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怎么就是离不了婚？

坦白讲，我非常期待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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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在跟我爹的二十五载婚姻中提过非常多次离婚，但跟大多数夫妻一样，这其中的多数时候，“离婚吧”只是在婚姻中遭遇的诸多问题面前，我妈所能使出的最后一个杀手锏——你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完全没想要离婚肯定不对，但你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真的铁了心想离婚好像也不对——既然讲出要离开的目的掺杂了某种被挽留的渴望，那人是不是真的想抽身离开似乎总要打上一个问号。

“要不要离婚”和“怎么离婚”从去年开始成为我妈严肃思考的两个问题。发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导火索是我爹的出轨，虽然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确实是第一次进入这样一个“揭不过去也没法装看不见”的尴尬状态——举家数十口人为之牵心挂肚，蔚为壮观。

在这次出轨被抓后，我爹扇过试图劝他认错的我姐两耳光，打过我妈一顿，也多次口放豪言“所有的财产我都不要”、“我跟她私奔”、“儿子女儿我都不要，爹妈我都不认，你别想拦着我”，我妈哭过闹过，但好像到了也没有被我爹临近中年爆发出的幼稚热情吓退。

从去年七月至今，这场战事胶着了十个月，甚至还有继续延续下去乃至愈演愈烈的迹象——可是我妈这个婚到底还是没离成。

这成为了我近一年来最大的一个疑惑：我妈怎么就是离不了婚？

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开篇就讲：“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在跟朋友们聊天的过程中，我会发现我的绝大多数朋友的母亲似乎总是不太快乐的，而这种不快乐的背后似乎存在某种共性。

所以这篇文章一方面试图回答我个人的疑问，另一方面也试图从我妈的经历出发，思考女性在婚姻中的普遍遭遇。

我父母闹离婚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朋友、亲戚上门劝解，我曾经旁观过几次。在这几次中，我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人们通常会反复质问作为过错方的我爹：“你到底想干啥？” 但他们向我妈发出的疑问通常是：“你（离婚了）以后（能）怎么办？”

我不太关心我爹到底想干啥——人想干什么跟其他人实在没有太多关系，我与他的亲子关系并未赋予我干涉他自由意志的权利，只赋予我尽可能尝试理解和支持他的义务。

我非常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往往假设我爹遭遇的只是“想干什么”的问题，而我妈遭遇的却常常是“能干什么”的问题？

对我妈能力的质疑与我对我妈的印象其实有些冲突。我记忆中还保有多年前她和我爹共同经营饭店，一个人大清早开车出门采购一整车的食材回来，又指挥十几个员工赶在饭点前处理食材的印象。

从这些记忆的片段来看，我的母亲并不是没有独立能力，但显然她的朋友、亲戚乃至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事实是，自多年前我爹开始某项新的投资，而我和姐姐进入初中开始，我妈就逐渐退居家庭，没有了自己的事业。

这种转变并不明显，以至于我甚至不能确认她是什么时候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主妇。可是回头再看，我会发现，正是在这一悄悄发生的转变过程中，我妈被她的丈夫和周围的很多人共同“阉割”了。

社会化并不一蹴而就，我们并不是在年满十八岁后瞬间变成一个固定的人，从此不再发生任何改变。个人所选择的职业道路，生活方式都持续塑造着他们。

家庭主妇的职业或许“同样高贵”，但就现代性的逻辑而言，它绝不“同样有收获”。围绕着家长里短展开的重复性劳动，和以柴米油盐为主题构建起的社交圈，这些东西给我妈所代表的家庭主妇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某种被甩出高速的社会转轮的离心力，而非自我提升的机会。

时代当然有所进步。我们今天会谈论“共同分担家庭劳动”，或是“男性退居家庭”，但传统的社会规范并未彻底失去效力，“男主外女主内”仍然是我们最为习惯的家庭生产模式。加之在资本主义理性的逻辑中，由于体力、性格等或天生或建构的不足，女性始终被界定为某种二等公民。一旦家庭劳动的量由于新生儿的诞生或老人的患病而陡然增加，女性往往成为夫妻中那个首先退居家庭的人。

要求人必须不断提升自我的现代社会，正是利用这种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合理地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合谋，阉割了女性的生产能力乃至生活能力。

这种阉割不仅通过社会活动范围的缩小对她们的性格产生影响，让她们变得更顺服；更通过社会关系的单调化、同质化对她们在婚姻中的议价能力进行剥削，让她们变得更脆弱。

向我妈发问“你能不能独立生活”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家庭分工机制、性别薪资结构以及传统观念复合而成的某种社会力量。我爹也正是利用这一社会力量，实现了在婚姻过程中对我妈的持续打压、矮化和驯服。

我对我妈感到抱歉，因为我未曾在她遭受我爹的指责“你怎么这么没有进步，我们俩现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时站出来；也因为我未曾体恤她在操持家庭中的种种不易，甚至接受了我爹的暗示，相信我妈是需要被保护的，是没有自立能力的。

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她所遭遇的困窘。在我妈决定离婚的过程中，她还曾反复遭遇另一种疑问：“你这么大年纪了，离婚了还能怎么呢？一个人过一辈子？难不成你还准备再找一个？”而在其他受害女性的经历中，我们常常听到另一种质疑：“一个巴掌拍不响，他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打你。”

这两种质疑的表层指向当然并不相同，但在背后，又都含有某种关于性的隐喻。我们不会反问男性“难不成你还准备再找一个”，也往往不会质疑男性“一个巴掌拍不响，她总不会无缘无故地要跟你分开”（虽然今天的互联网上存在某些类似的“戏谑”，但整体来看，在常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表述极少出现）。

因为“贞节”是只属于女性的美德——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友邻冷血才女曾经说过一句话，放到这里非常妥帖：“如果一项美德只有女性需要具备，却并不同样要求男性，它的实质肯定是一个阴谋。如果一项美德只要求下位者具备，却不要求上位者，那它一定是一种剥削。”

正因为这种独有的美德，我爹能够坦然地对我妈说出“男人都是这样的”、“你要学着宽容”，也可以在我问他“那如果我妈这样你能宽容吗？”的时候，恬不知耻地回答：“你不要跟我辩论，我说实话，我还真就不能宽容。女人就是不一样。”

我们必须看到，对女性而言，从痛苦的婚姻中脱身绝非什么正向资本：在婚恋市场上，女性最大的负面属性，一是非处，二是高龄，三是离异。不幸福婚姻的受害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临着来自自我、亲友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性劝阻”。

我妈为自己预设了“我不会再找一个”的桎梏，但她又仍然保有对幸福生活的一点点幻想。所以哪怕我的父亲在旁人看来已经无可救药的那些时刻，她仍然没有办法决绝地转身走开。在我和她的某次长谈中，她每一句关于离婚的狠话前都会加上一句“如果他肯改，我还是不想离”的前提。

所以，在“女性的第一特性是从属性”的基础上，在对女性完成了能力的阉割之后，贞节观念进一步实现了对妇女的规训。

食之无味的鸡肋到最后还是会被抛弃，哽在喉咙口的浓痰总要吐出来。我父母的婚姻走到了一个太过极端的地步，两个人没有意愿修复也没有能力修复，所以我想这场婚姻或许很难避免以离婚收场——坦白讲，我非常期待那一天。

但事情不该只能以此告结。我妈和其他所有不幸福女性的不离开不是单纯的愚昧和执迷不悟，而是身陷泥淖中的不可自拔。

无论不幸以何种形式体现，对“受害女性”而言，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对社会结构进行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么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只能被所谓新时代独立女性的神话欺骗，在结构性的暴力与持续不断的自我质疑中了此余生。

“社会结构若不能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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