当于他和副驾驶直接暴露在万米高空。他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流冲进驾驶舱。

等缓过神来，他发现27岁的副驾驶被气流吸出，半个身子甩出机舱——还好安全带帮了大忙，牢牢抓住了他。

驾驶舱里的飞行控制面板，也被汹涌的气流掀起，仪表显示系统受损。这意味着想要继续控制飞机航向，只能凭经验手动操作。

留给他的反应时间有且只有13秒。这包括花费4秒钟带上氧气面罩、打开氧气开关，再用两秒钟思考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刘传健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键盘上输入“7700”。这串数字会通过电波传输到地面监控中心，意思是，这架飞机已经陷入极大的危险，需要备降。

这是空客A319在四川航空公司服役的第七个年头。2006年，刘传健从军校转业，成为四川航空公司的飞行员。5年后，空客A319来到这家公司，已累计飞行19912小时。

就在一个月前，它刚刚被检修维护过，没发现任何异常。一年前，2017年3月，它经历了一次C检3C的例行检查。C检属于大范围检修，飞机的风挡玻璃要经过加温测试、电阻测量、排除故障信息等环节的检查，以求万无一失。

A319的风挡是法国空客的原装件，从未有过任何故障记录，也未进行过任何维修和更换，一直让人放心。

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式了。

飞机震动，噪音轰鸣。瞬间到来的低温和失压开始扭曲刘传健的身体。当时飞机外的气压只有地面的四分之一，刘传健的耳膜会首先遭到伤害，甚至有破裂的风险；另外，他穿着短袖，在零下四十度的高空，还将面临冻伤。

他手握方向杆，抖动得厉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困难”。

驾驶室发生的一切，周诗鲤并不知晓。他回忆，当时自己大脑一片空白，只感到手臂僵硬，不听使唤。周围的乘客，眼中也都流露中绝望和紧张。女人在抽泣，乘务员们在一边努力安抚。

周诗鲤明显感受灾难正在临近，自己却束手无策。“我一直以为我不畏惧死亡，可当你真真切切面对死亡又无能为力时，我像是在沸水里的鱼，一点点被死亡侵袭。”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座冰山就在机身下不远处，一度很绝望。”周诗鲤告诉火星试验室。那一刻，他紧紧闭上了眼睛。事故发生时，空姐正在发放早餐。

周诗鲤是被空姐的轻声询问叫醒的。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载满盒饭的推车停在身边。周围乘客取了盒饭和饮料，有的已经吃了起来。周诗鲤脑子昏沉，不想吃饭，心里默默算着，还有多久到拉萨。

机舱突然的剧烈抖动和坠落，打断了乘客的食欲。空姐身前的餐车失去控制，撞向旁边的空乘，她的腰受伤了。

哭泣和尖叫声不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看了一圈确认不是梦了之后，才机械地按照空姐的指挥把氧气罩戴上。”周诗鲤回忆。

由于舱内断电，广播无法工作，他听见有空姐声嘶力竭大喊：“请相信我们，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带大家迫降地面！”

信心的源头是刘传健。他有几十年的飞行经验，受过严格训练。1995年，刘传健从学员成为空军第二飞行学院的飞行教员，学员中的淘汰率达到70%，二三十人中，可能只有一两人留下。能留下来的，每个科目都要拿到5分的满分。

刘传健看过《萨利机长》一类讲述飞行员故事的电影。但他明白，眼前的一切与1990年英航5930班机事故更为相似。

那架从英国伯明翰飞往西班牙马洛卡的航班起飞后不久，驾驶舱内的风挡玻璃脱落，机长被吸出机外。最后，副机长驾驶飞机迫降至南安普顿。英航事件在后来的几十年间，都被视作航空史上飞行员力挽狂澜的奇迹。

刘传健面临的情况显然更加严酷，不管是瞬间变化的压差，还是驾驶舱内的低温、缺氧情况和飞行速度，都高于英航5930。

在自动设备失灵后，所有的指令刘传健只能靠手动完成。这样的场景很多年前他在初教-6飞机上经历过。那时刘传健在空军第二飞行学院当学员、当教员，初教-6是常用的教练机。在进行特情处置训练中，机舱顶的玻璃会突然向后滑落，用这种方法模仿玻璃爆裂。

有所不同的是，初教-6的飞行速度一般是200公里/小时，进行特情训练时，会降到100公里/小时。而在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的交界处，空客A319滑翔在万米高空，保持着830公里/小时的速度。

刘传健的经验这时发挥了作用。当时飞机的高度是32000英尺，此种情况下，飞行员一般需迅速将飞行高度降到一万尺以下，这样机舱里的人就可以直接呼吸窗外的空气，压差和温差也可以让人承受。但这次不巧，映在刘传健眼前的是山尖上耸立冰川的青藏高原。一旦遵循常规操作，势必撞上冰山，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避免惨剧，刘传健驾驶这架A319客机维持了几分钟32000英尺的高度，飞出山区后，才降至24000英尺。那时他逆光，眼睛很难看见，双手僵硬，完全凭着感觉，贴着山峦弯出一道返航的弧线，进入成都平原。

几分钟后，飞机又一次下降，到一万英尺以下。半条命捡回来了。刘传健明白，他们离安全着陆近了一步。然而，客舱们的乘客却未必知道。

一段时间的平稳飞行后，飞机又一次开始剧烈震荡、摇晃，客舱内的哭叫声再次响起。

即便他们能感觉到飞机逐渐平稳，空姐们照常开始发水，也没人敢放松下来。返航过程中，机舱内没有乘客说话、走动，只听得见飞机引擎的嗡嗡声。

周诗鲤形容当时的气氛是“死寂”，所有人都压抑到无力动弹。

距离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周诗鲤看到了机场，陆地近在眼前，没有人庆祝。

在空中略做盘旋，7点43分，3U8633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的飞行跑道上。等待他们的，是几排闪着头灯的警车、救护车，和穿着粉色工作服的急救人员。

随着飞机一起下降的是乘客们提了许久的心。机舱里恢复了生气，有人大喊“平安啦”“得救了”。周诗鲤不停鼓掌。他由衷感谢飞机上的乘务人员，特别是那个一直和他隔着一道安全门的机长。

近百位乘客穿过一片狼藉的甬道，走下飞机，几位女士相拥而泣。高压氧舱里，一位乘客收到妈妈的短信：“儿子，到西藏没有?”他没有回复，也没有告诉她自己身处何地。

有人改乘11点的航班去往拉萨，周诗鲤没去，跑到吸烟室抽烟。等心情平复。他向领导请了假，准备住在成都朋友的家里。这段时间他都不会再坐飞机了。

他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没头没脑地讲完这段经历。妈妈没听明白，他没多解释，连声说“我爱你”。

经历这场事件后，周诗鲤特意在手机里敲了一篇备忘录。文中他写道：“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啊，现在我还依然活泼可爱的活着，就跟童话故事一样，飞行员同志是我的英雄。”

走下飞机后的刘传健接到了妻子邹函的电话。她看到新闻后，着急拨了过来，刘传健在电话这头只是简单回了一句：“飞机坏了，现在很忙。”

那一刻的他，如果抽空抬头看一看头，或许会更加确信：5月14日真是个好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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