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董启章孤读客vol.19_【保罗的口袋书店】

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小说《衣鱼简史》，一部更适合用粤语来读，来听的作品。...

朗读原文

Kenneth推着手推车，逐一拿取了心里的清单上列出的物品，包括：薯片四包、可乐六罐、大装曲奇雪糕一盒、一点五公升法国矿泉水三支、即冲咖啡一盒、杯面十个、垃圾胶袋一包、纸巾四盒、沐浴露一瓶、护发焗油一瓶、止痛丸一排。他还拿了一桶洗衣粉，但后来又放下。来到付款台前，他再在心里想了一遍，确定没缺漏了，便掏出钱包。这时，他才留意到超级市场里一直在播放着的音乐，那是一首有点印象的音乐，多半是他曾经想学习听点古典音乐的时期听过的，但他想不起乐曲的名目和作曲家的名字了。会是巴哈（巴赫）吗？有点像，但又不能肯定。乐曲已经到了中段渐渐变得扬昂的部分，提琴的合奏组成复杂而又和谐的层次，但当中又隐隐有仿佛不配调的地方。是刻意的吗？是比较不寻常的和声法吗？还是琴弦拉动时的一种边沿性的引导和联想？仿佛就只差那一点点，只差那一点点就要走调了，却非常巧妙地，危险地维持住音准和配应？他拿着钱包，呆在那里听着那天花板上传来的乐音，努力地搜索着记忆的暗角。然后他突然记起一点什么了。但那竟然是另一件事。他匆匆打开钱包，往夹层里翻，翻出一张不知藏在那里多少年的皱巴巴的卡片。那是老朋友的卡片。是五年了。他足足五年多没再见过朋友了。虽然他知道他住得不远。虽然五年来，他的钱包里也一直放着朋友那张皱巴巴的卡片。他站在那里，把卡片捏在指间，看了很久，好像在看一篇很长的文章，或者一种很深奥的文字。看完了，就好像完成了一件事。严肃地把它复又收回钱包夹层里去。他忽然很肯定，刚才在外面停车处遇见的那个保姆车上的女孩子，就是朋友的女儿了。一定是她！她也一定看见了我！但我却没有看见她！

文学怪谈

刚才大家听到的一段粤语读白是我的朋友孙樱榕帮忙录制的。与平时说话不同，录音里的她，声音听起来要有层次许多，像是一个人对着采音器，身体里就会蹦出许多相同面貌的小人来。当然这种层次也和粤语的九声六调有关，它音乐性很强，变化也多，许多部分停留在口语层面，也更抓耳，加之樱榕出乎意料般好听的节奏与吐纳，让这段文字的粤语效果比普通话读起来立体太多，也更具情绪。

录音之前樱榕问我，是按照原文的字句读呢，还是按照粤语的通俗语法读。一开始我还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直到她把音频发来，我对照着原文去听，才发现了个中的趣味。各位如果读着我附上的文字，会发现樱榕的读白中有些改动，也有些惯常的语缀，这样一来，文字中文学性的部分就会被消解掉，剩下的只有主人公平实干净的叙述语言，生动简易，也更贴近读者，不会造成生硬尴尬的经验距离。

所以我对方言写作总有着一种偏执的喜好，这里说的方言写作并不是指文本完全被方言占领，而是作家，出于可读性的考虑，在白话语境中，加入了些许独特的词用方法，使文字有一种微妙的陌生感，却不显得生疏。长久以来，我们习惯的方言多半是北方农村社会的，莫言的山东，阎连科或刘震云的河南，又或是李锐和曹乃谦的山西，这些北国的语言给读者带来的直观感触就是硬和糙，而硬与糙之中又含有饱满的生命力，如同高粱和小麦，一望千里，甚是壮观。所以相比之下，南方的语言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无论是早年间鲁迅的绍兴话，还是近日大火的金宇澄的上海话，多半令人觉得絮叨而又世故，总是转着弯的，不会落到实际，要么是小市民的闲言碎语，要么是买菜大妈斤斤计较的讨价还价。这种语言特点所带来对地域的固有偏见，曾长时间作用在我们的印象中，有时也会带来太多不好的影响和效果。然而值得说明的是，也正是这种语言性格的差异，直观地体现了各地文化生态的不同，而在这种不同生态下产生的文学，构成了今日中国文学蔚然大观的面貌。

述论批评

樱榕读白的这一段文字，

选自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小说《衣鱼简史》，

一部更适合用粤语来读，来听的作品。

香港的文化，是都市的文化，是精英与大众交汇的文化，也是西方与东方碰撞出的文化。与广州相比，它多了一些节奏，也多了些物质衡量的价值准则。而与深圳相比，它则显得更本土一些，即便外族人遍布三区，但仍摆脱不了其属于广东文化圈的特质。而其对本土语言的坚持，我想国内除了上海，无处可出其右。所以，这样的土地诞生出的文学，注定是不平凡的。

很有意思的是，香港本土文学的诞生，却是在近些年彻底实现的。之前几期我写过一篇关于香港作家西西的书评，读过其作品的读者可以发现，本土语言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而更多的，仿佛是一种西化的语言，其突出香港意识的部分，也多半是借由建筑或环境，是由外向内的，若这样的场景放在如今大陆的城市，也是可以成立的。而后来的李碧华或是倪匡又或是亦舒，我想他们的文字还是以吸引眼球为主，即便在老港心中那也是一段文艺复兴的光辉年月，但也总有些捉襟见肘。故我看来，香港本土文学的真正建立，基本归功于两个人，一是诗人也斯，一个就是小说家董启章了。

诗人也斯我这里按下不表，与台湾的痖弦相似，出于诗人对言语的精心栽培，方言被慢慢作为水分挤压出来，蒸发干净。也斯笔下的香港景象，多是一种文化氛围，有书生气，或者说，匠气重。而董启章，纯然一个香港人，典型香港知识分子的风格，不过要更低调，要更实在，将那些多少有些劣根的物质化市民精神丢得远远。

在大陆出版的长篇小说《体育时期》里，董启章写了一篇出版说明，其中一段话：“读者会发现，书中许多地方，特别是人物的对话和内心独白，预感可能有点奇怪。在这些地方，我保留了某些香港口语用词，而句式和语气也是广东话式的。至于完全用广东话的片段，则是由于非如此不可了。读者看下去就会明白。”这一段话作者明确地指出了自己创作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粤语，尤其是口语部分，当然作者在大陆出书也曾考虑过读者阅读的问题，于是多少还是做了修改，但总体不会造成太大损伤。

读白中的内容，是一段购物的描写，极其细致也极其精准。日常生活是董启章重要的写作来源，而对于这资源的处理，一般是借由事物的陈列和场景的复制，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每一件商品的描写，以及选择商品时细微的心理翻译，这些是无法虚构的，即便是出于作者的幻想，那么无数次购买经验也足以支撑起这创造出的真实。手里的商品，耳中的音乐，这些在阅读中都是真实可感的，因为本没有距离，也没有那些故弄玄虚的陌生感和多义化，有自我土壤的作家不需要玩弄技巧，只需要就地取材就好。对于董启章来说，悬念和转折的制造，无非是升华一下生活的意外，将那些坊间报内都可见到的小事细细处理，抛进文字即可。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个突然的动作，匆匆打开钱包，翻出一张旧友的卡片，转折构成，情节也不至于保持在购物的平淡状态中，读者的注意也自然集中在对于名片的思考上。

真正的天才哪里要什么处心积虑，

一切都是信手拈来。

在董启章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香港作家的一股倔劲儿。以同时代的黄碧云为例，为了写好关于监狱和犯罪的《烈佬传》，她亲自走访香港大小监狱，与在押犯对谈，或是走上街头，同那些地痞流氓，毒虫游民交流，为的是让文字更真实，也更震撼，即便那文本，和我们印象中港片的犯罪场景相差甚远。而董启章，在香港出版业虚假繁荣的现在，仍坚持严肃文学的写作，几乎无法以此谋生。为了写好一部《体育时期》，他几乎反复听椎名林檎的专辑和现场，为的就是把这受椎名音乐触发灵感的作品，写出椎名的味道。明明如此费力，读者也并非会认真揣度其意，可他仍坚持写，并反复声称自己只是个业余作家。

梁文道曾有一篇《全职作家的无业生活》，写出了身为作家的董启章的执拗与窘迫：

“这位全华文世界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作家，只要给他三十万，还真能用上几年。「我试过在一个月中旬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觉得不大保险，於是跑去按提款机，但却提不了款，原来我的户口只剩下五十多块了。」我和他一起计算了一下他的年度收入。就拿《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这本书来说吧，台湾出版（因为香港已没有出版社愿出长篇小说），所以版税不错，每本收取十元港币；又由于它「畅销」，卖了五千本左右，因此董启章今年大概可以赚到五万港币，差点就能保证是最低工资的水平了。”

文字如此香港，可精神却又这般超脱。当然这样的现象是不鼓励大面积出现的，只得寄希望于出版业的复兴亦或是作家待遇的相应提高吧。所以每当董启章的新作问世，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就买来，因为我认定，在这样创作环境下坚持的作家，其作品永远不会落入俗流。然而作家也自认，这样的创作，多少也是矛盾的，不仅仅是自身矛盾的生活处境，也有笔下香港不同文明碰撞间矛盾的现实，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作家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

读董启章的文字，亦或是听樱榕的粤语读白，我总想起去年在广州暂居的两个月，那时的生活，若仔细论来，像极了小说里的情节。在广州，下班时经常和樱榕穿梭老城大街小巷，找一家家食肆，大快朵颐或小酌几杯，有时听她同老板说起粤语，还会有时空错乱的幻念。然而广州的夜，与广州的语言相仿，有音乐感，有节奏感，明暗交错，新旧融汇，味觉和听觉，都缓缓苏醒解放，有时酒至夜深，出门凉风阵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