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金陵大学_【文史e家】

陈寅恪与金陵大学发生直接联系是抗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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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中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知名学者曾在教会大学任教，历史学家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43年底至1945年9月执教于成都燕京大学；后在1949年初至1952年9月执教岭南大学，有关他在燕京大学、岭南大学期间的事迹，已经有不少回忆录与研究成果。而陈寅恪与另一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关系，鲜有研究者提及。

陈寅恪

金陵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88年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抗战期间迁至成都，1946年返回南京，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合并于南京大学。在数十年办学过程中，培养了陶行知、方东美、刘国钧、王绳祖、程千帆等学者以及戴安邦、李方训、魏荣爵、李继侗、汪猷等众多科学家。

金陵大学创办初期文史类学科实力较弱，民国时期，其本土化进程加快，学校聘请黄侃、吴梅、胡小石等知名学者兼职，并获得美国霍尔基金的支持，与哈佛燕京学社开展合作，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在此任职的学者有徐养秋、李小缘、贝德士、刘国钧、徐益棠、雷海宗、商承祚、陈登原、黄云眉等，同时创办《金陵学报》，其国学研究在国内外逐渐产生影响。

金陵大学北大楼即塔楼的老照片

1926年，陈寅恪结束多年海外留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任教。在目前公布的相关资料中，尚未发现这一时期陈寅恪与金陵大学之间的联系。

陈寅恪与金陵大学发生直接联系是抗战期间，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寅恪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而金陵大学西迁至四川成都。1940年，陈寅恪推荐其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历史学家刘节（1901—1977）到金陵大学任教。当时，刘节在浙江大学受到排挤，准备转赴其他机关。陈寅恪比较了云南大学与金陵大学之后，向其推荐金陵大学，他在3月12日信中提到：“金陵大学环境似较好，姑得其复书再酌。”可见，陈寅恪对金陵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待遇是认可的。此时陈先生正准备赴英事宜，岂料事与愿违，受到时局变化的影响，先生此行受阻，辗转多地之后，1943年12月，陈寅恪全家到达成都，任教燕京大学。当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均迁至华西坝，与原在成都的华西大学联合办学，这些大学均为教会大学，合作较为顺利。在此期间，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就读于金陵大学附中驻蓉分班初中部。

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的一册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借书记录，对于我们了解陈寅恪当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直接参考，这本借书记录始于1942年7月，止于1944年3月，借阅者包括校内师生，以及陈寅恪、钱穆、蒙文通、胡鉴民、林耀华、张维华等学者。其中陈寅恪三次借阅情况如下：

1944年1月21日，《廿五史》（第）二册、四册，共两册。陈寅恪（刘铭恕代）。

1944年3月15日，《廿五史》第三册，开明本。陈寅恪。

1944年3月23日，《高僧传初集》，慧皎，4册。《才调集》，1册。陈寅恪。

这几次借书发生在陈寅恪到成都后不久。从内容来看，陈寅恪这几次借阅的均为常见书籍，“开明本《廿五史》”应指民国时期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廿五史》，共九册，其中第二、三、四册所收为从《三国志》至《唐书》之间多部史书。

“《高僧传初集》”指梁代慧皎所编《高僧传》，共十四卷，又称《梁高僧传》《梁传》《皎传》，对于研究佛教史、汉魏六朝文学、俗文学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陈寅恪对此书曾作大量批点，整理者蒋天枢介绍：“批校最多且最不易整理之书，为梁慧皎高僧传初集，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为所见先生批校书中最难于爬梳者。”陈寅恪的论文《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论禅宗与三论宗之关系》等，均参考了《高僧传》。此外，陈寅恪还撰写了《高僧传笺证稿本》。

“《才调集》”是五代时期后蜀韦縠编选的诗集，共10卷，每卷100首。所选诗以晚唐为主，中唐次之，盛唐较少，初唐寥寥。所选诗人，盛唐突出李白，中唐推崇白居易、元稹，晚唐以温庭筠、韦庄、杜牧、李商隐为主。陈寅恪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均引用过《才调集》。

据借书记录记载，刘铭恕还曾借阅《释迦方志》《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三藏法师传》《法相辞典》《唐律疏议》《唐会要》，很可能也是为陈寅恪代借。据石泉、李涵回忆，陈寅恪在燕京大学开设“唐史”课程中，在参考资料部分提到《南海寄归内法传》《唐律疏议》。当时，陈寅恪右目已失明多年，只能依靠左目阅读，因过于劳累，1944年12月，陈寅恪左目视网膜剥离，不得不进行手术，惜效果不佳，陈寅恪甚为抑郁。成都地区友人多加照顾与慰问，其中就有部分金陵大学友人。1945年7月，陈先生与金陵大学张遵骝（张之洞曾孙）等友人交谈，并作诗《与公逸夜话用听水斋韵》。当时任教于金陵大学的陈延杰（1888—1970）也曾探望慰问陈寅恪。

在任职燕京大学期间，陈寅恪兼任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导师，硕士生刘骏（1910—1949）即师从陈寅恪，刘骏原导师为四川大学蒙文通（1894—1968），其毕业论文为《唐代赋税制度述论》。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刘骏书信中，提到陈寅恪曾托人在中央研究院抄录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唐令拾遗》。

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对金陵大学中文系学者产生影响，在他讲授“唐史”“元白刘诗”“晋至唐史专题研究”课程时，金陵大学中文系主任高文，讲师程千帆、沈祖棻均慕名来听课。与陈寅恪家族有世交的文学史家程千帆，对先生的学说十分推崇，将其发表在《哈佛亚细亚学报》的《韩愈与唐代小说》翻译成中文，发表于《国文月刊》（1947年7月，第57期）。程千帆此后长期从事唐代文学研究，曾任全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他对陈寅恪的学术部分观点有所发挥和阐扬，其晚年授课时经常提到陈寅恪治学等情况。金陵大学另一位文学史家孙望，也受陈寅恪影响，撰写有《莺莺传事迹考》。

由于身体原因，陈寅恪在成都期间授课的时间很短，但是，其学术思想通过“教外别传”的方式在金陵大学流传。当时就读于金陵大学社会学系的谢韬，在1943年12月16日日记中提到其阅读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情况：“下午四个钟头、晚上两个来钟头一口气读完了，感到莫大的愉快。”“此篇使我对唐一代政治演变大要能获得一真切之了解，其印证史料之切，立论之严，深所拜服。”

总之，由于史料散失，目前我们只能了解到陈寅恪与金陵大学之间的部分事迹，但是他治学风格的影响延续到数十年后南京大学，而这一学风一直保持至今。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