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我在南极

 





肖驰,1991年1月30日生,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固体地球物理专业。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作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前往南极中山站科考。

我的25岁生日是在“雪龙号”上度过的。

2016年1月,我被选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登上“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前往南极中山站进行为期,一年的越冬科考任务。

在去南极前,我对南极充满了想象,第一次亲身踏上南极大陆,站在无边无际的冰原上,这种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高大的冰山、绚丽的极光、漫天的星辰,自然的伟力让,我不禁心生敬畏。



肖驰说,他在南极“放飞自我”留了胡子。站在零下45度的,南极雪原,他的胡子都结了冰。

我在中山站的工作是维护gps常年跟踪站,和验潮站并收集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以研究地表下,的物质分布,从而“读”出地球的内部结构。

然而,在壮美景色的背后,是一个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在南极,一切原本简单的,工作都会变得复杂。零下45度的室外温度、动辄十级以上的大风,让走路都变得困难。我们不得不用绳子互相,连接,东倒西歪地向前跋涉,原来十分钟能走的,路往往要花上半小时。

在这种环境中,意外和危机无处不在。

在南极,看上去可行走的冰面,下会隐藏着冰裂隙,一不留神就有生命危险。有一次,我和一名机械师骑着,雪地摩托,为下一次科考,进行海冰探路、绘制地图。经过一片冰面的时候,摩托车尾部突然一沉,压塌了一大片海冰,眼看着几乎要掉进裂隙,幸亏机械师经验丰富,一脚油门冲了过去。



在海冰探路时,肖驰和同伴要沿着冰裂隙找到,它的闭合处,画出绕开裂隙的安全路线。“冰山附近的裂隙尤其多,就像工兵探雷一样。”

断电、踩进裂隙、冰山崩解……危机发生的瞬间我会真真切切,地感到害怕、恐惧。然而,这种恐惧也仅仅只有,一瞬间,因为在南极工作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了自己的同伴,相信同伴一定能,处理好各种情况——就像我相信机械师能骑,过冰裂隙,队员们相信我画出的路线,是安全的,这种信任弥足珍贵。

南极科考不仅是高危工作,也是高难工作。当时全站只有19个人,要应对从科研到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收集数据、完成科研只是最,基本的工作。我过去想都不敢想,在南极,我因为仪器故障,学会了修电路板;因为大风吹飞了屋顶,学会了焊钢梁;因为没有运输车,我们靠人力把600公斤的天文望远镜挑,上了观测栋……做这一切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这么做”。

在南极,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体力活,比如拿着大半人高,的冰钻在冰上钻孔,测量冰面厚度。肖驰说,夏天干活儿一定要戴上,护目镜,否则容易被冰雪反射的,强烈阳光“闪瞎”。

出发前,老师常对我们讲述南极,科考前辈的“南极精神”:第一次南极科考时,队员们住帐篷,在恶劣的条件下仅用,40天就建立起了长城站,被誉为“中国极地测绘之父”的鄂栋臣仅用半个月,就完成了站区选址和地形测绘,手绘出了中国第一张,南极地图;在第21次南极科考中,队员张胜凯成为人类历史上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domea的第一人,使中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在南极,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南极精神”——一种在极端环境下迸发出,的使命感。

如今,我已回到国内,继续学业和地球物理,方面的科研工作。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再去南极,去发现更多地球的奥秘。南极的科学研究,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每当有新的数据,和新的发现,都意味着我们可能离解开地球内部构造和演化过程,的谜题又近了一步。

2020年我29岁,一只脚已经踏上了30岁,的门槛。成为科学家不是仅凭学习,就能实现的,必须尝试突破人类,现有的认知,创造“一点点新的东西”,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向上一点点。
这是肖驰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他站在星空下,头灯发出的光直射天空。“极夜的时候工作,一抬头就是银河和极光,这种壮阔感难以形容。”

有的时候,我也会感到焦虑、迷茫,对未来有些担忧。但每当看到那套,在南极使用过的装备,我就会回想起南极,科考的那段时光,回想起自己是如何怀,揣着热情,在极端环境中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

幸运的是,即将30岁的我,依旧保持着一种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这是支持我在,科研路上走下去的动力。而立之年,我必须跨过理想和现实,的鸿沟,明确未来的方向,将小时候停留在云端,的幻想变成脚下的路,踏踏实实向前迈进。科研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虽说功成不必在我,但我依然希望,自己是引领突破的那一个。

(本报记者安胜蓝采访整理)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月5日 05版

责编:王子墨

编辑:张雪瑜 孙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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