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篇论文变“404” ,女教授:自己撤的,以前的论文都是垃圾!南大回应→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知名青年“长江学者”梁某这两天成为舆论的焦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
知名青年“长江学者”梁某
这两天成为舆论的焦点
该教授早先年用中文发表的
120多篇期刊论文
陆续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
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消失”
那些期刊官网上
对应页码处均已无法查看
一家学术平台上仍能检索到论文条目
但页面显示的是“404”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

该学者早年的论文涉嫌抄袭、

一稿多发等学术不端行为
中青报记者比对论文时发现,其中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

例如,梁某2002年发表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趋势及其比较》,是厦门大学陈振明2001年的论文《转变中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及其比较》的缩减版,只有极少数句子有说法上的差别。

这些学术上的污点,随着那些论文的删除,都被从数据库里暂时抹掉了。





梁某的一些论文与别人的论文存在大面积雷同。
39岁的“长江学者”,

“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

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
从学术头衔来看,39岁的梁某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是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计划等多个人才支持计划的入选者。从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苏州大学和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并于2009年起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

论著是一位学者成长路上的重要垫脚石。那些如今无法检索的论文,曾帮助梁某申请学位、获得研究经费、入选各项人才计划。

用她一位同事的话说,她“几乎拿到了所有她那个年龄文科教授能够拿到的头衔”。
梁某回应:

“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据该教授本人称,这些论文是自己主动联系期刊申请撤稿的,原因是感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

得知梁某撤稿的情况后,时任南大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曾与她交流过。他向记者回忆,几年前,梁莹能连续发英文论文后,对发表中文文章就有些不屑。所以面对周晓虹的询问,她回答称自己以前的文章“都是垃圾”“不能代表我的水平”,所以拿掉了。

而10月23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梁某承认自己的一些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她表示,上述情况只在自己学术生涯最早期,即2005年以前出现。当时她刚读研究生,学术刚入门,不懂规范,所以存在这样的情况。

关于一稿多投,梁某解释说,当时期刊即使不接收论文也不会给回复,所以等一段时间还没有下文,她会将论文修改后另外投稿。

梁某说,强调学术规范是2005年开始的,“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那么多,人人都有问题了。”

她说,没有人会追究早年的事情,不希望早年的错误影响自己的前途。自己从最开始什么都不懂到现在能在顶级英文刊物发表论文,“我这条路有多难你知道吗?”
南大回应:成立调查组调查
小观收到了一篇高校教师的评论
高校教师来论:

当“长江学者”的论文成了“404”

板子该打给谁?
目前高校的评价体系,

总体依然是“重量不重质”
事实上,在我国高校学术圈,已经形成了以“核心期刊论文发表”为筛选标准的用人、晋升体制。这一体制不能说没有其合理性,通过制定论文发表的期刊级别和分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分别论文质量高低的问题。但目前高校的评价体系,总体依然是“重量不重质”。

在国内博士研究生教育逐渐扩张,海外留学归国研究人员日趋增多的情况下,高校晋升机会越来越紧张,一些国内一流高校也开始学习国外“非升即走”的晋升制度,设定了核心期刊论文发表的“最低下限”。在这一“最低下限”的刺激下,大部分青年学者要想留住饭碗,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论文生产力。在确保论文数量达到领先地位的前提下,再来考虑更高质量的代表作。

如果把论文写作也视为一种生产,那么青年学者生产一篇研究论文,从选题到研究再到写作再到发表,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尤其是CSSCI、SSCI、SCI中的一些重要期刊,发表周期往往都要一年甚至更久。

这也是为什么当大家看到这位39岁就评上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的教授,已经发表了120多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0多篇SSCI、SCI论文的成果后,除了佩服,更多是惊讶,惊讶于其如何能做到一年发表二十来篇论文的速度。

尽管这位教授“高产”得实在有点太不正常,但论文产出数量相对偏高的学者,还是不乏其人。这也从侧面暴露了目前青年学者的研究生态——为了在数量上超越同辈,研究质量上显然很难做到专注和打磨。

“一稿多投”“一稿多发”的情况在学术圈经常出现。对于青年学者而言,与重要期刊的主编、编辑搞好关系,所带来的“实际效益”远高于在课堂上专注教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青年学者(甚至资深教授)越来越轻视本科生教学——哪怕这本该是他们的首要职责。
而这样的导向,

也让一些学者敢于铤而走险
2014年,北大历史学博士于艳茹被《国际新闻界》期刊通报其发表在该杂志的论文大段翻译国外期刊原文。这种“以译代抄”的新抄袭手法最近几年也开始被某些国内学者效仿。2018年,暨南大学博士生熊某某也同样采取翻译方式,抄袭国外学术会议未发表论文……近年高校频频爆出学术不端事件,与这种生态不无关系。

然而,空乏指责个体的学术道德和人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论文高产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学术期刊论文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奇低。大部分国内CSSCI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过是废纸一张,并没有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反倒是在这种论文发表的规则之下,养活了一个庞大的论文代写、发表产业。在这样的“学术工业”环境中,出现抄袭等学术不端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
多部门发表的这个通知

释放了什么信号
就在近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在通知中,“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同时要“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这一文件发布后,很多学者都表示支持,说明学术圈已经对目前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产生不满。但也有人质疑,如果不再以论文作为晋升标准,如何科学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如何评价成果的质量、影响?

解决“唯论文”这样一个沉疴已久的问题,不可能一步达成。但多部门联合重视这一问题,显然是一个信号。要在鼓励优质论文发表,遏制垃圾论文生产的思路下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制定高校的评价体系,开展“双盲”评审,专家联合复审,鼓励第三方学术监督。除此之外,期刊论文产业也应该进行清理规范。

至关重要的是,只有高校评价体系在源头上停止“揠苗助长”,给中青年学者沉下心来做精品研究的学术生态,这条利益链上的环环相扣才能最终被打破,中国的学术研究才不会沦为“A4纸印刷”。当每个人都不再那么注重数量时,质量自然会有一套评价体系逐渐生成。

本文综合自:中国青年报、上观新闻

相关作者:王嘉兴、澄怀

微信编辑: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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