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癌症攻坚战,国务院牵头创造无癌中国!

 

我国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每年由恶性肿瘤导致的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元,癌症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来源:健康界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国癌症报告,我国恶性肿瘤死亡占居民全部死因的23.91%,每年由恶性肿瘤导致的医疗花费超过2200亿元,癌症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2月19日,国务院召开政策例行吹风会,集中介绍癌症防治工作和药品税收政策。从早期筛查与早诊早治,到健全诊疗体系,再到加大用药保障力度,2019年国家癌症防治工作基本路径已经清晰。

然而,我国存在居民健康管理与癌症早期筛查意识不足,癌症患者医疗负担重,抗癌药可及性不高,医保报销体系尚不完善等现状。“创造一个无癌的中国”,任重道远。

 肿瘤早筛需“公私联合” 
我国癌症死亡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是居民早期筛查意识不足,癌症早筛机构水平参差不齐,但其必要性已经显现。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在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地区,癌症早诊率超过80%,治疗率达到90%,筛查人群的癌症死亡率降低46%,早期病例诊疗费用较中晚期节省近70%。

肿瘤早期筛查市场潜力巨大,但仍待挖掘,技术不成熟是主要原因之一。此外,我国居民对于肿瘤早期筛查的主动性不足,这与早筛服务可及性不足、价格高、难报销等因素相关。目前,肿瘤早筛在北京等一线城市开展较多,基层医疗机构缺乏提供该项医疗服务的能力。

2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从制定筛查指南、加大推广力度、优化筛查技术方案、提高基层筛查能力、加大科普宣传等方面入手。

公立医院在肿瘤治疗方面已不堪重负,考虑到目前部分社会办医疗机构能够提供肿瘤早筛服务,专家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向该领域的同时,加强其与公立医院的合作,并将商业保险融入其中。

 患者“用上药”还需监管 
提升肿瘤防治水平,我国在保障肿瘤用药、降低抗癌药价格方面下足功夫。

一) 加快新药审批 鼓励本土创新

在加快抗癌新药审批方面,国家药监局先后实施了取消进口化学药品的口岸检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简化境外新药审批程序;优化临床试验审批程序;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建立专门的审评机制;增加药品审评力量等举措。

2019年,我国将组织专家遴选第二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品种专门审批;对尚未在我国提出申请的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加强与相关医药行业协会和跨国公司沟通和联系,动员相关企业提出申报。

专家呼吁,随着更多抗肿瘤新药上市,我国抗肿瘤药市场已进入到结构升级换代的历史转折时期,国家在积极引进新型抗肿瘤新药的同时,还需出台更多鼓励本土药企创新的政策,提升我国抗癌药原研水平。

二) 促抗癌药降价 谨防“药品从医院消失”

提高新型抗癌药可及性的同时,国家通过谈判降低抗癌药价,并将其纳入基本医保。

根据国家医保局通报的数据,截至2018年12月底,17种国家谈判抗癌药自执行新的谈判价格以来,全国医疗机构和药店的总采购量约184万粒/片/支,采购总金额达到5.62亿元,与谈判前的价格相比节省费用9.18亿元,累计报销的人次数是4.46万人次,报销金额2.56亿元。

保障谈判抗癌药落地医疗机构,让患者享受政策福利,国家医保局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出台文件,监控医疗机构谈判药品使用情况,并将其纳入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即便如此,专家仍担心出现“下有对策”的情况。

例如,由于医院长期对使用高价药心存“戒备”,部分谈判抗癌药尽管被纳入医保,但却难进医院,甚至“从医院消失了”。为改变这一现状,国家表示,谈判抗癌药使用不受药占比、费用总控、基本药物目录等“理由”限制。

合理用药监控是关键。专家建议,针对部分肿瘤诊疗技术能力不足、对创新性抗癌药缺乏了解的基层医疗机构,要防止出现“不敢用、不会用”的情况;还要防止不当使用和过度使用,在其他药品价格空间相对较大的情况下,部分机构和医务人员未必能够严格遵循诊疗规范和合理用药原则,要将药品用在符合临床指征的患者身上。

 用新技术治癌症 成熟是关键 
打响抗击肿瘤“狙击战”,我国还将提升诊疗水平,从推动肿瘤诊疗能力均衡发展、提高肿瘤规范化水平、推进诊疗理念革新、推动新技术成熟应用等方面入手。

在革新诊疗理念方面,我国对以手术、放疗、化疗为主的治疗手段认知有待深入。针对肿瘤治疗,我国较为传统的手段是手术,其次是化疗,对放疗的应用仍不足。统计数据显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癌症患者接受放疗的比例高达70%,而我国仅为24%。有放疗设备商曾告诉健康界,放疗人才与设备短缺、价格较高、医保难报销是其主要原因。

以基因诊断等新技术为代表,我国对应用新技术治疗癌症态度谨慎,正如李斌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言,推动应用新技术,首先必须成熟。例如,包括公立医院在内,诸多医疗机构都在研究液体活检技术,通过血液等体液,诊断是否患癌。但对于液体活检的精准度,何时能够推向临床,仍未可知。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院长樊嘉认为,目前,国家鼓励科技创新,但每一项新技术都存在不足与局限。随着新技术被逐渐应用于临床中,其精准性会越来越高。目前,医院对待液体活检等新技术的态度不一,不能因为一项新技术没有被应用于临床便不开展科学研究,也不能将没有被证实充分有效的新技术贸然应用于临床。

樊嘉院士的话,恰是我国发展肿瘤治疗新技术的基本准则。

从推动早期筛查到创新诊疗技术,再到保障患者用药,当肿瘤成为威胁我国居民的头号杀手,如何打赢这场“战争”,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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