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一扒古人的年终奖与外快_【中国国家历史】

您有年终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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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年终奖吗？

现在已近年终岁尾，2019年很快就要过去，了。问一个可能很扎心的问题：您有年终奖吗？能发多少？平时有外快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今天不和别人比，和古人比一下，看一看古人有没有年终奖、外快，如果有，到底能发多少。

古代社会阶层划分，比较简单，就是士农工商四大类，只有士人（即读书做官的人）才有稳定的“俸禄”，以及正常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探讨古人的年终奖、外快只能从官员，这个群体入手。本文所说官员的外快是指，当时被认定为合法的收入，不包括官员贪赃枉法所得，的钱财。

两汉时期

要说年终奖，先得从官员的俸禄说起。西汉承秦制，俸禄分为两部分，即实物工资和货币工资，实物工资以粮食（主要是粟）为主，货币工资是铜钱。官员品级以发放给官员的粮食数量有，多少石来认定，官、吏以六百石为分界线，六百石以上为官，以下为吏；吏以二百石为界，二百石以上为大吏，以下为小吏。汉武帝之后，俸禄主要以钱币的，形式发放，但官员品级还是以，多少石为标准。据考证，西汉官员之间的俸禄差距是，比较大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丞相每月收入有6万钱，这是中二千石这样的高级，官员的两倍，是最低级别官员（非吏）六百石的二十倍，是低级小吏（百石以下）的一百至六百倍，最低级别的小吏，每月只有100钱。到了东汉时期，官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最高级别的三公收入大约是最低级别的，佐吏的50倍左右。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

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汉代官员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皇帝的赏赐，包括春冬两季的定期赏赐、册立太子等重大庆典的赏赐和给立下重大功勋的，特定官员的功勋赏赐等等，其中立冬时节的“腊赐”非常接近现在的年终奖，而这笔“年终奖”的数目还不小。据《后汉书·何敞传》记载，东汉和帝的时候，后任尚书的何敞给，太尉宋由写信说，当时“赏赐过制，仓帑为虚”，意思是说朝廷的赏赐过多过滥，导致国库都为之空虚了。赏赐到底有多滥呢?据《汉官仪》记载：

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为祀门户直。

从这一记载来看，东汉官员的“年终奖”并不是人人有份，范围主要是中高级官员，即六百石以上的“官”，六百石以下的“吏”是没有份的，唯一的特例是“虎贲、羽林郎”，他们的官阶本来比，二百石还低，但因为是天子近侍，护卫宫廷，也跟着沾光领到了三千，钱的“年终奖”。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汉时期实行的是月俸制，相当于现在按月发工资。到了两晋时期，计算俸禄的标准是“食俸”，即按日计算。这一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货币经济极度衰败，粮食、布帛等实物取代货币，成为主要的支付形式。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任彭泽，县令时“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故事千古传诵，“五斗米”是品级较低的县令的日俸，也说明这个时候俸禄以粮食实物为主。

北魏时期，官员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补助——“禄恤”。所谓“恤”，指的是由国家分配给官吏，的公务仆役，相当于后世高级官员才，有的“勤务员”。官员因品级不同，给与的仆役人员数量不等，一品官有三十人，最低级别的官员只有一人。不过，这种国家派遣的仆役不是官员，的私家奴仆，官员罢职或退休后，就不能享受这种待遇。这些仆役的来源是身份比平民低的，隶户和杂役户，他们如果不想到官员家，中服劳役，就得交纳钱物来替代，这些钱物就成为官员正常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

唐朝

唐朝前期官员实行“年薪制”，一年就发一次工资（俸禄）。别看是年薪制，工资也不算高。据《唐会要》记载，正一品官员的俸禄只有，七百石，仅仅比西汉最低一级官员的六百石稍微(石稍微，)高一点(高一点)，从九品的官员只有三十石，比西汉时期低级别，的吏还要少。即使这样微薄的，俸禄还仅限于京官，地方官还没有呢！不相信吗？史书记载确实是这样的。据《通典·职官典·禄秩》记载：“大唐武德中，外官无禄。贞观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给禄。其后遂定给俸禄之制。”在唐高祖武德年间，任地方官是没有工资的。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年才规定，地方官考核优秀的，才发工资。此后，朝廷才逐渐制订了外任官员，的工资制度。

朝廷虽然不给外官发工资，却给官员分配“职田”，这可比微薄的俸禄，要实惠得多，也长久得多。所谓职田，即根据官员品级，大小分配的土地。

据《唐会要》记载：“武德元年，内外官各给职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外官二品十二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由此可见，在职田分配上，同品级的外官比，京官至少要多五十亩，从九品的京官俸禄只有相当于三十石粮食(，石粮食)的价值，从九品的外官，虽然没有俸禄，但多了五十亩地，也就不在乎有没有俸禄了。除此之外，各级官员除了有“职田”之外，还有与职务挂钩的“公廨田”，公廨田的收入分为公用、私用两部分，公用部分用于公务支出，相当于今天的办公经费，私用部分可归官员，个人支配。

唐初“外官无俸”是因为隋末以来经济凋敝、国家穷困之故，随着生产力逐渐恢复，财政收入增加，给外官发工资甚至，加薪已经不是问题了。发工资也不是年薪制了，改为一年发两次，春、秋两季给，到了玄宗开元年间，改为月俸制，且主要以钱币为主。

宋朝

宋代立国之初，面对五代以来战乱频仍、百废待兴的衰败局面，没有更多的钱粮，用于发放官员俸禄，官吏的工资水平整体较低。到了宋真宗年间，随着财力增加，官员俸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宋仁宗时期，朝廷颁布了《嘉佑禄令》，改革官员薪俸制度，将前代以粮食、布帛等实物为主的俸禄改为，以货币为主。宋神宗元丰年间，国家又对职官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建立了元丰新禄制，官员俸禄增加了不少。以七品县令为例，每月收入在1.5万到2万钱之间，如果不考虑钱币购买力、物价等情况，收入能够达到西汉丞相，6万钱的三分之一。纵向来比，在历代王朝中也是比，较高的，颇有“高薪养廉”的意味。

宋代官员的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三部分，俸钱即货币工资，衣赐是发放的绫、绢、绵等纺织物，禄粟是粮食，这些正俸按月发放。

官员除了正俸之外，还有职田、加俸等额外的收入。职田的概念与唐代相同，不再重述。加俸项目很多，包括职钱、傔人（侍从）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以及各种添支。这些都是官员合法的“外快”。职钱是京官独有的“职务补贴”，按月发放，是京官正俸之外的，一项固定收入。官员根据品级不同，配备有数量不等的，侍从人员——“傔人”，宰相、枢密使这样的最高级别官员，有七十人，最低级的中书录事，令史这样的流外小官只有1名侍从，这些傔人的衣粮、餐钱都是由朝廷发放、官员支配。除此之外，官员还有茶、酒、厨房用料、柴蒿、火炭、盐、马料、纸张等实物配给，基本涵盖了当时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除了实物配给，还有各种“添支”，是俸禄之外的加俸，相当于现在的“奖金”，添支名目繁多，发放的时间、范围、数目没有统一规定，朝廷大有“滥发奖金”的嫌疑。宋代官员工资本来，就比较高，再加之这些名目繁多的，外快，年终奖发不发的已经，无所谓了。

明清

明代官员的收入在历代中是比较低的。根据《明会典》等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制定了各级官员的，俸禄标准，终明之世，没有改变。明代官员的薪俸计算方式是将，收入折合成粮食，正一品官员每月87石米，每年1044石，正七品的知县每月7.5石米，每年90石，最低一级的从九品官员，每月只有5石米，每年60石。

俸禄发放虽然是以“石米”计算，但实际上并非全部发放，粮食实物，而是根据非常繁杂的“俸钞折色”办法计算，简单说，就是1石米可以折算成，多少银两、多少铜钱。官员每月领到一部，分米的实物，其他折算成纸钞，或银两发放。“俸钞折色”没有固定比例，根据经济形势随行就市，但总体趋势是越折越少，最低的时候，一石米才折合十四或，十五个铜钱。据史籍记载，在极端情况下，“纵然官至极品，月米易钱仅一千数百文”，一品大员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左折合、右折合才1千多个铜钱。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地说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顾炎武并由此引申说：“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在明代当官，工资收入低得可怜，外快、年终奖就更不能指望了。

清代官员薪俸制度既有对，明朝的继承，又有所革新。清初官员的正式俸禄仍然，非常微薄，一方面是对明代制度，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立国之，初财力不济的无奈选择。清朝统治者对明代官员俸禄过低影响到官员积极性，和廉政有清醒的认识，随着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增长，给官员增加收入、涨工资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清代官员在正俸之外，还有好几种外快：

一是“柴薪银”，相当于现在的燃油补贴。一二品的官员每年可领取，144两白银，最低级别的九品官，每年可以领到12两。

二是在京，官员每月可以领到“公费银”，名义上是“为在署办公而设”，实际上是京官的一笔，额外收入。外官没有“公费银”，但也不吃亏，外任官员可以领到数量较多甚至超过，正俸的“薪银、蔬菜烛炭银、心红纸张银、案衣什物银、修宅什物银”，外官品级最高的，总督可以拿到588两，是年俸（155两）的近4倍，七品知县可以拿到96两，是年俸（45两）的两倍多。

三是“养廉银”，这是“高薪养廉”观念的直接体现。自从雍正初年实行“耗羡归公”，给官员发放养廉银之后，养廉银实际上变成了与正俸并行，的固定收入。养廉银按照“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的原则实行差异化发放。比如说，同样是巡抚，山东巡抚养廉银每年在2，万两以上，四川巡抚只有1万两。养廉银是清代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最大的一笔合法收入，远超正俸标准。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养廉银的数目是正俸，的100倍左右，原来的那点工资（正俸）已经微不足道了。

四是京官双俸。养廉银主要发给外官，京官中只有户部、吏部等核心部门的“郎中”“员外郎”等“司局级”官员有养廉银，大部分京官没有。为了安抚这些官员，从乾隆年间开始，在京所有文官均领取双俸，即两倍工资。清代官员正俸不高，就是翻一番也高不到(高不到，)哪里去，按理说京官收入要比有养廉银的，外官差距不少，不过在清代官场中京官，尤其是重要岗位的官员，每年都能收到数量可观的“冰敬”“炭敬”，即地方官冬夏两季输送，的银两，这些虽然是不合法收入，但多年相沿成习，朝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由此京官也能拥有不低于，外官的收入。

从上面简单的梳理可见，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官员除了“正俸”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额外收入，很多时候，外快收入甚至比，正俸高出许多，透露出高薪养廉的意味。不过人的贪欲是很难，自我抑制的，高薪并不一定能够养廉，封建王朝的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也不是单靠给官员涨工资、发奖金、捞外快就能解决的，其中原因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参考资料：

黄惠贤、陈锋著《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资料》第一、二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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