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外婆」改成「姥姥」让南方人很不高兴？丨语言学午餐

双层语言（Diglossia）的故事...





这两天，“姥姥”和“外婆”两个词同时火了，一直火到我们的后台留言区。

起因是，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打碗碗花”，原作品的“外婆”全部改成了“姥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对类似问题（并非对教材课文）的回答曝光后，无疑是火上浇油——

这个答复有三点，暗含三种意思——

第一：查了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上面写着“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外婆”是方言词汇；

第二：上海教委回复的并不是“打碗碗花”这篇课文，而是《寒假生活》中的内容。虽然看不到提问，我们大概可以猜到，是某位家长对《寒假生活》里使用“姥姥”而不是“外婆”一词表示不满。

这样看来，上海教委的答复并无过失。了解祖国各地对外祖母的称呼，的确可以开拓学生眼界，不至于像午餐君那样，第一次听到辽宁的朋友说“我要做一壶水”时脸上满是问号；第三：上海是多元化城市，应当允许“姥姥”和“外婆”两种说法并存。

正是上海教委的第一个回答，惹恼了不少人。

为了不妄下雌黄，午餐君翻出《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查阅到——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782、1336页——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792、1338页——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并未提及“姥姥”和“外婆”作为外祖母的意思时，哪个是普通话词汇，哪个是方言。

《现代汉语词典》却特别指出，“外婆”是方言词汇，“姥姥”则不算。这种做法，恕不能认同。

事实上，近代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外祖母有三种称谓，王玲玲（2014）整理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老舍作品和王朔作品中的外祖母词汇使用情况，得出下面这张表——

北京人老舍在他的作品里更喜欢用“外婆”这一在南方更常见的称谓，王玲玲据此猜测，老舍为了让他的作品更贴近多数读者的习惯，使用了分布更广的“外婆”，因为“外婆”在南北方言中均有分布。

我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上海教材编者的心理——把课文里的外婆改成“姥姥”，上海的小朋友就知道：哦，原来外婆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姥姥。

无论是老舍，还是我想象中的教材编者，都对祖国其他地区的文化饱含深情，是以要让祖国这半边的人知道外祖母的又一种叫法。

吃瓜群众可不买账，甚至有南方网友痛斥“姥姥”太土，没有“外婆”文雅，修改教材的做法是对上海话“赶尽杀绝”。



那不禁要问：为什么南方人（尤其是上海人）如此生气？

加拿大语言学家Thomas Ricento指出，在社会上语言总会有不同层级，从低到高。这种层级往往由当政者或者媒体强行加诸于社会，高层的语言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个地区的母语。

如果把上海看做一个语言社区，由于官方的规定，在这个社区里普通话是高层语体（high variety），上海话是低层语体（low variety）——在小卖部、家庭生活里，上海人喜欢讲上海话；在大型购物场所、政府办事机构、课堂里，人们大部分时候需要讲普通话。

不要忘了，现代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确定的，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还从不同方言吸收词汇。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并不可取——“姥姥”和“外婆”一个是北方方言词汇，一个主要是南方方言词汇，但是它们都已经进入了普通话词汇，且没有孰优孰劣。声称“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外婆”是方言词汇，无疑是强行把上海（或南方）本地用词划归到低层语体，网友的种种不满，实质上是对这种以非本地语言为尊的行为的愤懑。

这种非本地方言成为标准语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社会语言学家把它叫做双层语言（Diglossia）现象。



来源：https://www.cloudedcat.com/blog/2018/4/27/diglossia-language-change-standardization

中世纪的英国便存在着明显的“双层语言”现象。1066年，英国被法国的诺曼底公国征服，征服者所讲的盎格鲁-诺曼语逐渐成为“高层语体”，英语则慢慢成了“低层语体”，即使在现代英语诞生以后，学术用词和普通用词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比如很多食物的词语既有由法语派生的也有来自日尔曼语的——pork和swine、beef和cow等等。



语言学家Charles A. Ferguson这样定义双层语言——

双层语言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语言环境，除了语言的主要方言（可能包括标准或区域标准）以外，还有一种非常不同的、高度编纂的（通常语法上更复杂的）叠加变体，一个大型的、受人尊敬的文学团体，无论是早期还是另一个言语社区，大部分都是通过正规教育学到的，大多数用于书面和正式演说场合，但没有被这个语言社区的任何部分用于一般对话。

仍以上海为例，上海人有自己的方言用词甚至是独特的句法结构，上海作家叶辛、王安忆等人却需要用现代普通话的词汇句法来创作文学作品，如果他们改用上海方言写作，可能会受到冷落甚至是批评。

文字创作的语言选择跟学校教育密不可分。过去几十年普通话推广力度极大，在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一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只准讲普通话，否则会被扣小红花、请家长。





这种推广方式会不会让方言衰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回答。

游汝杰（2006）就给出一份“上海学生上海话语言能力调查数据表”，结论是，上海幼儿园小班、小学一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一、高一和大学一年级学生里上海话说得好的比例很高，依次为：20%、59%、74%、83%、91%和100%。我对最后的那个100%持怀疑态度。

网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张图——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吴语区年轻人能够熟练使用方言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不过这项研究目前查不到样本量和准确数据，对其结果我也存疑。

语言学家Ferguson观察到，一旦说话人对高层语体掌握熟练之后，通常会避免用低层语体和外国人交流，甚至会否认低层语体的存在，即使这种语体是他们与亲戚和朋友正常交流的唯一工具。

我有个表弟受到学校教育的影响，认为方言不够高大上，家人亲戚跟他说方言，他却只说普通话，父母拿他没有办法——谁让他做的是“正确”的事呢？

总之，方言是普通话的养分，为普通话提供多彩多样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让它充满生命力。我们应该尊重每一种方言，让“姥姥”和“外婆”在小学课本里、还有日常生活中并存。



参考文献

Ferguson, C. A. (1959). Diglossia. Word, 15(2), 325-340.

Ricento, T. (2012). Political economy and English as a‘global’language. Critical Multilingualism Studies, 1(1), 31-56.

Diglossia. Retrieved on 22 June 2018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lossia

曹志耘（2008），《汉语方言地图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玲玲（2014），“外祖母”称谓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46（2）：63-67。

游汝杰（2006），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修辞学习》6：1-8。

俞敏（1999），亲属称谓的扩大和转移，《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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