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 要担这个责任？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有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语气...
一位朋友的乳腺上长了个肿块。大半年前，她去看的是一位70多岁的乳腺外科专家。有天，我接到这位朋友的电话，语气焦急，她说刚去做了个B超，单子上写着：乳腺肿块边缘不清，血流丰富，怀疑是恶性肿瘤。朋友心情极其低落。
转天，她拿着B超结果再去看这位老专家。老专家仍坚持说：“目前很难说是恶性，相信我这双手，再去找个高手做B超吧。”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结果居然是：边缘欠清，血流不丰富，乳腺增生，建议随诊。两份结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无措，不知信谁。
在这两份结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成了一个执著讨说法的“秋菊”,又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医院的许多医生。无一例外地，这些医生的建议都是：切出来看，病理结果一出来什么都清楚了。她又转过来问我这个医学生的建议，我说出来的话和那些医生如出一辙。她再去问老专家，老专家却仍说：不要随便动手术，相信我这双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钼靶检查，结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再拿着结果去看老专家门诊的那一天，前面还有几位病人，她坐在走廊里等。这时，一位中年妇女突然闯进了老专家的诊室，冲上前去，对着老专家一阵拳头落下。70多岁的老专家被打得头发零乱，表情痛苦。***把老专家和女病人带走时，身材高大的他，看见人群里的我朋友，正了正色，说：“改天来看吧，不要挂号，直接来吧。”
动手打人的这位女病人，5年前曾看过老专家，当时因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专家动员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则复发的可能很大。这位女病人切了乳房，倒是再也没复发。但她的生活却因这场病和这次手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下了岗，离了婚，经济窘迫，生活无着。这位女病人把眼前自己悲惨的生活，都归咎于5年前老专家建议她做手术造成的。所以，5年后，她来到门诊用自己的方式发泄着对老专家的怨恨。
我朋友问我，为什么别的医生都建议她把肿块切了，看病理结果？为什么老专家冒着可能被病人动粗的危险，建议她不要轻易动手术，请她相信自己的那双手？
当法律介入了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之后，当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抱怨、戒备甚至敌视后，医生从病人那里也越来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报。他们在给病人做决定时，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给一个四平八稳的决定，给病人一个清晰、明确、可衡量的结果。朋友咨询的那些建议她手术的医生，出于对肿块性质的不可知，所以建议她一切了之，病理结果出来后，便真相大白。这样的医生，在法制社会里算是好医生。他们四平八稳，看所有的乳腺肿块，在良性和恶性定不了性时，都会劝病人切了算了，自己也摘得干干净净。
但老专家希望尽量少地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不想让病人无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对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一个被刀割过的乳房，终归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着可能被埋怨、被误解的危险，告诉病人在他看来认为最合适的选择。
“请相信我这双手吧。”这样的话，不知道在现在，还会有几个医生能说出来，也不知道那些怀着戒备、提防之心而来的病人，有几个愿意相信这位一腔真诚的医生？会不会日后肿块真成了恶性，反过来把医生告上了法庭？“你说，他图什么呀？”我朋友这么问我。我说，这可能是一个现代好医生和一个濒临绝种的“牛”医生的区别吧。就像裘法祖那样的外科巨匠，反而不一味推崇“手术刀至上”主义，而是主张“能够不开刀的就不需要开刀，能够有小的开刀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就开小刀，如果必须要开大刀的人，要开得彻底，要开得好”。
只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医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个医术平庸但待人和善，你会选哪个？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发生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了化验单，然后看了化验结果说——没事，回家待着吧。
但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越来越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次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就去吧，但在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去了医院，先是医院的导医台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许多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说等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问我：“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除了简单归罪于医德医风下滑之外，其实，导致医患之间像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并不能完全责怪作为个体的医生。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两个难题：一边是患者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难怪有智者悲叹：“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
因为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像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谁，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工人一样。
而在100年前，还是一个医生只面对一个病人的情形。那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多精确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感觉，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重要调料。
今天，医生的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性而日趋冷淡。现代医学似乎在人文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Grant），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来源：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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