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中医】民国名医包识生
民国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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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识生（1874-1938），字一虚，福建上杭人，是民国时期的上海名中医。
生平事略
包氏家族世代业医，年少时包识生曾跟随父亲包桃初学医，聪颖过人，又潜心钻研。十一岁即读经方歌括，继而伤寒杂病，及内难各书，埋案苦读十载，寒暑不辍，深得仲景之学奥旨。年二十即出而问世，本其学之所得，著成《伤寒论章节》一书。旋游粤东，治疾辄效，所至皆有医名，并在潮州、汕头一带开设“耕心堂”药店。
1912年，鉴于当时黄农之学日渐衰微，包识生以振兴医药为己任，受当时上海地区著名中医余伯陶邀请，移居沪上，奔走呼号，历尽艰苦，与沪上诸名家李平书、丁甘仁等发起成立中华医药联合会及神州医药总会、江苏全省医药联合会，在其影响下，全国医会林立。“神州医药总会”是民国时期成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中医药社团，曾经内务部核准备案，当时总会设在上海，并在四川、福建等省有十几个分会，会员有数千人。1913年，包识生与朱尧臣创办神州医药书报社，自任笔政，发行《神州医药学报》，这是民国初期中医界重要的学术期刊，该刊主张中西医汇通，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政策的几次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包识生参与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平请愿，设立神州医药学校，任教务主任，造就医林后俊不少。1919年，包识生与王祖德创办沪南神州医院，穷苦黎民百姓受惠尤多。
1922年，包识生担任神州中医大学教务主任。1928年，包识生复任中医专校教授及校务总监。1929年，包识生被选为全国医药总联合会监察委员。
1931年，作为中央国医馆发起人，包识生复被举为理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国家山河的破碎，中医药受到歧视、排挤，包识生忧愤交加，不幸于1938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4岁。
包识生积极投身中医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著名中医秦伯未、章次公、张赞臣等皆受其教。包氏著作甚丰，有《包氏医案》《包氏医宗》等，其中，《包氏医宗》堪称现代中医院校教材之雏形，得到中医界普遍好评和重视。
包氏家族世代业医，年少时包识生曾跟随父亲包桃初学医，聪颖过人，又潜心钻研。十一岁即读经方歌括，继而伤寒杂病，及内难各书，埋案苦读十载，寒暑不辍，深得仲景之学奥旨。年二十即出而问世，本其学之所得，著成《伤寒论章节》一书。旋游粤东，治疾辄效，所至皆有医名，并在潮州、汕头一带开设“耕心堂”药店。
1912年，鉴于当时黄农之学日渐衰微，包识生以振兴医药为己任，受当时上海地区著名中医余伯陶邀请，移居沪上，奔走呼号，历尽艰苦，与沪上诸名家李平书、丁甘仁等发起成立中华医药联合会及神州医药总会、江苏全省医药联合会，在其影响下，全国医会林立。“神州医药总会”是民国时期成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中医药社团，曾经内务部核准备案，当时总会设在上海，并在四川、福建等省有十几个分会，会员有数千人。1913年，包识生与朱尧臣创办神州医药书报社，自任笔政，发行《神州医药学报》，这是民国初期中医界重要的学术期刊，该刊主张中西医汇通，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政策的几次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包识生参与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平请愿，设立神州医药学校，任教务主任，造就医林后俊不少。1919年，包识生与王祖德创办沪南神州医院，穷苦黎民百姓受惠尤多。
1922年，包识生担任神州中医大学教务主任。1928年，包识生复任中医专校教授及校务总监。1929年，包识生被选为全国医药总联合会监察委员。
1931年，作为中央国医馆发起人，包识生复被举为理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面对国家山河的破碎，中医药受到歧视、排挤，包识生忧愤交加，不幸于1938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4岁。
包识生积极投身中医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著名中医秦伯未、章次公、张赞臣等皆受其教。包氏著作甚丰，有《包氏医案》《包氏医宗》等，其中，《包氏医宗》堪称现代中医院校教材之雏形，得到中医界普遍好评和重视。
组织中医救亡运动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1913年1月又颁布了一批大学规程。在这两批规程中，有关医药学教育方面的部分都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
教育部法规颁布以后，引起了中医界人士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1913年，包识生与余伯陶等发起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联合全国中医药人士奋起抗争，这是中医近代史上的首次抗争请愿活动，它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的政策有所收敛，为其后十余年间中医教育的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宽松的环境。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一批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的相继问世，正是包识生他们这次斗争胜利的最好证明。这次斗争的成功经验，也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中医药遗产得以保存。
1929年2月，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把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医药，视作祸国殃民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封建迷信；通过了早年留学日本，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消灭中医活动的中华民国医药（西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包识生十分气愤地说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在包识生等人的带领下，“神州医药总会”积极投入到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消灭中医药的斗争洪流之中，并在保护中医药的斗争中再次发挥出了巨大作用。1930年10月，“神州医药总会”因积极参与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废止中医政策，被当局勒令改组为“神州国医学会”，由他人主持会务。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1913年1月又颁布了一批大学规程。在这两批规程中，有关医药学教育方面的部分都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
教育部法规颁布以后，引起了中医界人士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1913年，包识生与余伯陶等发起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联合全国中医药人士奋起抗争，这是中医近代史上的首次抗争请愿活动，它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的政策有所收敛，为其后十余年间中医教育的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宽松的环境。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一批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的相继问世，正是包识生他们这次斗争胜利的最好证明。这次斗争的成功经验，也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中医药遗产得以保存。
1929年2月，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把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医药，视作祸国殃民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封建迷信；通过了早年留学日本，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消灭中医活动的中华民国医药（西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包识生十分气愤地说道：“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在包识生等人的带领下，“神州医药总会”积极投入到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消灭中医药的斗争洪流之中，并在保护中医药的斗争中再次发挥出了巨大作用。1930年10月，“神州医药总会”因积极参与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废止中医政策，被当局勒令改组为“神州国医学会”，由他人主持会务。
对仲景之学的研究和贡献
包识生的父亲包桃初为近代伤寒大家，著有《无妄集》《剞劂方》等，包识生幼承其父所传的《伤寒论》，听诵六寒暑，研究八春秋，十余载煞费苦心，专攻仲景之学，正因如此，包识生深得仲景之学的奥旨，著有《伤寒论章节》《伤寒方法》《伤寒表》《伤寒论讲义》《伤寒方讲义》《杂病论章节》《杂病方法》《杂病方法》《杂病表》《杂病论讲义》《杂病方讲义》等一系列专著，对仲景之学的研究颇有心得。
包识生作为民国著名的医家和教育家，对仲景所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研究尤深，并经过自己的长期临床实践深得其精髓。
包识生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按章节进行框架梳理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研究《伤寒论》的学术体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包氏对仲景方证的重点研究，体现了方证是仲景学说的精华，其方证相关和方证辨析的研究模式，为现代中医开展仲景方证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其对仲景方证治法及用药规律的全面剖析和对方证差异的精细化区分，为临床运用好经方作出了示范；再者，包氏所编写之讲义，通过“注”、“讲”、“义”三种方式结合，层层深入地对仲景原文进行剖析和讲述，开创了中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教材之先河，堪称奠基之作，同时对中医其它经典著作的教材编写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探索中医教育的现代化道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包识生的父亲包桃初为近代伤寒大家，著有《无妄集》《剞劂方》等，包识生幼承其父所传的《伤寒论》，听诵六寒暑，研究八春秋，十余载煞费苦心，专攻仲景之学，正因如此，包识生深得仲景之学的奥旨，著有《伤寒论章节》《伤寒方法》《伤寒表》《伤寒论讲义》《伤寒方讲义》《杂病论章节》《杂病方法》《杂病方法》《杂病表》《杂病论讲义》《杂病方讲义》等一系列专著，对仲景之学的研究颇有心得。
包识生作为民国著名的医家和教育家，对仲景所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研究尤深，并经过自己的长期临床实践深得其精髓。
包识生对《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按章节进行框架梳理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研究《伤寒论》的学术体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次，包氏对仲景方证的重点研究，体现了方证是仲景学说的精华，其方证相关和方证辨析的研究模式，为现代中医开展仲景方证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其对仲景方证治法及用药规律的全面剖析和对方证差异的精细化区分，为临床运用好经方作出了示范；再者，包氏所编写之讲义，通过“注”、“讲”、“义”三种方式结合，层层深入地对仲景原文进行剖析和讲述，开创了中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教材之先河，堪称奠基之作，同时对中医其它经典著作的教材编写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探索中医教育的现代化道路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作者： 袁久林
编辑：
鲍家树 殷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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