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不可信 短史记

如题。...

问：请教编辑，慈禧让汽车司机跪着开车，是真的吗？

此说坊间流传甚广。大致情节是：

“1902年，袁世凯为了讨好慈禧，给她送了一辆小汽车。不料，慈禧仅坐了一次便弃之不用了。原来，汽车解决不了尊卑问题，慈禧太后发现原来的马车夫孙富龄成了汽车司机，不仅坐着还坐在了自己的前面，心里非常恼火，当即责令他跪着开车。孙富龄只能奉懿旨跪着开车，但手不能代替脚踩油门和刹车，险些酿成大祸，这可吓坏了当时的王公大臣，他们纷纷下跪祈求慈禧太后不要冒这个险。因为不能容忍司机坐前面开车，慈禧对汽车失去了兴趣，这辆车被长期弃置。”

袁世凯确实给慈禧送过一辆小汽车。该车现在还陈列在颐和园内，如下图：

但“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却是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谣言。

据裕容龄（中国驻日本公使裕庚之女，曾任慈禧的贴身女官）1957年出版的《清宫琐记》，袁世凯先后两次向慈禧进贡车辆。第一次是“一对三轮自行车”，慈禧很喜欢这种车子，曾“骑着这辆车在院子里绕了一小弯，太监们扶着，我们在后面跟着”。但“太后骑三轮”在王公大臣们看来实属不雅，故以“如有失闪，大家都担当不起”为由劝慈禧不要再骑，“慈禧听了很生气，对我们说：你们看，连我骑个自行车都有人管着”。

第二次进贡的是一辆汽车，但慈禧一次都没有乘坐过。其中缘故，据裕容龄回忆，是这样子的：

“又过了一个时期，袁世凯又进贡一辆汽车，司机按规矩不能在这里停留，把车开到院子里便退出去了。慈禧带着我们去看汽车，她很喜欢这辆汽车，想坐上去在园里绕一个弯，可是没有人会开。有两个太监很好奇，便要上去开，但是他们不懂机器，以为汽车是个很简单的玩意。我母亲对慈禧说：  ‘还是不让他们开吧，不懂机器的人，开起来很危险。’结果因为没有人会开，只有收存起来。慈禧始终也没有坐过汽车。”①

没有能驾驶汽车的司机，是当时颐和园的实情。认为坐汽车过于危险，也是当时“情理之中”的认知——袁世凯送慈禧汽车，约为1902~1903年左右；大略同期，游历、见识远甚于慈禧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约写于1901~1902年），尚有一小节专谈“汽车碰撞之苦”，对汽车“飙驰电驶，一往无前”，稍有不慎就“全车立碎，人物皆飞，头臂交加，血肉狼藉”感到万分担忧。②

游历海外的康有为，尚且如此担忧汽车的安全问题；宫内众人不愿慈禧“冒险”乘坐汽车，也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之说，很可能是对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的回忆录的一种曲解。

芮恩施于1913-1919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22年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1923年去世。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芮恩施回忆录的中文版，即《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除了在皇宫院内使用汽车外，北京还很少看见汽车；不久由于道路改进了，就运来了几百辆汽车。慈禧太后在去世前曾拥有大批外国制造的车子，她对这些车子有很大兴趣：但到她去世为止，礼部一直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当汽车里还坐着她的一个仆人——司机的时候，她如何可以乘坐汽车。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也许会想出一种叫司机跪着驾驶这辆御用汽车的办法。但是事实上，这位可怜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能享受一下她极想尝试的乘车疾驰的乐趣。”③

芮恩施1913年才来到中国，没有机会接触慈禧。他的上述文字，显然得自道听途说，其中一些细节，或存在错误——“慈禧太后在去世前曾拥有大批外国制造的车子”，就是一种想当然的看法，自将袁世凯所赠之车弃置后，慈禧未曾再购入（或受赠）汽车，据溥仪的说法，“醇王府（溥仪之父载沣）是清朝第一个备汽车、装电话的王府”④；或缺乏依据——礼部讨论慈禧的坐车问题并无资料可证。

最值得注意的是，依据回忆录原文，“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并非史实，而只是芮恩施个人的一种设想——“我想，如果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也许会想出一种叫司机跪着驾驶这辆御用汽车的办法。”

笔者使用多种中文图书、期刊、报纸搜索工具，以1980年为界查询发现，1980年之前，中文知识界几乎找不到“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的说法。1982年芮恩施的回忆录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中文版，“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一芮恩施的假想，随即变成了一种“史实”，出现在了各种通俗历史读物之中。⑤

其实，绝大多数“守旧”行为的背后，是有着切实的利害考量的。

比如，1921年前后，溥仪决定在紫禁城内安装电话，结果内务府众人群起反对。据溥仪的外籍教师、英国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回忆，反对者的理由是：

“如果皇上装了电话，随便什么人只要知道了皇上的电话号码，就能打过来聊天，那样有失皇上的威严；除此之外，如果让某些革命党、反对派知道，他们也许会打电话过来侮辱谩骂皇上。”⑥

庄士敦不太了解紫禁城的内情，所以觉得这些反对理由“并不是没有道理”。他的学生溥仪，却洞彻其中玄机：

“内务府最怕的并不是（外人来）冒犯‘天颜’，而是怕我经过电话和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我身边有了一个爱说话的庄士敦，特别是有了二十来种报纸，已经够他们受的了。打开当时的北京报纸，几乎每个月至少有一起清室内务府的辟谣声明，不是否认清室和某省当局或某要人的来往，就是否认清室最近又抵押或变卖了什么古物。这些被否认的谣言，十有九件确有其事，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不想叫我知道的。有了那些报纸，加上一个庄士敦，早已弄得他们手忙脚乱，现在又要添上个电话，作为我和外界的第三道桥梁，岂不更使他们防不胜防？因此他们使尽力气来反对。”⑦

回到“慈禧让司机跪着开车”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慈禧没有坐袁世凯送来的汽车，是因为没有合格的司机，也因为担心汽车的安全问题。至于因“尊卑秩序”而让司机跪着开车，那只是芮恩施头脑中的想像，并未真实发生。

（完）

注释

①裕容龄，《清宫琐记》，北京出版社 , 1957年，第79页。

②康有为，《大同书》，甲部第二章“天灾之苦”。

③（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9页。

④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4页。

⑤笔者使用的搜索工具，包括了知网、读秀、维普、万方以及龙源。

⑥庄士敦著、富强译，《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52页。

⑦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关注 短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