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一年好景，古人诗词话重阳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
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
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
与客携壶上翠微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苏轼《定风波·重阳》
这一年，苏轼客居黄州已整整两载，流放之罪官，常有衣食之忧。他在一首诗序里记录到：“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一位故人在黄州东门之外为其谋得数十亩“茨棘瓦砾”的荒地，苏轼亲自开垦，种粮自食，命之为“东坡”。
从此，“东坡居士”成为苏轼的别号，“苏轼”也正式蝶变为“苏东坡”。
也正是在这一年的重阳节，苏东坡在简陋的酒席上，举觞对客，填词一阕：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虽是宋词，却有唐人风味，为何？因为这是东坡从唐诗随手改来的。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此诗是晚唐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写于大唐会昌五年（845）的重阳节。
那一天，杜牧尚在池州刺史任上，诗人张祜来拜访，二人是同病相怜——都是党争牵连、怀才不遇的迁客。杜牧曾是牛僧孺掌书记，一度擢升监察御史，后却屡屡外放；张祜也是失意之人，其三百首诗作曾获皇帝御览，却不得一官，只好以处士自况，流落淮南。杜牧对其一见如故，曾写诗赠他：“何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两个流落他乡的诗人，在重阳节相聚，在江边痛饮，登高望远，菊花满头，相逢一笑——从诗意来看，这笑容应是借酒浇愁的苦笑吧？
宋朝士大夫普遍喜欢在宴会上戴花，欧阳修“戴花持酒祝东风”（《鹤冲天》），黄庭坚“醉里簪花倒着冠”（《鹧鸪天》），辛弃疾“插花走马醉千钟”（《定风波·暮春漫兴》），都是宋朝士大夫头戴鲜花、手持酒杯的写照。
这种活动不同于唐朝官员“宫廷赐花”的朝堂礼制，而是士大夫私生活的约定俗成。如果这般现象出现在礼法森严的明清二朝，是一定会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举的。
待到重阳佳节，宋人更是簪菊成风，如范成大“看了十分秋月，重阳更插黄花”（《朝中措》）。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回忆南宋宫中在重阳节的前一天，就要提前准备一万株菊花，以备重阳簪花之用，“禁中例于八日作重九排当，于庆端殿分列万菊，灿然眩眼，且点菊灯，略如元夕。”临安的重阳节，百姓们也会头戴菊花，畅饮新酿美酒。
苏词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牛山沾衣”的典故。《韩诗外传》记曰：“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古代君王很少暴露自己内心软弱的一面，但齐景公作为大国之君，在登高望远时能够坦白自己对死亡的恐惧，的确难能可贵。虽然后世也有嘲笑他的，如李白“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古风》）。但大多数人对此流露出尊重和同情，毕竟在死神面前，人类都是同样脆弱如芦苇。
杜牧写下这首重阳诗的时候，想起了在牛山沾衣的齐景公早已化为黄土，帝王将相尚且如此，何况是自己与张公子这样的失路之人？
相比而言，苏东坡把它随意涂抹，填作宋词，却有了几分戏谑的旷达味道。比起唐诗的一本正经，宋词的字节更为灵动，似乎消解了生死话题的严肃与无解。
特别是最后一句，苏东坡不动声色地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改成“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似乎把那种对人生易老、生命有时的无奈，化成了看透世事却又乐观待之的清澈洞明。
重阳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祈求长寿的节日。魏晋人所作《西京杂记》中记载西汉民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虽《西京杂记》所记未必是汉人风俗，然可印证最迟在魏晋时代，九月九日即为一个与长寿有关的日子了。
魏晋时代人们对于生命长短的体悟开始深切，一方面追求生命的长度，即使是嵇康这样的高士，也“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与山巨源绝交书》）；另一方面又恐惧于生命的无常，如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所悲叹：“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嵇、石二人虽人生道路迥然不同，其命运却皆未得善终。
相比而言，出身贵公子的曹丕曾在重阳节送给书法家钟繇几束菊花，并写下《九日与钟繇书》，开头便解释了重阳寓意：“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从中可知，由于“九”与“久”的谐音，九月九日被视为一个“宜于长久”的吉利日子，在这一天饮用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即使是曹丕也未能免俗，赠友菊花作重阳下酒之用，“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所谓菊花酒，并非简单拿菊花泡酒，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所载“以九月九日日未出前，收水九斗，浸曲九斗”可知，在重阳节黎明时分，人们便采摘含苞待放的菊花，掺杂在黍米中浸曲酿制，直到次年重阳“瓮满好熟，然后押出，香美势力，倍胜常酒”，才能酿成真正的重阳菊花酒。一年的春夏秋冬、悲欢离合都浓缩在菊花酒中。
花开花落，酒醉酒醒。
何人送酒？重阳药市
向此际，寒云满目空搔首。何人送酒？
——秦观《摸鱼儿·重九》
于是，他“凝思久，向此际，寒云满目空搔首。何人送酒？但一曲溪流，数枝野菊，自把唾壶叩”。重阳佳节，秦少游却独缺一壶酒。
在这首《摸鱼儿·重九》的下阕，秦观陷入对人生的沉思，进而感慨：“休株守，尘世难逢笑口，青春过了难又。一年好景真须记，橘绿橙黄时候。君念否？最可惜，霜天闲却传杯手。鸥朋鹭友。聊摘取茱萸，殷勤插鬓，香雾满衫袖。”
其中，那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脍炙人口，然而这原是苏东坡在杭州写的《赠刘景文》里的名句，少游借用于此，或许是在重阳时节遥念恩师？
这首词最能触动人心的，或许还是上阕里那句“向此际，寒云满目空搔首。何人送酒？”松樵读到这句时，第一反应是想起了“出门搔白首”的“诗圣”杜甫。
秦观在文学史上的形象颇显羸弱，“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踏莎行》），疑似潦倒迷茫的文艺青年。其实不然，秦观自言：“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晋唐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可见，秦观的平生之志是要平定辽国、西夏，恢复汉唐旧疆。他并非大言谈兵，而是和他的老师苏东坡一样，写了很多有见地的策论。
精研宋代文史的朱东润先生阅读秦观诗词文集，眼光独到，留意到了秦观的策论：“余于少游之书，尤喜读进策三十篇，观其所得，盖导源于东坡，所见甚卓。此真充国之遗计，破敌之上策。当时诸人，盖无有出其右者。”（《淮海集校注》序）朱先生可谓是秦少游千载之下的知己。
然而，在秦观的时代，除了苏东坡等二三子外，世人都是拿他当一个寒酸词人看待。秦观也沿着苏东坡的道路，在南方向着更南的方向流放。在重阳日，他并不一定缺酒，缺的是白衣送酒的太守苏东坡。
他或许回忆第一次见到东坡的场景：“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
很多年以后，南宋锦官城，一个不缺酒的人，在重阳节喝醉。“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陆游《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这首《汉宫春》是陆游的真情流露之作，在万人如海的闹市，独自欹帽垂鞭，流涕尊前。放翁自己交待此词写于“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那就是孝宗乾道九年（1173），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刚刚从陕西南郑前线调回成都，担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这是个有衔无事的官职，“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登塔》），陆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戎马生涯自此终结，五十岁的他从此自号“放翁”。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这一年的重阳节，陆游漫步于繁华似锦的成都重阳药市，在万人如海之中，看花开富贵，听歌声曼妙，却闻歌感旧，回忆起南郑军中岁月，突然情绪崩溃，很快喝醉了。
初读这首词的时候，很不理解的一点是，所谓“重阳药市”，顾名思义是重阳节期间卖药材的市场，在药材市场怎么会逛着逛着就喝醉呢？
直到读到一则史料，松樵才豁然开朗。宋人庄绰《鸡肋编》中记载了成都重阳药市：“至重九药市，于谯门外至玉局化五门，设肆以货百药，犀麝之类皆堆积。府尹、监司皆步行以阅。又于五门以下设大尊，容数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饮。如是者五日。”
原来，重阳药市上除了堆积如山的中药材，还在街上多处放置了几个巨大无比的酒缸，供人随意畅饮五日。于是，“诗情将略”的陆放翁得以在重阳药市一醉方休。
此外，陆游词中的“欹帽垂鞭”似乎也是大有深意。“欹帽”即歪戴帽子，暗合“参军落帽”的典故。《晋书·孟嘉传》载：“（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地，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连叹。”在南朝的某个重阳节，征西将军桓温宴请幕府中人，大家都身着正装，头戴官帽，突然一阵风吹来，刮跑了参军孟嘉的帽子，这在当时算是失仪，然而孟嘉很淡定地去上厕所。桓温让座上一位名士当场挥笔写文嘲笑他，还将文章置其座位之上，结果孟嘉回座后从容挥毫作答，文采风流，举座叹服。
于是，这个段子也成为重阳佳话，在重阳诗词之中屡屡出现。有的化用巧妙，如东坡的“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桓温身为南朝枭雄，半生致力于北伐中原，孟嘉在其幕府之中参赞军事。陆游也是刚刚卸任幕府参军的官职，也许这个前任参军歪戴帽子，或是有所寄托吧。
这一点，似乎从陆游的忘年之交、同样致力恢复中原的辛弃疾身上找到佐证。某个重阳日，稼轩写下“龙山何处，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辛弃疾《念奴娇·重九席上》）。
可惜，那一年的成都重阳药市，无人知晓这个烂醉如泥的老翁有着怎样的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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