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四百年前的“朱元璋粉”

 

如题。...

文 | 谌旭彬
这两天读《纪事录笺证》(明初人俞本/撰,李新峰/笺证,中华书局,2015),印象最深的,不是俞本这位明朝开国老兵所记下的朱元璋的种种残暴恶行,而是张大同这位明末知识分子在《纪事录》里留下的诸多批语。

作为一名“老军人”,撰写《纪事录》的俞本,见惯了朱元璋集团在开国之路上的各种残暴屠戮。见惯了,自然就有一种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态,记述这些残暴屠戮时,往往不觉得它是残暴屠戮。笺证者李新峰说,俞本“经常用一种貌似心平气和、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的态度,记录朱元璋及其政府、军队的劣迹暴行”,其实可以把“貌似”两字拿掉,这种心平气和、见怪不怪、麻木不仁,恰是一名“老军人”应有的心态特征。

这种心态,是明末知识分子张大同所不具备的。他对朱元璋和明初开国史的了解,来自于经过了细致过滤的官方话语。这些话语,将他塑造成了一位非常典型的“朱元璋粉”。故而,《纪事录》那些俞本见怪不怪的残暴屠戮,在他眼里就成了不可接受的事实,成了必须反驳、攻击、否定的东西。

比如,俞本记载朱元璋虐杀王用彦、宋伯颜不花和陈宁,内中有这样的细节:朱元璋命卫士用“巨棍”在宋伯颜不花的“脅、背各打一百”,抛在雨花台下,见其未死,命卫士将之扛到太医处救治;次日拉出来,揭开伤疤再打一百巨棍,未死,又送往太医处;第三天再拉出来打一百巨棍,然后将尸身抛在市井。

在俞本的这段记载后面,张大同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太祖惩贪励忠之心,拳拳不忘。宋、王两臣,实撄所恶,弃市不枉。”

俞本不过据其所闻记录了上述施刑细节,并无一字替王用彦、宋伯颜不花这些人鸣冤。张大同在批语里歌颂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强调被杀者死有余辜,其实是因为这些法外之刑和暴虐的施刑细节,让他很不舒服,破坏了他心中的朱元璋形象,所以要用这样的批语做一番修补。
图:《纪事录笺证》封面


再如,俞本记载朱元璋夺部下之妻:

“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或谏曰:‘故将之妻不可纳。’遂以本妇配总管胡汝名,朱生随母往焉。以德成义子韦正袭为元帅,仍领其众。”

俞本的叙述很平静,并无一字批评朱元璋。但作为“朱元璋粉”,张大同无法做到像俞本那样平静,他不愿接受这种事实,在后面写了一段批注:

“三代而下,创业之君靖乱安民,功被天下,即有小德出入者,何损大德。我太祖才匹汉高,德迈文皇,汤武以后,一人而已。俞本载韦德成妻之事,何足为圣德累。盖本隶韦正部下,受恩颇深,正乃德成义子,本直言不讳,虽曰非私谤,吾不信也。”

意思是:我太祖皇帝有“大德”于天下,是商汤周武之后的第一号人物,私德上这些许瑕疵,根本伤害不了他的历史形象。再说了,你俞本是韦正的部下,受了很多韦家的恩惠,你直言不讳披露这个事,虽然说不是私谤,但是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不信私谤,抑或不信此事?)

张大同的“我不信我不信”,明显是立场先行。换个角度来看,就事实而言,正因为俞本在韦正麾下做过军官,所以他披露的这段秘事的真实性,更值得重视;俞本是韦正部属而不讳言此事,多少也有些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

其实,朱元璋喜好美色、夺人之妻非止一次。俞本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上闻相国(即李善长)部下宣使熊义妹色美,欲纳为宫人,令都事张来释为媒,通言于熊义母。允,纳聘财讫,择日归内。来释启曰:‘熊氏女许参政杨希武弟杨希圣久矣。’上怒曰:‘汝既为媒,令臣民知吾之过。’立命将士提于内桥,众刀砍为泥,示众。追回财礼等物,仍令与杨希圣为婚。希圣终不敢娶。”

据李新峰的笺证,这场美色风波还见于刘辰《国初事迹》。风波中,不止张来释被朱元璋砍成了肉泥;那位“未婚夫”杨希圣,后来也在李善长的运作下,被朱元璋寻了个借口,割了鼻子,发配淮安。然后,在杨希圣之兄杨宪来南京朝见之际,朱元璋又故作公正,下令“与之熊氏随住”,让人把熊氏交给杨宪,让他带给没了鼻子的杨希圣(杨宪后来也被朱元璋诛杀)。

俞本没有记载杨希圣的悲惨结局,所以张大同非常开心地在这段记述后写下批注,尽情讴歌朱元璋英明神武:

“太祖英明,岂肯娶已聘之女。张来释无翘君过之心,不幸有其迹矣,杀身之祸,乃其自取。”

意思是:我太祖皇帝如此伟大,怎么可能强娶他人的未婚妻。那个张来释,虽然没有刻意彰显君王之过的用心,但他的行为,客观上彰显了君王的过失,他被剁成肉泥,实在是咎由自取。

如果张来释是个懂得侍奉秦制君王的小人,这场美色风波,确实可以有另一种处理方式——“隐瞒不报”(不管朱元璋知道不知道)熊氏是他人未婚妻这个事实,先满足了朱的需求再说。如果没人敢踢爆,那自然是好;如果被人踢爆,就把责任全揽在自己头上,至于会不会死,就看朱的心情。踢爆不踢爆五五开、踢爆了死不死五五开,张来释大概有3/4的生存几率。偏偏他要去学魏征(魏曾公开劝阻唐太宗娶别人的未婚妻),结果成了“朱元璋粉”张大同口中死了活该之人。

在“老军人”俞本眼里,朱元璋是缺乏神圣性的。红巾军时期,他是“首批入选三百六十人的朱元璋警卫部队”的一员,后来成了韦正的部将,再后来又作为“朕跟前小厮”充当过韩国公李善长的随从(李新峰,《整理前言》)。他文化水准虽然有限,但亲眼见识过明初开国元勋们的吃喝拉撒与勾心斗角,自然也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天降伟人。

张大同则不一样。他头脑中的朱元璋,是由经过仔细过滤的精致的官方话语所构筑。作为一名“朱元璋粉”,他拒绝接受俞本《纪事录》里的那个缺乏神圣性的朱元璋。

比如,俞本在书中说,朱元璋“惑天师言”,被人言辞煽动,“天下府、州、县官吏多被诛戮,名曰‘钦録官吏’”,大量诛杀地方官吏,“具中纵有一、二廉洁,则贪婪贿赂因之日盛,玉石难分”,有一些廉洁的好官,也在这场诛杀风潮中被弄死了。

张大同看了就很不开心,写下一段批注:

“太祖神明天授,赏罚曲中自有独断。本云惑天师言诛戮官吏,此小儿之见。圣主操纵,安能窥其万一也。”

大意是:我太祖皇帝的英明神武,是上天所授,他的任何赏罚决断,都自有他的道理。俞本说太祖皇帝被天师所惑,简直是小儿之见。一代圣主的政治智慧,岂是俞本这种人能够管窥万一。

朱元璋诛杀官僚集团,自然未必是“惑天师言”,应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这里不展开了)。俞本是个学识有限的“老军人”,非政治中心之人,他体察不到朱元璋的政治考量,是正常的。有意思的是,作为“朱元璋粉”,张大同的批语,念兹在兹只是要维护朱元璋天降伟人的虚幻形象。

此类维护,是张大同《纪事录》批语是核心内容。

比如,俞本记载朱元璋虐杀廖永忠,提及“筑天牢”、“给美膳”,有人报告廖永忠在牢里感觉热,朱就命人“日汲凉水数十桶浇之”,直到把廖永忠浇成瘫痪,“御杖四十”后给送回家,没几天就死了,“天下哀之”。

俞本写“天下哀之”这四个字,其实有一种同为“老军人”物伤其类的感受在其中(尽管二人在官职上相差很大)。但这四个字惹恼了张大同。他在批注里说,廖永忠有不臣之心,太祖皇帝把他关进牢里,给他送好吃的,是顾念他曾是功臣。俞本居然说什么“天下哀之”,他这种人,“何足以知英主之心”,怎么可能明白太祖皇帝这种英明君王的深刻用心。

“朱元璋粉”做到极致,往往只剩下罔顾史实这一条路径可走。张大同也不例外。

俞本记载朱元璋屠戮后宫,先是怀疑锦衣卫秦指挥乱宫,“斩之”,后又杀妃子胡氏及其全家,最后“悉诛宫人”。张大同对这段记载很不满,他在批注里强调:三代以来,宋朝后宫最为清肃,我大明朝比宋朝还清肃,太祖皇帝定下的后宫家法“百世可师”,世世代代有效,俞本所说的,乃是“以讹传讹之妄”,是胡说八道。

史实是,因疑心病过重,朱元璋当年确曾大肆屠戮医生、宦官及宫中妃嫔。俞本说朱“悉诛宫人”,李默《孤树褎谈》引《草木子余录》则说朱“杀后宫妃嫔近千人”,两份史料互证,可知屠戮后宫之事非是虚妄(其子朱棣也很擅长血洗后宫)。

一位“老军人”,记下了一些自觉没什么大不了的朱元璋暴行;一位被官方话语洗了脑的“朱元璋粉”,拼命否认这些暴行,努力想要维护“天降伟人”在自己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真是可笑复可叹,可叹复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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