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40年 · 新刊丨蒋子龙：《当代》的大门

1979年的夏天，《当代》横空出世，凭这个刊名我想当然地觉得这是写现实题材的福音。...

编者按

1979年，《当代》杂志创刊。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先生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记录了这个历史时刻，“春光明媚，百花吐艳，在一年中最好的这个季节，我们开始创办文学杂志《当代》。”的确如此，在那个严冬过后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大地开启了跨越世纪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开放的时代变革，文学开始重振旗鼓，文学期刊纷纷诞生或复刊，《当代》应运而生。第一任主编是提出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先生，他为《当代》确立了关心社会、反映时代、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办刊方针。《当代》杂志成为新时期文学解放最早树起的一面旗帜之一。

2019年，适逢新中国创立70周年之际，《当代》杂志迎来了自己的创刊40周年。40年间，《当代》杂志始终秉承初衷，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又一部珍贵的精神食粮，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树立了一座又一座值得铭记的丰碑，被业界誉为“中国文坛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刊物”。40年里的中国，进行了无比艰辛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改革，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历史转折和民族振兴。能够亲眼见证中国的努力和坚持，能够忠实记录中国的顽强和进步，能亲身感受中国波澜壮阔的腾飞，是时代和文学赋予《当代》的责任，更是《当代》的幸运。文学记录中国，是《当代》40年现实主义精神的初心与底色。

《当代》由衷感谢40年来所有阅读《当代》的读者，更加衷心感谢在这40年里，所有把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成果，托付给《当代》的作家。是他们给了《当代》以生命，是他们给了《当代》以荣誉，是他们给了《当代》以信念。本期杂志有幸约请到一部分优秀作家和好友的代表，撰文或题词，书写他们记忆和心目中的《当代》杂志和与之相关的文学记忆，集成“《当代》40年纪念专辑”，为今后更加丰厚、更加长久的文学史镌刻印记。

——孔令燕作者简介：

蒋子龙，1941年生，河北沧州人，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有《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燕赵悲歌》《蛇神》《农民帝国》等。作品曾多次获得文学奖，并被译成英、法、德、俄、日、韩、意、西等十几种文字出版。2018年，作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国家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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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夏天，《当代》横空出世，凭这个刊名我想当然地觉得这是写现实题材的福音。“当代”这两个大字真是绝了，仿佛是一道大门，进入历史或走出历史，都要经过此门；深入现实、走进创作的妙境或苦域，也须过此门。当时我虽然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也有一点虚名，完全是凭着被现实生活激起来的一股蛮劲，还有被声势浩大的批判给帮忙做了广告。其实对文学创作还没有真正入门，于是对着《当代》这道堂皇厚重的大门，心里曾闪过一念，不知将来有没有机会，或者叫幸运，闯一闯这道大门？（至于文学创作有没有大门，作家是越写越生好，还是越写越熟好？那是后来思索的问题。当时认定文学是有门的。）

来年开春，中国作家协会办文学讲习所，通知我去报到。我当时在车间里负责抓生产，正是“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生产压力很大，自知请半年的假可能会很难，但心里发痒，不试一下不甘心。刚上任的党委书记资格很老，敢说敢断，也有文化情结，看了“通知”二话不说拿起笔就在上面签了“同意”。当时我还多了句嘴：“车间生产怎么办？”书记反问：“你想不想去？”我赶紧称谢，拿起他的签字就离开了，立刻回车间交代工作，第二天就买票进京。

文学讲习所请了几位老作家担任导师，其中有《当代》的主编秦兆阳先生，一派安顺平和的大家气象。导师们除去给全所的学员讲大课，每人还要带两三个学生，不定期地到导师家里给开小灶。说来真巧，秦先生挑选了广东的陈国凯和我，一南一北两个写工业题材的工厂业余作者。那天先生讲完大课跟我和陈国凯约好，三天后带着一篇小说到先生家里去上第一堂“研究生课”。我手里没有存稿，急忙调动脑子里的存货，赶写了一个短篇《狼酒》。

三天后的下午两点钟，我俩准时赶到先生的家，沙滩南边的一个小院子，书房是里外两间，都堆满了书，写字台在里间，先生先看我们的作业，让我们在外间随便翻他的书。都是好书，拿起哪一本也舍不得放下，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先生喊我们进去，陈国凯交的什么作业，先生如何批改的我记不清了，轮到我时心里很紧张，秦先生有一种凝定和收摄的力量，幸好眼睛没有盯着我，而是看着眼前的《狼酒》稿子，手里拿着铅笔，一边说一边在稿子上标记出要改的地方：语言的节奏、文字的响亮，还有细节的坚实，都保持着你的风格，但结构混乱，没有好好构思……这一段放到前边来，这一段应该往后挪……先生把我的小说大卸八块，重新做了排序。

那一课令我终生难忘，写小说要格外重视结构布局，起伏跌宕不只是为了制造悬念，是让小说在变化中见资质。回到文讲所立即按先生说的把稿子前后段落调整了一遍，虽然这篇小说先天不足，但自己看着至少顺畅多了。此后每隔两周我和国凯就到秦先生家去一次，先生每一课都提前做了准备，是根据我们两人的具体情况设定的内容，或先问我们一些问题，根据我们的回答开始讲解，或从一部经典小说谈起……先后讲过小说的气韵和锋芒、人物的设计和文字的稳重……。半年期满后又延长了两个月，我们要毕业了，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先生给我出了“毕业论文”的题目：为《当代》写一部中篇小说。

一回到工厂，就觉得跟在文讲所是两个世界，生产任务总是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上我脱产八个月，心里过意不去，就想好好卖把子力气。全身心融入车间的生产节奏，根本顾不上想自己的小说，但也不敢从心里真正放下导师布置的作业，掐算着日子再不动笔不行了，就开始写《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给自己订了计划，上班的时间不要说写小说，连想想都不可能，我们厂的公休日是星期二，等到周一从晚上开始，一直干到周三的早晨上班，我的写作习惯是动笔后不喜欢间断，口袋里永远有个破本子和一支笔，不知什么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几句话，随即就记下来。每天上下班骑车要两个多小时，是我打腹稿的黄金时间，骑在车上脚蹬子一转，我的小说也活了。那时候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常常一两个月没有公休日，憋得难受时晚上就写几个小时。

写到三万多字的时候，有天晚上一个朋友来串门，他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小说组长，听说我正在写小说，自然要看一看，我也想试试他对我的小说的感觉，他看了几页就强行将我的稿子装进他的书包，说不打搅我，带回去仔细看。我有点着急，赶紧申明这是给《当代》写的，是秦先生交代的任务，无论如何你们不能用。一周后他把稿子送回来了，还没头没脑地扔出一句话：送审没过关。我说这又不是给你们的稿子，你送给谁审呀？他说如果主编相中了我们可以先发，不会影响给《当代》，结果主编不仅没有看中，还让我提醒你，这部小说有种不健康的甚至是反政治的倾向……我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原本对这部小说挺有信心，自认为里面还是有点新东西，比如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抗上的玩世不恭的青年，有些坏招怪点子很让领导难堪，但在青年人中他却是个有本事有影响力的角色……在当时的文学界还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怎么就“不健康”甚至还“反政治”呢？

但我还是将写作停下来了，一直等到离答应的交稿时间近了，我也没有想出该怎么解决“不健康”和“反政治”的问题，就只好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写完了再说。到了该交稿的日子，我干了一个通宿，小说还是未能刹住尾，早晨七点多钟，老婆上班路远已经走了，按惯例我负责送两个孩子，一个去学校，一个去幼儿园，一下楼就看见《当代》的编辑贺嘉正在楼前转悠，他是奉秦兆阳先生之命，乘坐从北京到天津的头班火车来取稿。我只好让儿子先把他妹妹送到幼儿园后再去上学，我陪贺先生回屋。

那时我住工厂分配的一个“独厨”，即一间卧室外加一个自己使用的厨房，两户共一个单元。贺先生跟着我胡乱吃了点早饭，我告诉他小说还差个尾巴，估计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六万多字，请他在卧室里的小桌上审阅，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写结尾。直干到傍晚，我写完了，他也看完了。其实我在外边写着，一直留心他在屋里的动静，除去我们两人简单地吃午饭，他一天

几乎没怎么动屁股，我心里对自己的小说就多少有点底了，说明他看进去了。最后他提了几处小意见，我当即就处理了，他说大主意还要等秦老看过稿子之后再定。

没过多久，我接到秦兆阳先生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来的七页长信，肯定了小说，并通知我小说拟发在新年第一期的《当代》上。我既感动，又深受鼓舞，天下的编辑与编辑、主编与主编，差别何其之大！之后不多久我写了一篇小文，叫《水泥柱里的钢筋》，表达对编辑的尊重，他们就如同水泥里面的钢筋。正巧花城出版社要出我的小说集，征得秦先生同意，便以他的长信为序。后来这部小说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实这个奖是《当代》送给我的。

这时，我似乎知道《当代》的大门多高多重了。一个写作者若想走上文坛，甚或是文坛的制高点，就须通过一道道像《当代》这样的大门。大概是在文讲所读了一些书，听了八个月的课，特别是被秦兆阳先生耳提面命领进了《当代》的大门，觉得心里似乎有些底气了，想写的东西很多，一年多以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脱稿，也是在《当代》发表的。那时还在“清除精神污染”，我对哪些东西是“污染”不甚了了，这似乎是个心照不宣、又极度敏感的概念，十分宽泛，只要有人觉得像是“污染”，宁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个。

我曾担心《蛇神》也会被删除一部分。当时我有种很奇怪的心理，越是被删掉的部分，越觉得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东西。《当代》出来后我急忙从头至尾浏览一遍，竟没有删节，全文刊出。不久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将《蛇神》改编成多幕话剧，主演兼院长跟我说，这样的小说如果不是发在北京的大刊物上，他们不一定敢改编。公演后果然有人告状，但还是演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大编辑编大刊物，到底气度不一样，为人慎重和雅，个个都是谦谦君子，但刊物却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和锋芒。《当代》不愧是现实主义的福地，也是我的福地。学手艺有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师傅领进门”非常重要，可少走许多弯路，进不了门全凭自己摸索，或许永远达不到凭自己的条件能够达到的境界。

后来我对一个美国孤儿的故事发生了兴趣，想写个中篇。这个孤儿跟我很熟，我为写小说被人对号入座惹的麻烦太多了，以防后患我动笔前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听不仅不反对，反而两眼放光、来了精神，说你怎么写都没有关系，必须答应我一条，我和我的父母的名字、职业一定要真实，我给你提供资料。这大出我意料，口出无凭，也怕他以后反悔，让他当场给我写了个字据，算是自愿把故事卖给了我，我出价500元，请他在利顺德吃了顿西餐。小说快写好的时候他找到我，想看看稿子，我不同意，我特别不喜欢在小说未完成前让人看稿子，再说有协议在先，你白纸黑字写的，随便我怎么写都可以。假若你看完后提一堆意见，我能接受的可以改，我不能接受的怎么办？他没有坚持，并表示对《寻父大流水》的小说题目很满意，说突出主题，不看稿子也行，但发表必须找个中央的大刊物。我说中央的文学大刊物就是两个，能发中、长篇的只有《当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的，在西方就叫“皇家出版社”。他说行，太好了！

小说发表后他买了一兜子那一期的《当代》，大概有三五十本，提着去香港了。他在香港起诉了英美烟草公司，讨要战争赔款。他的父亲曾是英美烟草公司驻中国高级代表，1941年秋天回国述职，随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被丢在大陆的他以及他的母亲，其境遇可想而知，战乱期间自不必言，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母子也无法说清楚自己不是美国特务……他带着一大兜子《当代》上法庭，不知是发给陪审团，还是散发给媒介制造舆论、引起同情？早知如此，我当初就该实打实地写报告文学，而不是小说。最后不知《当代》起了作用没有？反正他的官司打赢了，拿着数目不菲的赔款和美国政府发给他的公民护照，高高兴兴地回美国了。

《当代》凝练了当代，当代就是现实，而现实中包含着历史与未来。我此生有幸进了《当代》的大门，也顺便带着我小说家族中的全部人物，进入当代文学大家庭。

感谢《当代》。感念秦兆阳先生。

——责任编辑：杨新岚

——本期微信编辑：孟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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