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丨胡适的乐观主义：看大势，做小事

看人要看大节，看史（政）要看大势。...

我去过绩溪县上庄胡适故居之后，才渐渐明了胡适先生晚年为什么会挚爱杨万里《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桂源铺地处江西赣州，与绩溪相距千里，然而此诗完全适用于胡适家门口的常溪。如今常溪河畔的杨林水口，便铭刻这四句诗，并拉出胡适来加持。当然胡适喜欢此诗，慰藉乡愁只是一端，更重要的原因则在诗歌所蕴藏的深意与其暮年政治心境的契合。他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无论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大陆，还是1950年代的台湾，大体都是左右为难，举步维艰，可谓“万山不许一溪奔”；不过他对自由主义的未来始终乐观，坚信“堂堂溪水出前村”。

1961年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他抱病手书《桂源铺》，赠给在监狱度过六十五岁寿辰的雷震，祝福、抗议与勉励之情，尽在诗中。顺道说一句，雷震及其操盘的《自由中国》杂志的曲折遭遇，同样印证了《桂源铺》的诗意：1960年9月，《自由中国》在台湾被查封，雷震入狱，判刑十年，“万山不许一溪奔”；十年后出狱，虽然自嘲“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事实上，当年他和同志所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之后便可破土而出，“堂堂溪水出前村”。除了杨万里《桂源铺》，胡适晚年还特别喜欢引用一句诗。1962年1月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新年团拜会，院长胡适即席演讲，引用了《列子》愚公移山的故事和顾炎武《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之颔联“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1月29日，他主持“长科会”会议时，再次引用顾炎武这两句诗，并加诠释：“今年我要特别提出前面的七个字，‘远路不须愁日暮’。我们要走的路是‘长期’的‘远路’，是‘绵绵无尽期’的‘远路’，走远路不怕晚，‘不须愁日暮’。今天黑了，明天起早行。我们老了，还有无数青年人在。一代完了，还有一代继起。”这则回到愚公移山的立意：“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胡适喜欢的这两首（句）诗，都充满了乐观的格调，这不由令人想起外国记者对他的评语：“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the incurable optimist）。他这一生历经千磨百折，晚年尤其落寞，然而乐观之心，终身不易。从1917年留学归国之初高呼“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此言出自荷马史诗——到生命最后两年坚信“远路不须愁日暮”“堂堂溪水出前村”，一以贯之，有始有终，单是这份坚持，足以令人动容。倘若结合其人与思想的艰难处境以及国家的艰难处境，那么他的乐观，着实有点“不可救药”。追溯胡适平生，其乐观之起源，不止一个端口。这里只说一点，即胡适对世界潮流与天下大势的判断。我常说看人要看大节，看史（政）要看大势。判断大势，不仅考验一个人的眼光，还考验胸怀。胡适胸怀广阔，宽仁大度，世所周知，他的眼光之尖锐，有时却被低估了，包括一些胡适研究者。试举一例。1935年6月下旬，胡适两度致信王世杰，谈中日战争的现状与走向：“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在眼前与将来之间，隐藏一个难题，即如何“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为此中国应做出哪些“绝大牺牲”：

我们必须准备：（1）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2）华北的奋斗，以至冀、鲁、察、绥、晋、豫的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3）长江的被封锁，财政的总崩溃，天津、上海的被侵占毁坏，那就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

在这个混战的状态之下，只要我们能不顾一切的作战，只要我们在中央财政总崩溃之下还能苦战——我们可以在二三年之中希望得到几种结果：（1）使日本军队征发到多数人民感觉战祸的实在，（2）使日本军费加重到人民感觉到财政的危机，（3）使满洲的日本军队西调或南调，使苏俄感觉到有机会可乘，（4）使世界人士对于中国表同情，（5）使英、美感觉到威胁，使香港、菲律宾感觉到迫切的威胁，使英、美不能不调兵舰保护远东的侨民与利益，使太平洋海战的机会更迫近。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胡适致王世杰，1935年6月27日）

而今拿这封信对照中日战史，不得不佩服胡适的洞察力与预判力，纵然时间、步骤等略有差异，就战争的大势而言，几乎全被他说中了。尤其像“太平洋海战”这样的细节，使人怀疑胡适是不是时代的穿越者，竟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需要注意，胡适不比他的朋友蒋百里，甚至不比丁文江，关于军事、战略等，他都是外行，议论战局，纯属纸上谈兵，能谈到这一步，其眼力之佳，同代人罕有其匹。



如果说中日战争时间太短，从1935年作出预言，到1945年日本投降，仅仅十年，难言大势，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对二战之后世界潮流的预测。

1947年8月1日，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演说《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认为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几百年的宣传，世界文化表现出三点共同的大方向：“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第二点不无争议，胡适显然受到了其时在西方风行的左翼思潮的波及。要说道的是第三点。如胡适所述，在时人眼里，“最近三十年，民主政治已不时髦了……个人的自由是资本主义的遗产，是用不着的。”对此，他则坚称：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这不仅需要信心，更需要勇气。余英时还提到，1958年胡适在美国复陈之藩信，谈起民主潮流，“我观察了这十年的世界形势，我还不悲观，我还是乐观的。”他的乐观，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逐步得到印证。在余英时写作《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的1991年，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已经席卷全球，“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

胡适自然不是先知，他能洞悉民主代表了“世界文化的趋向”，“建立在他对近代历史动态的大体认识上面”（余英时语）。胡适以通才、通识见长，这使他拥有了全局性的眼光，正如下棋，有人能看三步，他则能看三十步，纵观大势，有人能看三十年，他则能看三百年；同时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称，这使他在激变的二十世纪，从不人云亦云，从不阿时趋俗，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被各种激进或保守的潮流所裹挟，而能从重重迷雾之中认清世界运行的方向。能识大势，只是第一步。此后怎么走，顺势还是逆势，借势还是造势，将继续考量世人的心智与灵魂。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胡适与二十世纪中国大势正是一种互动关系。他是时势造就的弄潮儿，回过头来，则成推波助澜的造势者。其一生功业，一般名之曰“开风气”——“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说白了就是造势。

说到造势，我想起他备受争议的驻美大使生涯。那四年他的所作所为，若用外交官标准来评价，未必及格，然而他本是学者，而非干才，他的长处是演讲与作文，他的武器只有口与笔以及观念，这决定了他的大使工作，迥异于同侪。蒋介石写日记，曾讥嘲胡适不务正业，沽名钓誉，四处发表演说与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实则这乃是他独一无二的工作方式：造势。试从结果而论，他的宗旨，如宣传中国抗战，批判日本侵略，把美国拖下水等，最终都得以实现。连在他背后捣鬼的宋子文都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努力之下，美国“援华空气逐渐浓厚”。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云：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而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偷袭珍珠港。虽是攻讦，而且有些夸大其词，恰也可见胡适的历史作用。据统计，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共做了四百多场演说。这一数目，连同他接受的二十七个名誉博士学位，尝为媒体拿来说事：“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但是，如果能够明确，他以演说来造势，我们不该讪笑，而当钦佩他的苦心孤诣，积微成著。这四百多场演说，正是一场一场累积而成，做第一场演说之时，他断然不会逆料，达到四百多场，大势可成，他根本不知何时是尽头，然而别无选择，只能一场一场做下去。这种造势的手段，正呼应了他毕生践履的渐进主义的进步观：让我们回到胡适的乐观主义。其要义，窃以为可总结为六个字：看大势，做小事。唯有看清了世界与时代的大势，我们才有信心，才有方向感，而不至迷惘、悲观。譬如在民主的低谷，同志或者消沉，或者转向，胡适却洞察到民主潮流势不可挡，所以一派乐观，斗志昂扬。不过对于大势，单看不够，还得做。势之为势，正由无数微小的事功积累、造就，滴水穿石，聚沙成塔，所以勿以事小而不为。胡适这样的大人物，都会拿愚公移山自况；我辈小人物，则只能从小事做起，从力所能及的范围做起，做一分有一分的欢喜与意义。其欢喜与意义，有时不在一溪突破了万山的阻拦，而仅仅在于一溪向万山发起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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