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精英主义的赢家？ 社会科学报

精英主义正将整代人困在有损尊严的恐惧和不真实的野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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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精英主义似乎是西方医治社会不平等的药方而非病因。如今，精英主义迫使所有人进入了永无止境的激烈竞争之中，即便是突破重围的优胜者，也往往成了精英体制下不堪重负的牺牲品。精英主义正将整代人困在有损尊严的恐惧和不真实的野心之中。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2019年9月刊载了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的文章《精英主义的可怜赢家》（Meritocracy’s Miserable Winners），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原文 ：《谁是精英主义的赢家》

编译 | 熊一舟

图片 | 网络1987年夏天，我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所公立高中毕业，前往东北部的耶鲁大学就读。然后我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大学学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最后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在这期间我获得了一系列的学位。如今，我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教书，我的学生与年轻时的我惊人地相似：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父母都是专业人士，曾就读于一流大学。我们都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精英主义。

20年前，当我开始写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文章时，精英主义似乎更像是一张药方而非病因。今天，精英主义者仍然声称只要凭天赋和努力，任何人都能获得成功。然而，在实践中，精英体制现在将所有人排除在一个狭窄的精英群体之外。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从收入占前1%的家庭招收的学生总数超过了收入占后60%的家庭。遗产偏好、裙带关系和赤裸裸的欺诈继续给富有的申请者带来令人不齿的优势。这种倾向富人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精英主义。平均而言，父母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孩子在SAT考试中的得分，要比父母年收入在4万至6万美元之间的孩子高出250分左右。来自最贫穷的三分之一家庭的200名儿童中，只有大约1人的SAT成绩达到了耶鲁大学的中位数。与此同时，顶尖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高薪雇主，几乎都只从几所精英大学招聘。勤奋的“局外人”不再享有真正的机会。根据一项研究，出生在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100个孩子中，只有一个会进入作为社会顶层的前5%。而出生在中间五分之一家庭的50个孩子中，只有不到一个会进入前5%。绝对的经济流动性也在下降——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中产阶级孩子的收入超过父母收入的几率下降了一半以上。

公众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经常针对精英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近五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认为，大学对美国无甚好处。今年早些时候的大学入学丑闻引发了强烈的不满和广泛的愤怒。这种愤怒是有道理的。然而，精英主义本身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它正在削弱美国梦。精英主义创造了一种竞争，即使每个人都按规则行事，也只有富人才能赢。然而，富人究竟赢得了什么？即使富人是精英体制的受益者，他们现在也对这种体制的过高要求叫苦不迭。没有人应该为富人哭泣。但精英体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是真实而重要的。只有认真审视精英主义是如何伤害精英的，才能有改进的希望。我们习惯于认为，减少不平等会加重富人的负担。但精英主义的不平等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任何人，因此，摆脱精英主义的陷阱将使几乎所有人受益。

精英们在童年早期首先面临精英主义的压力。家长们有时很不情愿，但又觉得他们别无选择。让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不是以实验和游戏为主导，而是以培养技能的积累或人力资本为主导，这些都是进入精英大学并最终获得一份精英工作所必需的。在纽约、波士顿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富裕的父母通常会申请10所幼儿园，进行一系列的论文撰写、评估和面试——所有这些都是为评估4岁孩子而设计的。如果要申请优秀的初中和高中，这样的经历会不断重复。贵族家庭的孩子曾经陶醉于他们的特权之中，而现在精英家庭的孩子却在算计他们的未来——他们通过舞台管理般的自我展示仪式，以野心、希望和担忧交织的节奏来规划他们的未来。这样的要求确实要付出代价。如今，顶尖的初中和高中通常每晚需要完成三到五个小时的家庭作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警告称，学业负担可能导致睡眠不足。富裕学生吸毒和酗酒的比率比贫困学生高。他们的抑郁和焦虑程度是全国同龄人的三倍。最近一项对硅谷一所高中的研究发现，54%的学生表现出中度至重度的抑郁症状，80%的学生表现出中度至重度的焦虑症状。

然而，这些学生却不得不这样做。就在几十年前，精英大学的录取率可达30%，而现在录取率不足10%。在某些院校，这种转变甚至更为显著：芝加哥大学在1995年录取了71%的申请者。2019年，它只录取了不到6%。

当精英进入职场时，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在这里，精英只有加倍努力才能获得更好的机遇。一个财富和地位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的人，在选择工作时根本无法考虑自己的兴趣或激情。相反，他必须把工作当作一个从人力资本中榨取价值的机会，尤其是如果他想要有一份足够的收入，让他的孩子能够接受那种能确保自身精英地位的教育。他必须把自己奉献给一个极其受限的高收入阶层的工作，基本上集中在金融、管理、法律和医学领域。当贵族们一度认为自己是一个休闲阶层时，精英们却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在工作。1962年，当许多精英律师的收入约为今天的三分之一时，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可以自信地宣称，“普通律师每年大约有1300个小时的收费时间”。相比之下，在2000年，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同样自信地宣称，2400小时的计费时间配额“如果管理得当”是“合理的”。这是“成为合伙人的必要条件”的委婉说法。因为律师的工作时间中有一些并不是按时间计费的，所以2400小时的计费很容易就需要每周工作六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没有假期或病假。

在金融领域，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银行家时间”（bankers’ hours）指的是工作日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工作，后来被引申为任何工作时间短的轻松工作。现在，“银行家时间”变成了工作日的“朝九晚五”，从第一天的早上9点一直工作到次日的下午5点。精英经理人曾经是“组织人”，在一个资历重于业绩的企业等级制度中，他们受到“终生雇佣制”的庇护。今天，一个人在组织架构上爬得越高，就越需要努力工作。亚马逊的“领导原则”要求管理者“坚持不懈地高标准”，并“交付成果”。公司告诉经理们，当他们在工作中“碰壁”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向上攀爬”。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美国人报告说，他们更喜欢平均每周减少工作25小时。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工作让他们陷入了“时间饥荒”。2006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时间饥荒”妨碍了他们与配偶和孩子建立牢固关系的能力，妨碍了他们维护家庭的能力，甚至妨碍了他们过上满意的性生活的能力。因此，优雅地或至少是冷酷地承受这些工作时间的能力，已成为精英分子成功的一个标准。社会学家阿莉·罗素·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其著作《时间约束》（the Time Bind）中采访了一家大公司的高管，她指出，“有些人会发火，变得古怪，因为他们一直在工作……但高层的人非常聪明，他们疯狂地工作，而且不会发火。他们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是赢家。”

一个从自己的人力资本中榨取收入和地位的人，毫不夸张地说，是把自己置于他人的支配之下——他耗尽了自己。精英学生极度害怕失败，渴望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标志，即使他们看穿了代表好学生的“金星”标志（gold stars）和“闪亮的东西”（shiny things），并公开嘲笑它们。对于精英员工来说，他们越来越难以通过工作追求真正的激情或获得意义。精英主义将整代人困在有损尊严的恐惧和不真实的野心之中：总是饥饿，却永远找不到，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食物。

[本文节选自丹尼尔·马科维茨的新书《精英主义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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