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00后少年溥仪如何玩转故宫

 

“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溥仪生于1906年2月7日,是正宗的00后,上个世纪的00后。

1908年11月13日傍晚, 3岁的溥仪离开了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入宫第一次见到了慈禧太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称,“我记得那时自己忽然处在许多陌生人中间,在我面前有一个阴森森的帏帐,里面露出一张丑得要命的瘦脸——这就是慈禧。据说我一看见慈禧,立刻嚎啕大哭,浑身哆嗦不住。”

溥仪入宫次日(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入宫第三天,慈禧病逝;12月2日,溥仪在紫禁城太和殿即位。

从1908年11月13日入宫,到1924年11月5日在鹿钟麟的炮口下被逼出宫,溥仪在紫禁城中总共呆了16年。

《末代皇帝》电影剧照


3岁入宫,19岁出宫,在紫禁城里,溥仪度过了他的童年与少年时光。

这16年,无论就整个中国,还是紫禁城而言,都是天翻地覆的16年,大清朝变成了中华民国,帝制转为共和制,生活方式渐而“现代化”,西洋舶来品更大规模的进入紫禁城……一名站在传统与现代门槛上的00后少年如何面对500年历史的紫禁城,与2000多年历史的帝制余晖?

以溥仪一生的政治经历来看,溥仪很难说有什么政治天赋,可能因为始终未掌握实权,政治理念更无从说起,革新或守旧,激进或保守,都不太有什么展示机会。但是,就紫禁城这方溥仪可以说得算的天地而言,溥仪却更像是一个紫禁城的革新者,让我们看到了紫禁城主宰者对新生文化的渴望,看到了他改造紫禁城与传统生活的一次次尝试。
学英文


1919年3月4日,14岁的溥仪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在此之前,溥仪也并不是对国外两眼一抹黑,他的师傅陈宝琛曾去过南洋,见过外国人,给溥仪教过一些世界知识。

溥仪在紫禁城专用课本,由英国人庄士敦所教授指导。


庄士敦是溥仪的英文教师,但教的远远不止英文。溥仪曾回忆称:“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

学英文给溥仪最大的改变是,他开始迷恋上了英文名字。溥仪让庄士敦给自己以及弟妹后妃们起了一堆英文名字,溥仪叫亨利,皇后婉容叫伊莉莎白。更有趣的是,溥仪学会了这个时代外企那种中英文夹杂着的说话方式,整天拿出来“操练“:“威廉姆(溥杰),快给我把Pencil削好,……好,放在desk上!”  “阿瑟(溥佳),today下晌叫莉莉(溥仪三妹)他们来,hear外国军乐!”

溥仪的双语说的分外得意,据说听得陈宝琛皱眉闭目,“像酸倒了牙齿似的”。

溥仪大婚时,他还按庄士敦的意思在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亲自用英文向外宾们致了谢词。
穿西装


溥仪很喜欢看庄士敦带给他的西方画报,他甚至由此知道了飞机坦克。庄士敦曾带给溥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的画报,给溥仪讲解,“坦克有什么作用,飞机是哪国的好,协约国军队怎样的勇敢”。溥仪回忆称,“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化学糖果和茶会上的礼节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还是深深印进了我的心底”。
穿西装的溥仪
但溥仪一度最喜欢看的竟然是画报上的广告。溥仪经常命令内务府定购画报上那样的洋犬和钻石,买西式家具,在养心殿装设地板,把紫檀木装铜活的炕几换成了抹着洋漆、装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宫廷里的陈设弄得不中不西。

溥仪甚至穿上了西装。15岁那年,也就是1920年,溥仪决心完全按照庄士敦的穿衣打扮来改变自己,让叫太监到街上给我买了很多套西装。溥仪回忆称:“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领带像绳子似地系在领子的外面。当我这样的走进了毓庆宫,叫他看见了的时候,他简直气得发了抖,叫我赶快回去换下来”。

第二天,庄士敦带来了裁缝给溥仪量尺寸,并颇具哲学家意味的告诉溥仪, “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装,还是穿原来的袍褂好”。

一节多么好的西学课啊。

事实上,庄士敦也的确不认为,抛弃龙袍穿上西装就是溥仪的“出路”。大婚那天,溥仪回到养心殿后,脱下龙袍,换了一身西式打扮,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带着外国朋友们来的庄士敦看见后“立刻脸上涨得通红”,他的那些大使一类的外国朋友们也露出了让溥仪大惑不解的失望表情。

庄士敦后来气急败坏地对溥仪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溥仪与皇后婉容合照


从《我的前半生》来看,溥仪似乎并没有充分领会庄士敦们的失望。庄士敦大概意思是,在大婚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溥仪作为中国皇帝就应该遵照皇家传统穿上中式服装,尽可能的履行传统责任。溥仪平日里大可以无比爱好西方生活方式,但在特殊日子里,还是要遵从传统之美,否则,就连外国人也看不起你。

庄士敦当然不是想让溥仪变成“传统的奴隶”,在确实需要“革新”的地方他也表现得很激进。比如在戴眼镜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就与穿西服截然不同。溥仪15岁时,也就是开始穿西服那一年,庄士敦发现溥仪可能近视,就建议请个外国眼科医生来检验一下,如果确实的话,就给溥仪配眼镜。这一提议一度让紫禁城炸开了锅,“皇上的眼珠子还能叫外国人看?”从太妃起全都不答应,后来在庄士敦的游说之下,再加上溥仪的再三坚持,这才解决。
装电话


不仅是戴眼镜,关于在紫禁城里装电话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溥仪听说父亲载沣家装了电话,就随口让内务府在养心殿里也安上一个。谁料内务府大臣绍英听了溥仪的吩咐后,当即脸上变了色。

第二天,师傅们一齐向溥仪“施压”称,“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

溥仪也用祖宗怼了回去, “宫里的自鸣钟、洋琴、电灯,都是西洋玩艺,祖制里没有过,不是祖宗也用了吗?”

内务府被迫安上电话后,溥仪打了一通很著名的电话。溥仪子电话本上找到了胡适家的电话,打了过去,正是胡适本人接电话: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逗乐之余,溥仪还随口邀请胡适到宫里来给他看看长啥样。

谁知道,胡适在向庄士敦求证过以后,特别是确认不用磕头之后,还真来了,“觐见”了二十分钟。溥仪问胡适白话文有什么用,说自己想做个“有为的青年”,胡适听后赞叹不已“皇上真是开明,皇上用功读书,前途有望,前途有望!”

最有趣的是,胡适后来竟给庄士敦写了一封颇有些“遗老”味道的信,“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自行车


溥仪大婚时,溥佳送给皇上的“结婚礼物”是一辆自行车,这也是溥仪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据溥佳回忆,“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

溥仪一接触自行车就成了发烧友,白天骑,晚上骑,据说睡觉喊的梦话都是骑车,还教婉容学会了骑车;还命内务府花重金去买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常骑的就有20多辆,有英国双枪牌、三枪牌、帽牌,德国蓝牌,法国雁牌等各种大小不同的款式,现在故宫博物里还收藏着双枪牌这款车。

为了在宫中自行车方便,溥仪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当时宫中的大臣和太妃们认为锯门槛会破坏宫廷的风水,极力阻止溥仪的决定,但最终还是被锯掉了不下二三十处。

资料照片:骑自行车的溥仪
遣送太监


眼见紫禁城内偷盗横行,还都是监守自盗,18岁的溥仪决定要做一次大手术。内盗之猖獗,据说大婚刚结束,由珍珠玉翠装嵌的皇后凤冠上的全部珍宝,竟整个被换成了赝品。

紫禁城西北角坐落着建福宫及花园,这本是乾隆为自己的退休时光所特意修的。乾隆去世后,嘉庆为表孝心,将乾隆生前最喜欢的宝物全部封存在建福官一带的库房。这也是当时紫禁城里收藏宝物最多的地方。

而溥仪的整顿方案是,先从建福宫入手,清点宝物的被盗情况。谁知道,清点刚开始,建福宫便在1923年6月27日晚发生火灾,烧成了一片焦土,仅内务府的糊涂账统计,就说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

建福宫大火之后,认定是太监放火灭迹的溥仪决定对紫禁城实行休克式疗法:除了太妃身边的少数太监之外,其他全部遣散。在溥仪手中,彻底终结了比皇权时间还要漫长的中国太监制度。

自此,建福宫花园就沉睡在瓦砾之下长达80年之久,直到2006年建福宫复建竣工。
复建的建福宫
年轻人的大IP
一个世纪后,今年10月22日,皓月当空,还是建福宫花园,以故宫馆藏名画为题材创作的音乐在这里举办分享会,古代画作与当代音乐在这里交汇相融。



作品来自故宫博物院与腾讯联合举办的Next idea音乐创新大赛,以青年创意让“古画唱歌”,年将18岁的少年易烊千玺以一首《丹青千里》,再现18岁宋代天才王希孟的旷世巨作《千里江山图》。而18岁的溥仪呢,他在1923年的建福宫踌躇满志,梦想用宫廷的革新,守住祖先留下的浩瀚遗产。

零零后少年溥仪身上有传统的一面,他很难走出时代对他的设定——帝制框架下的真龙天子,他不得不遵从很多古老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溥仪尽力的用他那个“开放”时代所掌握的一切信息,让外界的新鲜事物走进紫禁城,学英语、装电话、打网球、骑自行车,去刷新自己的生活,改造被时间锁住的紫禁城。

当然,对于一名十几岁的零零后少年而言,溥仪首先关注的是,在新技术新玩意的催化之下,要让伟大但却被单调的紫禁城变得好玩起来。



而在这个时代,紫禁城已成为了故宫,故宫已成为了网红,在这个时代的零零后与九零后眼中,故宫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这三年来,故宫与腾讯进行了深入合作,在互联网新兴科技和数字文化的加持下,故宫这个国人心中无可比拟的大IP,越来越深入年轻人之中,社交、游戏、音乐、动漫、青年创新赛事,甚至是博物馆数字化,让“腾讯+故宫“成为了传统文化破壁的典范,不仅让六百年的故宫收获了万千年轻一代的拥趸,还让年轻一代的创意与激情赋予故宫以全新的活力。当然,这种革新远比溥仪锯门槛要来得高明得多,在不破坏传统的前提下,科技可以想出一百种一马平川的办法。

溥仪获释后曾重游故宫,他曾动情的说道,“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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