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书虫书店：无尽的告别，无尽的相遇

“能维持下来说明它不是不盈利，但是，你说它能养我吗？”...





▲ 2019年11月17日，在北京三里屯经营了十四年的老书虫书店正式闭店。目前新店地址尚未确定。（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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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维持下来说明它不是不盈利，但是，你说它能养我吗？我现在小孩学费能养吗？不能。我也有做别的事情，我们都有别的工作，不是靠这个赚钱，靠这个你就别想过什么好日子。”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佩奇 欧阳诗蕾

南方周末实习生 胡琪琛

责任编辑 | 宋宇

数百位观众将老书虫书店（注：下称老书虫）的三个区域挤得水泄不通。室温几近30度，热气蒸腾，天花板上四架风扇缓缓转动。店员请勉强塞在最后一排座位后面的观众逐个传话：请打开房间那头的空调，20度。过了几秒又传来新口信：调成19度。

2019年11月9日晚间注定不同寻常。在“幽默小区脱口秀”的大号标识下方，主持人周托尼提着手持摄像机上台，拍摄演员和观众。“我没有通知今天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拍摄，所以你可能跟不方便的人一块来了，也来不及啦！”他对着台下调侃。

近六年前，周托尼与爱尔兰知名脱口秀演员毕翰生共同创立了“幽默小区脱口秀”俱乐部，根据地就在老书虫。这里来过大山、黄西、崔永元等名人，也见证了很多如今知名的脱口秀演员的成长。“这是我体验过最好的地方。”脱口秀演员Rock说。

“托尼说老书虫快关门了，哇……我太悲伤了！”告别视频中，毕翰生哭了。闭店消息是在11月5日发布的。老书虫的公众号推送消息，“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在南三里屯路4号院经历了14个美好年头的北京老书虫被迫结业”，阅读数很快突破十万。

媒体从业者谢玉娟收到推送，第二天赶到老书虫。五年前的冬天，在南方读研的谢玉娟来到北京，去一家外媒实习。她被前辈们带到老书虫参加第一次聚会，自此成为常客。

谢玉娟借阅了两位华裔作家的英文作品——哈金的《等待》和谭恩美自传《过去的起点》。“我看到了一个告别的场面，空气中弥漫着肉桂红酒的味道。”她想起两年前的圣诞节，她和朋友在这里喝的正是热肉桂红酒。

午间，老书虫的总经理大卫·坎塔卢波端着一份炸薯条从后厨走出，独自坐在吧台就餐。“我现在还有很多现实问题要解决。”他拿起一根薯条，蹙着眉头望向记者。他最近拒绝了很多采访。

售书间收银台后的书架空了大半，门边立着几个书柜，折扣优厚。比起往日安静的白天，店里多了不少流连于书架间的观光客。“说实话，这些书很多年很多年都卖不动，不是说书不好，但也不是他们特别欣赏的那种书。就是大家的情怀，来支持我们。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店还是让很多人印象特别好，这么多年没白干。”后来，大卫告诉南方周末。

彼得正在买书，他九年前到北京时就来过老书虫，始终印象深刻。四年前再来北京，他就职于某英国咨询公司，成为这里的忠实顾客，两三个月来一次。前一天，他从朋友那里知道闭店消息。“我非常非常震惊，这里不可替代。”他手边堆着刚买的至少十本书，消费一千多元。

7日，“幽默小区脱口秀”推出周六告别演出。七分钟内，演出票被抢购一空。

演出时，温度不再重要了。周托尼动情地回忆起“幽默小区脱口秀”和老书虫的故事：“我们一直在这六年，做脱口秀，一直在告诉大家：喜剧是什么？其实喜剧的意义不在于去建构一个东西，它的意义往往是解构一个东西，把一个东西打碎，把这个东西变弱、变没。”

“我们努力了六年，这个星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停顿片刻，周托尼补充了一句。伤感被欢乐和幽默消解了大半。“朋友们注意啊，这是老书虫的告别演出！不是‘幽默小区’的最后一次啊！”他还要嘱咐大家一句。

上台后，演员梆梆头君也显得兴致勃勃：“这里既然已经注定要挂了，咱就讲一些‘黄段子’！”

梆梆头君在老书虫结识了妻子，当时两人分别是演员和观众。“我当时也是讲了一些‘黄段子’。下台之后，她就通过她的演员朋友认识了我，求我说：能不能再给她讲一些？我约她去咖啡厅，跟她讲了一下午。她听了很喜欢，发现我们喜剧品位很一致，我们就幸福地在一起了。”他笑着讲道。

二十多位演员依次上场，他们的脱口秀事业大多起步于老书虫。“单立人喜剧”创始人石老板甚至翻出数年前在这里表演失败的段子。临近深夜12时，近四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表演终于结束。大卫登台，宣布外面下雨了。“今天好多人跟我说，老天爷也在哭呢！”他的汉语音调陡峭，引得全场大笑。兼有中美血统的总经理在新泽西州长大，大学毕业后到武汉担任英语老师，还做过ESPN中国区董事。他后来帮助老书虫转型，成为股东之一。

大卫接着宣布，原定11月11日闭店的老书虫将再营业一周。“本来大家都说，明天晚上我们是末日。但这就是促销的方法。我们2005年开到现在，我告诉你们，大概最近十年都没有这么好的生意，我跟你说，我下一次开店，保证三个月一次破产！”文字工作者顾洁自称老书虫的“稳定自习人员”。她无需坐班，过去两年常去老书虫工作，喜欢内厅靠窗的座位。每当想开小差，她一抬头就看到何伟与欧逸文的相片在墙上高悬。两位《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每每令她一哆嗦，只好老老实实赶稿。

在北京，很多不坐班的人流转于咖啡店和书店，寻找城市中最舒适的自习场地。对顾洁来说，她的归属是老书虫。这里很少有人高谈阔论几个亿的商业项目，顾客状态松弛，聊天、读书与工作的各行其是。外厅角落里摆放着一架钢琴，时不时有人过去即兴弹一段曲子。一切都很自然。

老书虫也有作家虹影的两幅相片。“这是一个家一样的地方。”她认真地说。这里正式营业第一天，英国作家韦蔼德约虹影参加了开业聚会，后来两人成为夫妻。这些年，老书虫是他们在北京做访谈、见朋友的固定地点。“你待多久都可以，最主要的，我在那里一定会碰见很多老朋新友。”虹影说。

老书虫最早是英国人亚历桑德拉·皮尔森开设的非正式图书馆。她把国外朋友带来北京的书积攒下来，同时还经营一家餐厅，组织主题多元的讲座。韦蔼德很早就认识亚历桑德拉，每出一本书都在老书虫办读书会。他认为，“亚历是一个商人，可她的爱人就是书”。

后来餐厅濒临倒闭，朋友们建议亚历桑德拉，可以建立一个永久的场所——“一个可以吃、喝、读的地方”。几年前，亚历桑德拉回到英国，老书虫的两位投资者高岩和大卫·坎塔卢波成为掌舵者。

如今为顾客熟悉的老书虫在2005年开始营业。小楼位于机电研究院大院中，靠近使馆区，周围是三里屯最繁华的区域。书店外墙驻留着一条巨大的、戴着眼镜读书的红色毛毛虫，通往书店的每一级阶梯都展示着各国文学经典，《雪国》《西游记》《一千零一夜》《1984》《华氏451》……书店容纳超过两万种图书，三个日常WiFi的名称都包含“Eat Drink Read”（注：即“吃、喝、读”）——顾客们反映信号都不大好——天花板上总是悬着红灯笼。

2011年，老书虫被旅行指南《孤独星球》列入“全球十佳书店”，是亚洲唯一一家。评语称赞它“比一个好书店该做的做得更多”。

很多晚上，厚厚的深蓝丝绒帘子一拉，老书虫的里间就成为各类文化活动的场地。顾洁抗拒过大投影仪播放美剧《权力的游戏》的诱惑，但某次自习她发现正直播NBA总决赛，就马上加入观战。多伦多猛龙队的分数第一次超过金州勇士队时，一位年轻金发男士默默地从包中掏出猛龙队队服换上。可惜猛龙队最终败北，一同观赛的顾客们离开时都向他表达了鼓励。

当然，关于阅读的活动更多。2006年春天，老书虫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老书虫国际文学节；2017年，这里开始承办中欧国际文学节。它们是老书虫最重要的固定文化活动。每年都有数十位中外作家受邀，组织主题多彩的对谈、沙龙和工作坊等活动。

谢玉娟参加了近两届文学节。由于工作原因，她需要阅读大量外国作家书写中国的书籍，无论经典与新近出版。老书虫的文化活动，正是她与作者们当面交流的好机会。

“观众们参加完沙龙之后，可以和作家、记者们一起探讨，关于虚构和非虚构、科幻等，再到中国的科技、经济各领域。”谢玉娟回忆。在她看来，比起北京其他书店，老书虫的活动更加国际化，这使它不可取代。

“你知道，国际性有多难。”作家虹影强调。她参加过至少四次老书虫国际文学节，曾与诗人西川等人一同朗诵英文诗歌。“后面我都不好意思了，就不参加了。”她开起玩笑。

老书虫常年与企鹅出版集团紧密合作。“我认为主办人非常专业，他自己很懂作家、很懂作品。”虹影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这个书店的意义在于它把中国跟西方连起来了。”

“这里请来了很多大家，旅美的科勒姆·麦凯恩、以色列的大卫·格罗斯曼。你看中国的，莫言去过、西川去过、蒋方舟去过，哪一代的作家都在那里。它是一个窗口，让西方作家和西方媒体知道中国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虹影也常向老书虫的朋友推介中国作家。

多年前，翻译家韩斌和戴夫·海森读到青年作家孙一圣的小说《猴者》，将其英译，刊登在《路灯》杂志上，又为他在老书虫组织了一场活动。那是孙一圣的第一次读书会，他记得，到场的多数是外国读者。孙一圣未来的译者，正是在那次活动知道了他。

读者与作家往往互动得非常热烈。“每一个人说的话都特别尖锐，特别厉害。我每次在这儿做活动都会碰到知音，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虹影去过很多好书店，时常遇到一两位忠实读者，抱着一大摞书，对她的作品了如指掌。但在老书虫，“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个水平”。“它是一个多元文化集散地。”11月7日傍晚，周托尼在老书虫的吧台边给这家书店下了定义。他戴着标志性的草帽，身旁是热闹的人群。“三里屯这个地方这么复杂，这边一排夜店，那边各种网红店。”他偏偏脑袋，“但这儿是一个精神圣地。”

周托尼在央视当过多年记者，后来专门从事英文脱口秀表演。2013年，他第一次来老书虫演出，马上感受到独特的国际化氛围，“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

几年间，不断有酒吧邀请周托尼做“幽默小区脱口秀”演出，但他一直和老书虫合作，“这里聚气”。起初他们靠发邮件宣传，中国观众慢慢越来越多。再后来，票在演出开始前一天就能卖光。他在爱尔兰和美国演出时，都曾被老书虫的观众认出来。

“啥叫人文交流呢？人文交流不是说两个国家一起签署什么协议，然后拨多少钱。这才是实打实的‘人与人的接触’。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是全球的。”周托尼对南方周末说。

11月8日晚间十点半，“不靠谱沙龙”的时段开始。发起人张科民让新观众举手，从中选出六个人，每人报1至7之间的一个数字。收集六个数字后，音乐总监曲大卫上台，现场用六个数字对应的音符编一首曲子。接着，尤克里里、大小提琴、钢琴长笛、小号二胡、近景魔术和水晶球表演轮番上场。

张科民很早就认识做过音乐老师的亚历桑德拉。他的姥姥李珏从前常邀请年轻的北漂音乐家到家中聚会，饭后大家围着钢琴“玩”音乐，大家也叫她姥姥。2010年3月1日庆祝肖邦两百岁生日，来客太多了，活动地点就挪到了老书虫，“不靠谱沙龙”（注：下称“不靠谱”）由此成型。

此后，张科民组织了音乐剧、室内乐、魔术沙龙串烧等一系列活动。中西混搭、顺序随意，表演者常常即兴演奏。姥姥2013年去世，“不靠谱”的成员在老书虫为她举办追思音乐会，表演者还包括小提琴家盛中国和钢琴家刘诗昆。

有观众认识音乐家们，希望他们现场合作。“他们说，没有谱啊。观众说，没有谱也行。然后合作了一个《牧歌》，盛中国拉到一半中间还忘了。后来就借用了这种形式，演奏过程大家有谱在心中，不依赖谱。”张科民向南方周末回忆。

在张科民带领下，“不靠谱”常在老书虫表演，“用爵士的态度玩儿古典”。“要想象这帮人好像一帮蜜蜂，时不时汇聚起来。”照张科民的数据，他们邀请过108位表演者。一次大暴雨，只来了三个观众，他们也演了一晚上。“我们演得挺开心，其实都是给自己演的。当然希望更多人来，但是没有人照样过得了。”

2014年2月，经观众提醒，“不靠谱”开始对外售票。沙龙主管柏雅莲意识到，除掉成本，他们可以买一些物品给孤儿院。

“不靠谱”的观众年龄跨度极大。8日这天，一位年过九旬的观众给张科民发信息，说自己实在去不了了。从前观众常常没有演员多，他们遭到很多场地回绝，最后还是老书虫敞开了大门。11月10日晚间，顾洁参加了老书虫原定的最后一场活动。

老书虫见识过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和重逢。9月底，顾洁看到一位即将回英国的男士与店员告别。“他说，要回英国了，喝不到你们的咖啡了。店员开玩笑，说可以给你快递到伦敦。”10月，她邻桌的两位外国女士偶遇一位外国男士，大家讲起几年里的生活变故。久别重逢的三人再次道别，说将离开北京，分别回到自己的国家。

高岩曾在采访中设想，老书虫“不仅要打造书的储藏室，还要搭建家之外的另一个家”。顾洁喜欢这种熟悉感：每次到老书虫点单，店员都主动问一句：“今天还是热拿铁？”

“我不知道新店什么时候开。我现在没有很伤心，因为觉得它会很快找到新的地方重新开业。但是它如果几个月一直没开，那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失去了一部分。我可以去认识人，可以听一些东西、扩展自己的知识和视野的地方就没有了，而且它在北京没有替代品。“谢玉娟说。

IT从业者、美国人汤姆七年前到北京后，老书虫几乎成了他最重要的地方，看书、吃饭、听讲座、参加活动。“我和我女朋友就是在这儿认识的。”他笑着指指斜后方一张桌子。三年前某场关于社科书籍的读书会，他是唯一的男性，有些关于女性权益的问题想问却不敢开口。恰好，房间另一头，一个女孩问出了他脑海里的问题。“我非常幸运，我在这儿感受到了相互尊重的氛围。”他找到了留下来的理由。

“很多人在商场开书店，复制某种商业模式，装潢精良、为了赚钱。但抱歉，它们不好。在老书虫，你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汤姆坐在桌边，撕开一本书的塑封。这本关于中国乡村的书籍，是他刚刚购买的。“我一直试着理解这里，我为此着迷。”他伤感地回忆自己在老书虫度过的时光，“太多历史，太多有趣的事，太多独一无二的人。”

在冬日的雾霾天，汤姆喜欢去老书虫喝热饮，心情会一下子好起来。“这是一个可以把中国和世界各地非常优雅地连结起来的地方，是让一个城市变得特别的地方。现在，它突然要消失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许它得搬到离市中心更远的地方。”汤姆说，“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北京，也许我也会走。但这个地方的美、让我感受到的宁静，我会一直记得。”

艾杰西是波士顿人，2012年到北京后开始表演脱口秀。2014年，他参与了“幽默小区”在老书虫的第一场演出，现在全职从事中文脱口秀。“外国很多最顶级的脱口秀演员来到北京，也是来这个屋子。那时候我和托尼是少数的，可能整个北京城只有十个人真的懂什么是脱口秀。”他回忆道。

“我上台，你们都能看到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东北人，波士顿那旮旯的。”艾杰西在台上笑着讲道，语气很快转向严肃，“无论你是中国的外地人还是外国的外地人，14年来在这个舞台、在这个屋子，一直有机会可以分享他们的故事。”“不靠谱”演出前，张科民见缝插针地把大卫拉过来聊了五分钟。“所有媒体都想问同样的问题，我是合同到期了，他不续约我有什么办法？而且我相信这个楼真的有问题，这个楼是一个厂房，不是正宗的、应该出租的楼。”大卫对南方周末说。

截至发稿，老书虫还未确定未来的地点。微信群里，不时有热心顾客推荐自己身边合适的场地。“三里屯很贵，我们也没什么大钱，所以就先把这一块儿收摊吧。”大卫提到，老书虫在成都和苏州的分店都因经营问题关闭，但这家活了下来，“北京还是集中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资源”。

几年前接受《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采访时，高岩形容老书虫的境况“就像鼻子刚刚露出水面”。“作为一个独立书商，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在思考新的发展计划。而门店的租金费用和员工的工资更是经常遇到的困难。”他感慨道。

“越来越多人读电子书或者从网店购书，书籍销量下滑、书店经营成本上升，所以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来盈利。”高岩希望提升文学节的规模和影响力，让人们在这个社群里分享观点，“如果能创造出一些关联性，在售卖的图书、读者和作者之间创造一些关联性，我们就有机会得到大家的青睐。”

“我干这个事就是因为喜欢。北京我很喜欢。北京我来了三十多年，大半辈子在北京。我来北京不是为了开一个店。这不算事业，没利润，我是志愿者。”大卫直露地表达自己对老书虫的喜爱，“能维持下来说明它不是不盈利，但是，你说它能养我吗？我现在小孩学费能养吗？不能。我也有做别的事情，我们都有别的工作，不是靠这个赚钱，靠这个你就别想过什么好日子。”

表演者们也需要寻找新场地。“游击队。有哪打哪，露天也搞，798也搞。就看缘分，随缘。”张科民告诉南方周末。

“万事无常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恒远的。即使你认为是永远的，比如这楼，就像早上的水珠在一片叶子上，你看着它的时候觉得它就在那，不会没了，但是它那么一会儿就没了。只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比水珠更长一些。但这也就是一水珠。”说罢，张科民踏进演出现场。

（应受访者要求，顾洁、汤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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