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从央行与财政部的互怼或能检视中国宏调政策的得与失

作为中国宏观调控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此番公开批评互怼也是从未有过的，尤其是金融和财政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相应对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也有很高的专业要求。...





路透中文新闻部 沈燕

近期中国央行官员一篇痛批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的文章引发市场轩然大波，其后明显为中国财政部代言、署名青尺的发文“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对央行官员的质询进行了回应。

打开谷歌，若以“央行与财政部互怼”为关键词，仅用0.37秒就可搜索出大约586,000条相关报导。各种报导和评论亦是铺天盖地。

作为中国宏观调控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此番公开批评互怼也是从未有过的，尤其是金融和财政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相应对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也有很高的专业要求。

尽管中国刚刚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依旧亮丽，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仍保持较快增长，但投资的回落以及诸多的不确性显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大，而刚刚开打的中美贸易战亦影响着市场预期，中国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的动荡难免会有传导效应并波及实体经济，也使得中国防风险重任只增不减。

中国上半年实现GDP同比增长6.8%，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元，同比增长10.6%。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1,592亿元，同比增长7.8%。

基于此种背景，央行与财政部的此番相互怒怼难免会被市场解读为：一方面要降杠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央行对资金水笼头的收放掌控难度越来越大，一旦经济下行压力加剧，风险点被刺破，央行需要先为货币政策背书之嫌。

周二在发改委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虽然没有记者提问发改委如何看待央行与财政部互怼的问题，但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一番“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当前，中国财政赤字率、政府负债率较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较高，企业负债率趋于下降，宏观调控有足够的空间和政策工具可用。”的表态就显得另有一番含意。

近日央行研究局局徐忠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直批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并坦言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思考财政问题，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门的立场。中国的财政部喜欢与美国财政部对比，强调自己的权利太小。

“实际上，美国财政部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至少相当于我国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三者之和。中国的财政体制脱胎于计划体制，财政政策制定实际是分散在多个部门，各部门往往从自身立场出发制定政策，公共财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徐忠称。

若抛开部门间争权夺利的狭隘利益之争，通过央行与财政部之间的相互回应能够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间的不协调放在枱面作为学术问题探讨，并由此检视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得与失，对后续的政策制订以及推进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则不失为一件好事。

尤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已从物质匮乏时代步入产能过剩阶段，平衡生产发展与民生诉求显然是对公共财政政策的新要求，从财政部与央行的互怼中不难看出，很多的矛盾结点更多集中在现行体制与管理机制，政策制订更多体现的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导致矛盾和风险点的日积极月累，而在民生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项是，政策的着力点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为了回应央行对财政政策的质疑，财政部财科院院长刘尚希近日亦撰万字长文“财税体制怎么改？”

文章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突出体现财政在公共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我们所面临的公共风险不能从哪一个领域的风险孤立地看，特别是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之间是相互转化和相互穿透的。由于各种风险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且常相生相克，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公共风险，提升化解公共风险的能力。

文章提到，处理好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推动财政改革应该在动态中处理好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涉及发展和稳定、短期和长期、利益与风险等重大问题。

当前，容易出现两个误区：一个是过分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忽视民生问题的解决，陷入为发展而发展的误区，偏离了本原的目标；另一个是过分强调改善民生的力度和时限，把促进发展的必要资源过多地用于当下民生问题的解决，陷入杀鸡取卵的误区。一旦落入这两个误区当中，就无法处理好民生与发展的关系，就会产生另一种公共风险：既不能实现良性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持续改善民生，从而背离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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