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取得的这项成绩，联合国又竖起了大拇指

最近我们经常看到关于扶贫的新闻，我们也知道中国决心在2020年底前消灭贫困。

联合国的官员对中国的减贫努力大加赞赏，根据联合国数据，1978年改开初期，中国贫困人口将近8亿，这个比例甚至高于许多非洲国家，占联合国统计的贫困人口的90%。而通过这几年的减贫努力，数据降到百万级，只占联合国统计贫困人口的1%。

联合国也有个减贫计划，不过推进的很不理想，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贫困人口上升的趋势，只是因为中国巨大的减贫比例，占到联合国减贫成果的80%，使得联合国的减贫数据看起来还算亮丽。

不过这种表述产生了问题。中国何以有那么多贫困人口，何以能够快速减贫？有人归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力量，很对。不过光这样说，逻辑不算顺畅。毕竟前三十年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怎么没有把贫穷减少一些呢？

以前的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能用“贫穷”直接定义吗？联合国2012年以来把人均每日开销1.25美元定为“赤贫”，人均每日开销2美元定义为“贫穷”。其实数据有时很骗人，因为按照这个数据，改开前中国的贫困人口将近8亿，当年总人口也就10亿。

多数贫困人口所在国往往是因为制度原因，领导者忽视了民众生活，制度便利了少数人攫取国家财富，贫富差距巨大，但是中国这个“贫困人口”遍地的国家，却和许多国家不同，“贫困”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富人，中国当年是领袖与民众同甘共苦，收入级差很小，基尼系数更低到0.16，即便到了改开前的1978年，基尼系数不过0.22。

中国虽然“贫困”，却投入有限的财力用于扫盲，在前三十年实现了由文盲占80%的比例降为文盲只占20%，考虑到老年人脱盲很难和少数老少边穷地区的儿童失学，基本上是全国民众脱盲。

1949年之前，由于战乱，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改开前已经达到了69岁。这可是个硬指标，世界上很多贫困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都不过是40-50岁。看看非洲的按年龄段的人口结构就知道，能活到五十岁以上都是很难得的。

这样对比下来就看出，改开前三十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贫困人口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身体健康而有知识。当然，也有共同点，比方：不太吃得饱饭，多半有点营养不良，但是有饭吃并且不担心下一顿饭在哪里；他们都有衣穿（极少数地区例外）不过样式没什么选择，数量也不充分。

其实中国在前三十年也能做到丰衣足食的，也能做到消灭“贫困”人口的，但是中国的领袖和人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甘于贫困”。

为什么？

因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就开始觊觎我们，常常是在中国海岸线上架起几门大炮就能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签下各种不平等条约，卷走中国民众的巨额财富。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中国付出了数千万条生命的代价！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的战术连美国人都头痛不已，勇气使联合国军心胆俱裂，但是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仍然付出数十万条鲜活的生命！

那主要都是有高度觉悟和年轻精壮的男性呀，在任何国家都是建设的主要力量！中国不能再如此损失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因此为了保证中国的安全、独立和今后长期的发展，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得暂时让位。中国民众理解并支持这一点，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民众最理解和平的可贵。

你可以生活的苦一点，但是必须手持一根打狗棍！

中国还是一个大国，这就使得很多小国可以生存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小国只要抱对大腿，把国家安全交给某一大国，是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并集聚更多的发展资本的。小国也可以凭借特殊的国策，比如宣布中立，来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比如瑞士。毕竟小国财富再多，对改变世界格局也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大国不行，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国更不行。因为大国崛起是会改变全球力量分布格局的，是为先发大国所不容的，因此必然遭到围堵和打压。大国没有搞好安全保障是难以安心发展的。而中国确实是一个有抱负的大国，中华民族是一个曾经千年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深厚底蕴的文明。这一切决定了中国必将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的决心。

因此就有了中国前三十年的节衣缩食，就有了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民众为此付出了代价。

如果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些都是需要大笔资金的，用这些钱来发展轻工业和改善民生，前三十年恐怕就消除“贫困”了。带来的问题是既然你肥了，就会有人磨刀霍霍向你来了。有人说：落后并不见得一定会挨打。这种胡言乱语听听也就罢了。

所以中国前三十年的贫困和其他国家的贫困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此中国消除贫困的成就也不是其他国家学得来的。中国是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而全民族节衣缩食，为中华民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基础牢了，在后面的发展中快速减贫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就如一座高楼，关键在打牢地下的基础，这样出地面后盖起来就快了。

中国之所以在改开后减贫成果巨大，那是改开前已经打下良好的基础。

那么当中国实现了工业化的初步目标，有了一定的积累时，减贫当然就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既定目标。国家开始制定减贫目标和政策，并投入巨大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

比如贵州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贫困省份，除旅游等方面支持外，国家还根据贵州气温稳定，喀斯特洞穴多，电价较低的特点，推动大数据企业将基地放在贵州，在贵州成立“大数据交易所”，既能替企业节省运行费用，又能带动贵州发展。现在落户贵州的大数据企业8500多家，从业人员12万。国家还在贵州建立国家级数据存储灾备基地和国家级云计算应用基地，信息产业总规模达到3000亿元。使贵州形成大数据、大生态、大旅游、多能源融合的良好态势。

国有企业也在配合国家政策，从自己的企业盈余中拨出扶贫专款。东风公司就大力推进“赋能工程”，每年安排数百万资金，帮助两个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中石油在十个贫困县投入1750万元，援建基础设施，并帮助培训各类人员。只是国有企业多数在产业链的上游，只能用拨出专款的办法来扶贫。相对而言，不少处于下游终端的企业则创新了更好的扶贫方法。京东是个销售平台，他们在有资源禀赋的贫困县选择项目，对特色产品建立生产线深加工，并提供销售渠道，使当地产品既能增值，又方便销售。其实这样做还拓宽了京东的产品线，双方都得利。京东扶贫三年来帮助数百个贫困县，上线产品300万种，实现600亿销售额，这算一种可持续的好模式。

这样做的企业其实还有不少，这只是一个例子。中国的资本家（其实民营企业家就是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也具备了一些红色基因，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把扶贫和企业发展结合起来，成效显著，也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实践。

光是国家的努力显然不足，而且仅仅利用行政力量实现这一目标似有不足。河北某地扶贫干部根据当地现状，给一个贫困户制定了脱贫计划——养羊，并且把国家脱贫资金用来给该户提供了第一批羊。过了一段时间回访，羊没了。那个贫困户说羊被吃了。还说，你们有脱贫任务，你还得帮助我。

这就是扶贫工作不能缺少的一环，即宣传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应该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既要注重减贫措施，也不能忽略宣传“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

其实这一点早在马克思的预料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说了这样的话：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而不能各取所需。并且劳动还必须是强制性的，因为有人想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人对劳动者就是不公平。

因此减贫不能只注重国家的投入，还要加强教化，努力激发劳动者的个人努力。努力劳动的人，国家就有责任帮助你减贫；自己不努力的人，我们无法帮他脱贫。这与消除贫困的总目标并无矛盾，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应该响亮的提出：不劳动者不得食。

所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网上最近流传的云南扶贫干部李波的“训话”受到网友称赞，就是因为她提出：“幸福不是靠张嘴要来的，不是伸手要来的，不是在家中翘着脚等来的。你看看那些开车、住洋房的人家，哪个是靠低保富起来的，不都靠自己双手。”

国家要重视扶贫，而劳动者也要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上下齐欲，则2020年消除贫困，实现小康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