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岁那年，我第一次坐上救护车。...

我叫李鸿政，是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学科的一名医生。如今，我从医 5 年，遇见过许多病人，治愈过许多患者。

最难忘的是我的第一位「患者」——我的父亲。我生长在广东省茂名市最南端的一个小村庄，记不清有多少个清晨，伴着海浪声，我总是被父亲的咳嗽声扰了清梦。

咳——咳——咳，连续的咳嗽声让人心慌。一旦遇到变天或者体力劳动，父亲喘得更厉害了。他总是伏在窗台边，扯着喉咙，用力地想要把胸腔里的痰液咳出来，胸部呼呼地像刮风一样。

要歇好几分钟，父亲才能缓过来。

支气管哮喘，父亲从小就有。为了治病，他也不知拜访了多少医生，花了多少钱，但囿于落后的医疗条件，父亲的病一点改善都没有。

明明还不到四十岁，他看上去就像病恹恹的老人。村诊所医生给父亲开了气雾剂，这种药物虽能暂时平息气喘，但副作用强——每次用完后，父亲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直到 13 岁那年，看似平常的咳嗽，把父亲拖到鬼门关。「你爸出事了。」我正在上初中，晚自习课间，大伯赶到学校，在教室里找到我。

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坐上大伯的摩托车，直奔镇上医院。原本是九月闷热的天气，海风吹得我竟然有些发冷。

刚下摩托车，看到弟弟立刻朝我跑来，大哭：「哥，你终于来了，爸爸快不行了。」我悬到嗓子眼的心，被弟弟的哭声彻底冲垮。由着弟弟拉着我，冲到抢救室。

我看到躺在床上的爸爸。病床上的爸爸带着吸氧面罩，脸色苍白，嘴角还残存着白色泡沫。

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扑倒在床前，嘴巴里一直叫着「爸爸」、「爸爸」，躺在抢救台上的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爸爸昏迷了。

「这里设备不支持，要马上转到县医院抢救。」医生说。大伯和妈妈商量后，当即决定转院。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救护车。

「滴——嘟——滴——嘟」，救护车的声音划破了小城的夜空，我望着昏迷不醒的爸爸，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忐忑。「你爸这两天哮喘又犯了，你弟陪着他去乡医诊所打了平息哮喘的针，谁知打了一半，人就不行了。」大伯在救护车上对我说。

到县医院时，已接近凌晨。爸爸住进了呼吸内科抢救室，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陌生而冰冷的机器，莫大的恐惧将包裹我。「目前情况暂时稳定，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可能要用呼吸机。」

医生给出了判断。妈妈红着眼睛，求医生：「一定要救救孩子的爸爸。」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充满了无力感。

原本瘦弱的妈妈，这一刻，显得更加单薄。

抢救室没有多余的床，只有几把椅子。妈妈问护士要了一床被子铺在地上，我和弟弟打地铺，妈妈一个人趴在病床前的床头柜上将就了一晚。多年以后，我依然会记得，在抢救室的那个漫长的夜晚。

一夜未眠，半夜，我听见了爸爸开始说胡话：「我不想死，我大儿子还在读初中，小儿子还没小学毕业。」

听到父亲的呓语，我又哭了，一遍又一遍地祈求着老天爷：「如果上天能让我爸爸活过来，我宁愿少活 20 年，让我爸爸多活 20 年。」

这是一个 13 岁少年所能做的全部事情。

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祈祷吧，第二天父亲终于醒了。尽管脸色苍白，他还是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安慰我们：「我这不是好端端的，你们别担心。」

下午，他嚷着要出院。我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急。多住一天医院，就意味着要多花一天住院费，而当时，我连学费都还没交上。

在医生的反复劝说下，直到第三天，父亲情况稳定才出院。他穿上裤子，指着自己的皮带，笑嘻嘻地对我们说：「住院两天，瘦了一圈，都不用减肥了。」

我听到这句话，满满的心疼。

这次，医生建议父亲使用一种副作用较小的药物——沙丁胺醇气雾剂。以前父亲使用的药物是异丙肾上腺素气雾剂，副作用明显。

不过，沙丁胺醇气雾剂比较贵，一个月要花费 210 元，这对 20 年前的我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我们的强烈要求下，父亲勉强同意。日子似乎又回归了平静。

但那天夜晚父亲昏迷的呓语、妈妈削弱的背影、自己一遍又一遍地祈祷，这些场景像电影画面般无数次在我脑海里回放。

父亲出院后，哮喘控制的不好，疾病还在缓慢地折磨着父亲，几乎每天，他都有喘不上气的时刻，体力也愈发跟不上。

我恨哮喘。

「是的，成为医生，才能把父亲从哮喘的泥潭里拉出来。」也许现在看来，当时的我有些幼稚，但这就是我最质朴的愿望，当医生的种子就这样种下了。

初中毕业，我顺利考上当地县一中。高中三年，拼命学习。无数个深夜，我趴在桌上做功课时，总能听到父亲的咳喘声在隔壁房回响。

每当这时，我就一阵心疼。

高考过后，终于迎来了填报志愿的那天。父亲希望我以后当一名律师。

但我不愿意，我想学医，想治好父亲的病，想让更多的人摆脱疾病的痛苦。我瞒着家里人，自作主张地把「临床医学」四个字写进志愿表。

「能录得上就上，录不上就再复读一年。」我破釜沉舟，果断地把表交给老师。

不久，我幸运地被医学院录取。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心里埋藏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进了医学院，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课程设置，我要到大三才开始学习与呼吸科相关的知识。但我等不及，每当想起 13 岁那个夜晚，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从大一开始，我就泡在图书馆学习有关呼吸科的知识。我啃完了一本又一本晦涩难懂的书籍，日子就这样过了 3 年，我对哮喘疾病的理解也愈加清晰。

据《内科学》（第 9 版）的数据显示：我国约有 3000 万以上的哮喘患者。哮喘仍然是世界公认医学难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疾病中四大顽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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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父亲的病情和学校老师，教授交流。我才意识到受当年的医疗水平所限，父亲的治疗方案一直存在误区。哮喘本质是气道内慢性非特异性炎症，而他的方案仅仅是平喘，并没有抗炎治疗。

糖皮质激素是适合父亲的。（哮喘的关键用药是吸入糖皮质激素，病情重时可能需要联合使用长效支气管舒张剂，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我立即给父亲打电话，嘱咐他去药店买相关药物。我对他说：「这是我们教授建议用的，可以试试看。」

新药物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三天后，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这几天哮喘没怎么发作，睡觉也舒服了。」

我心里涌出一阵开心，对父亲说：「坚持用一个月试试。」一个月后，父亲告诉我，他现在能跑步了。

我记得那年是 2009 年，哮喘困住了父亲 40 年，那一刻父亲终于得到了解脱。

在我的建议下，父亲使用了规范的治疗方案，身体也渐渐地好起来。少年时代父亲伏窗咳嗽的场景、监护室的那个夜晚，一幕幕的梦魇终将成为过去。就这样，我治疗了人生中第一位「病人」——我的父亲。大学放假回家，父亲总会在饭桌上和我说：「以后做了医生，一定要多关心、多安慰病人。」

2012 年，我考上研究生，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呼吸内科。

作为临床学硕士，整三年我几乎都在医院度过。

我见过了太多哮喘病人，因为疾病，他们的生活几乎失控。由于缺乏正规的治疗，哮喘反反复复地发作，有些病人甚至病重进入 ICU 。每当看到病情不稳定的病人，我总会想起父亲。

我也总是想起父亲对我从医的嘱托，尽可能多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重症学科医生。这里聚集了全院最复杂，病情最危重的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人命关天。

都说医院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战场。在重症科，与死神赛跑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看到病人恢复后，走出这扇门，我的心里总会油然而生出成就感——又打赢了一场艰难的战役。

少年时期在心里埋下的种子也逐渐长出郁郁葱葱的大树，医学之路，道阻且长。

我经常想起硕士毕业典礼上的那一段誓言：

感谢父亲，让我成为一名医生。



本文经由 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吴晓昇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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