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三大运营商高管纷纷跳槽虚商民企 基层员工们集体抱怨被指标压趴下了

 

最担心的便是同城的互联网大佬,直接举着“double”(双倍)的牌子到公司门口“赤裸裸”地挖人……...



没想到运营商在人才管理方面,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人才流失严重这一问题亟待解决。下面这篇文章从运营商不同层面分析了人才出走原因,引人深思!

全文如下:

 

谁也没有想到,一向是“金饽饽”的电信运营商竟然开始头疼“人”的问题。今年初开始,“中高层”“跳槽”等字眼便不断与运营商绑在了一起,进入8月,“中移动裁员30万”的消息又让人眼皮一跳,曾经苦心招罗来的精英人才,如今已成了民营企业眼中的“肥肉”,而劳动派遣法规的底线,又让运营商们不得不“壮士扼腕”。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电信运营商,终于要直面这样的问题:有没有最合适的人,可以陪企业一起走下去。

中高端人才出走成潮

“即使要跳槽,也不会再回去了。”面对目前还不见起色的转售业务,某虚拟运营商负责人王海(化名)对记者坦言,将来仍然会坚持在民营企业谋事,而不会选择回到体制内。

2014年初,几家虚拟运营商便委托猎头从传统运营商省级公司市场部、数据部,“挖”负责套餐设计、品牌搭建的操刀手,王海便在这个时候从联通来到了现在这家转售企业。让他感触最深的是,虽然虚拟运营商负责套餐、品牌搭建的整个部门一共只有二十余人,但他却能真正感受到话语权和责任,不用每天再整理华而不实的PPT,而是能够带领团队制作一个新的套餐与品牌,“最终的品牌和方案可能比不了沃、动感地带等,但毕竟能真正投入精力去做事,这在联通是做了十多年都没想到的。”

中国联通市场部总经理周友盟、中国联通客户部产品处处长吕保平、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刘诚明、中国联通高管和重要骨干王永刚、林剑峰,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宋宏生、中国移动广东终端分公司总经理潘志勇……这串长长的名单便是上半年来不断从传统电信运营商出走的中高管理层,对他们而言,除了去虚拟运营商谋求一份事业外,更多还是解决“中年之惑”。

“传统运营商里面升职很难,从二级部门经理升至一级部门总经理需要七八年之久。但到了虚拟运营商之后,直接就是公司副总裁、总监级别,有了实际的话语权与责任感,年薪也比之前涨了50~60%。对我们这样的中年人来说,在运营商里面要熬十几年还不一定见希望的事业和待遇,到民企全部解决了。”王海说道。

“我们做过一个回访,大多数从运营商跳槽出去的人才,即便在转售企业做得不如意,也会选择另外的民营企业,而不会再回到传统运营商。”Offercome合伙人魏小康对记者表示,此前,他们曾受多家虚拟运营商委托,为其从基础运营商挖去大量负责套餐、品牌搭建的中层骨干人才。

运营商降薪对手挖人“凶猛”

除了民营企业的活力让这些运营商的中层骨干找到“打破天花板”的感觉外,原先被看做是“收入高、福利好”的央企,这几年,优势已经很难显现。

移动的好日子在慢慢过去。广东移动,中国移动集团的领头羊,2005年前,原总经理李刚主政期间,广东移动的收入一度占中国移动集团的三分之一,用户占五分之一。但到了2012年,广东移动的收入和净利润分别在中国移动总盘子中占14.47%和18.42%,增长放缓趋势非常明显。

与公司地位一起下降的是员工的收入。近几年来,中国移动集团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降薪”,据一位熟悉广东移动的人士透露,部门经理级的账面收入比起2006年最高峰时,大概少掉一半。以往移动最让人艳羡的是其“无所不包”的福利:饭贴、交通费补贴姑且不论,每月甚至还有数百元的“洗衣津贴”,可以到全市连锁洗衣店使用,逢年过年还有各种购物卡,“一年算下来至少有几万元。”但现在这些福利大幅减少,有的移动员工甚至开始羡慕外面互联网公司,“你看人家的办公室,有零食有饮料,买房还能免息。”

这几年为了应对互联网企业的猛烈进攻,三大电信运营商陆续走上转型之路,成立各种“互联网基地”或“互联网公司”便是对策之一,但对于这些公司的掌舵人来说,最缺的也是人。一位电信某基地的原负责人便向记者抱怨,最担心的便是同城的互联网大佬,直接举着“double”(双倍)的牌子到公司门口“赤裸裸”地挖人。

从价码来看,这些“竞争者”的确不惜下血本。据魏小康介绍,目前的行情是,“虚拟运营商操盘手”年薪是120~150万元、“运营商部合作部总监”年薪则是40~60万元。在钱途和前途的吸引下,更多省、市级别分公司的中层骨干人士不断出走。

底层员工被指标“压趴下”

收入下降、福利下降、指标却在上升。“人工成本靠量化考核省钱,这样谁还坐得住呢?”“一个日控线足以让人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在记者加入一个微信群里,大家对于考核指标、压缩人工成本、区别待遇等人力问题怨声载道,他们来自不同省市,彼此不熟识,却有一个共同的标签:三大运营商的基层员工们。

而且根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400多名运营商员工中,约2/3的员工工资低于5000元/月,其中工资不足2000元/月的超过了15%。超过80%的员工生活窘迫,其中经常陷入拮据的超过25%,极为贫困的接近10%。

今年春节前后,北京移动客服中心的内部竞聘异常踊跃,移动分为三阶九岗,职位越高,岗位就越高。就职于此的王植(化名)说,当时听到小道消息,以后客服中心可能会从下至上逐渐外包,今年新招的员工大多都进入了外包体系,大家不想被“外包”就只能拼命往上爬。北京移动本年绩效考核特别严格,导致工资差距特别大,有的人一个月可以拿到一万多元,有的人却只有两千多元,很多老员工陆陆续续主动辞职走人了。“感觉活越来越多,钱却没见怎么涨。”王植说。

李新(化名),曾经给某市移动公司一线员工做过培训,他告诉记者,参加培训的虽然都是移动正式员工,但“满满都是负能量”,“每次培训时都在抱怨工作压力大,指标高,竞争太激烈,一点团队氛围都没有。”培训内容多是关于销售和服务中的实用技巧,但这些班组长级别的员工根本不感兴趣,大多数都在看手机、玩电脑,培训只不过是为了拿到公司要求的学习积分。李新笑言,自己变成了“一台电视机,只在台上发声,台下的人已经自动将老师屏蔽了。”

这种对于企业认同感和自身发展的麻木,李新认为源自近年来员工压力的增大。李新告诉记者,现在某市移动对于员工能力的评估,更多针对其“单兵作战”能力,各种指标要求更加精确,并且能力评估重点从服务能力转向市场销售能力,薪酬激励方案也是完全向销售倾斜,完成高者收入自然高,“这种管理制度虽然提升了员工个人的能力和公司的收入,但也让员工更看重自我收入,而忽略了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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