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变了上海?

 

他 们...

外资不用就可惜了


1978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中国客人。

中国客人精神焕发,踌躇满志的样子,给这位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又一手拉扯着新加坡成长的大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宴会的气氛很好,主宾相谈甚欢,李光耀几无保留地介绍了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并且表示很看好,中国的未来:“我们这些新加坡华人,都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既不识字又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而当时的文人学士全都,留在了中国繁衍后代。因此没有什么新加坡人能做而中国,不能做的事情,而且中国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客人却没有说话,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又一次零距离地观察,了全世界的发展情况,对中国与世界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感到惊讶。就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这个简单的国际化标尺来看,1977年中国内地的总额仅,为140亿美元,比台湾地区的180亿美元,还低得多,更不用说只是日本的1/10。

李光耀的期许,被他理解为了一封战书。沿用过去自给自足的思路是,没有办法完成经济扩张的,无论是出于引入竞争的考虑还是,出于扩张的需求,都必须尝试真正,地打开国门。回到北京之后,这位客人无数次向同僚们强调,外资的重要性:

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利用外资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再拖延了。

如此前瞻而强硬的决断,奠定了中国后来数十年,发展开放的基调。这位在1978年遍访,全球的人物,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总设计师”。
然而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引入外资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明面顶撞者有之,阳奉阴违者有之,唯独缺乏不折不扣,执行的人。各个地区对外资的,热情也并不一致,已经开始与香港产生密切联系的广东不等政策出来就,已经开始用起了外资,更多的地方却还在观望。

上海在这时候挺身而出,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

80年代初,在总设计师的首肯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有工业,基础的一些大城市引进了22个大型基建、工业项目。投资来源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外资。以上海宝钢为例,301亿人民币的投资中,就有47.8亿美元外汇。

这都是中国最早的外汇融资团队千辛万苦从全世界,投资者那里争取来的。

然而在宝钢一期工程中,地基桩柱突然发生了偏离。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在地质松软的上海出这样的,工程问题并不稀奇,本身并不算什么重大事故。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蛰伏已久的反对舆论开始对,外资投入对工程质量的影响批判一番,闹得满城风雨。

宝钢工程被迫停工,剩下21个项目也大多延迟、停工。

然而宝钢团队和上海市政府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初现雏形的宝钢。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向,国务院写信,请求重新启动项目。

面对国务院的质询,宝钢领导层据理力争,认为项目拆除也要用15亿,不如干脆追加25亿让宝钢一期,先运转起来,免得已经投入的,100亿资金付诸东流。10换100,没有比这更合算的了。

上海人算账最有说服力,多位领导由此转变了,对宝钢的看法,项目最终得以投产。

而宝钢的这笔账,也在此后引发了连锁反应。继续利用外资,成为了急于重建工业,体系的决策层的共识。这才有了81年,中信集团不辱使命,远赴日本成功,融资100亿日元,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海外融资案例,为基建项目快速注入,了活力。

中国工业改革开放的巨轮,由此开始缓缓启动。
从汽车做起
虽然在工业改革开放的领域开了个好头,但上海接下来的路却,并不好走。

南方的广东、福建两省自明朝以来就是华人南下,淘金的重镇,在南洋国家和地区,有着深厚的亲属、宗族关系。那里的外贸往来(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远比中国其他地区,要更早、更多。在南方四座城市建立特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顺势而为的追认。

但上海不同。

在解放前贵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实已经断绝了,和外资的联系。除少量在港台地区的,人脉外,开放初期的上海已经在全球视野,中消失了很久。引进外资可以用,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引进产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千金买马骨,上海需要树立一个好的,典范。

最高领导层对马骨是有,规划的。1978年,国家计委制作了一份《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报告》指出,拟在上海引进,一条汽车装配线,对上海轿车工业进行改造。然而事实上,这并不只是对,轿车工业的改造,更是为了带来一个,庞大而先进的产业链,重塑长三角地区,的工业体系。

率先闻声而动的,是美国通用,由董事长汤姆斯·墨菲领衔,考察中国为他们,准备的合作方案。然而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墨菲,对单纯的技术输出并不感兴趣,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和,通用合资办厂,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的拒绝。

谈判纪要到了总设计师,的桌上,他对代表团的答复,大为不满,在文件上直接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不但轿车可以,重型汽车也可以”。他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认为劳务收入也是外汇,合资办厂的盈利也是外汇,就算亏钱终归也,能带动些生产力。

这下人们都懂了,在争论风口浪尖上的合资是可以,被接受的。

探路者通用没能进入中国,德国大众却因,机缘巧合捷足先登。被访德代表团意外敲开大门的,大众董事长哈恩根本不在乎合作的形式,很快拍板定下了合作意向:“只要中国的汽车密度达到,葡萄牙的水平,就是1.3亿辆的销量,这是个大市场,不仅能帮助大众打入中国,还能帮助大众进入美国!
然而当作为大众钦差的奥迪,董事会成员马丁·波斯特来到上海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位于安亭的厂房还是一片尘土,飞扬的荒地,这样的地方,真的能生产出一辆德国人哪怕,勉强认可的汽车吗?而当生产线正式启动时,电力的短缺、工人的懈怠,更是让他精疲力竭。他甚至觉得被,董事长哈恩骗了,因为这里连从零,起步都谈不上,完全可以说是在负数起步。

他绝对想不到,35年后,一个来自美国的造车后辈会,再次被自己在上海看到的景象惊呆。

只是这一次,这位后辈见到的是仅仅一年就能,投产的汽车厂房,而且无论在规模,还是现代化水平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反而是在大众的老家德国,这位后辈的建厂计划,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投资迟迟未能转化为产能。

这个美国人甚至高兴地在上海,跳起了脱衣舞。
浦东,来了
就在第一辆国产桑塔纳挂着大红绸走下生产线的那一年,上海街头也出现了,一位穿着退休干部服装,行色匆匆,左右观望的行人。

根据一份秘密任命,他很快就要履新上海市长。然而这座工商业重镇如今,的拥挤、破败,却已经让从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快要,认不出来了。所以虽然这本应是他兴致勃勃的故地,重游之旅,但宽边眼镜下的愁容,却谁都能看出来。

他的前任,也是他的恩师,汪先生告诉他“不要期待桂冠,上海市长就像是一个‘总管’。”他回答:“我战战兢兢。

正式上任以后,他用了整整12天时间听取了,上海各个部门、行业、区域负责人做的汇报,彻底重新了解一次他已经很,熟悉的城市。随后,他带着团队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调研、规划工作。好几名高级助手都累倒了,很快就要迎来60岁生日的他却,仍然奋战在第一线。

一年后,他的团队就拿出了一份《上海市总体规划》。这份规划有三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极具前瞻,性地要求加大浦东的开发力度。

这时离浦东开发开放,还有4年,距离浦东新区设立还有整整,6年,上海坊间的暗语仍然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对浦东的重视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片处女地为多年未曾,扩展过建成区的上海平添了1/3的土地,全新的城市规划,得以在这里展开。而以黄浦江为界,浦西展示着上海在,过去一百年里的辉煌,浦东则展示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果,古今辉映的风韵在文化审美上,也极具冲击力。

如果要为9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进程,找一个标志,那么浦东是,当仁不让的首选。

也是从这个时点开始,上海对长三角的影响力也,逐步复苏。

1994年,江苏苏州工业园区和,昆山高新区成立,一个在苏州市内,一个在苏州东部边陲,最终形成了苏州辖(苏州辖),区内的两强格局。而在这两大开发区之外,整个苏南地区的乡镇,民营企业也在蓬勃发展,被费孝通称为“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办工厂。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仍然激烈,私营企业雇佣工人被视为,一种“剥削”而被禁止。这些以村社为单位,的工厂反而占得了优势。集体化的性质,使得这些工厂可以公开雇佣,村社中的“闲散人员”,具有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基础。而村社的共同利益,也让这些企业的民间,借贷非常顺利。

但只有劳动力和资本,还不够,它们还需要技术和,市场信息。上海的技术人员正好,弥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利用假期西进,为苏南乡镇企业带去了最新的技术,和国际工业品需求,指导这些草台班子紧跟上海,开放的潮流发家致富。

上海就如同一颗丢入太湖,东侧的石子,以自己为中心,激起了层层经济的涟漪。
上证交易所风云
上海的母亲河是黄浦江,浦西的母亲河则是苏州河。在上海刚刚开埠的年代里,浦江与苏州河的交界处是这座城市,最黄金的地段,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洋行码头与纺织厂终日,忙碌不息。即使在今日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上海重要的历史文化景区,失去了生活与,商业的烟火气,也仍然不改它繁华的本色。

在这个老城区以北的核心,景区里,有一座不太引人瞩目的,新博物馆,伫立在著名,的外白渡桥北堍,已经成为不少金融从业人员,来沪必看的圣地——中国证券博物馆

在变成博物馆之前,这座英式洋房建筑被称为“浦江饭店”。解放前这里是上海最,先进的涉外饭店之一,顶层的孔雀大厅更是,远东第一大玻璃天棚舞厅,终日莺歌燕舞,享乐不停。美国记者鲍威尔在《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说这里“可以看到上海,大部分外国头面人物”。
但到了1990年上半年,这座饭店早就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孔雀大厅在动荡时期被,破坏殆尽,长期没有外国客人到访也让,经营举步维艰,饭店都差点被拆除。

突然有一天,一位操着湖南口音上海,话的官员带队冲进了饭店。经理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新任书记到访,他们此行是为了给即将成立的上证,交易所找一处选址。之前几处地方都不合他意,但空旷的孔雀大厅却,让这位以精益求精闻名的官员眼前一亮。

饭店没生意,政府有急用,双方一拍即合。大名鼎鼎的上证交易所就这样在一处几乎要拆除的,老酒店里挂牌成立了。

其实股权交易的暗流涌动,在上证交易所挂牌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几乎全部,听命于各部委。但部委对企业又,不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地方企业还要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管辖。唯独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非常少,上下游企业的进出货全部要,通过部委批条实现,定价和物流体系混乱不堪。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企业已,久的问题,从80年代末开始,中央就鼓励企业增强,横向联系,使市场效率得以提高。得到机动权的企业,也开始了横向并购,整合上下游,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为了明确参与企业在托拉斯,中的责权,原本被严令禁止的股份交易,也开始出现,不仅在企业之间横向持有,也开始向社会和职工发放。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第一个向公众和,员工销售股票。1989年,东北也开始了股权制改革,沈阳证券交易市场迎来来了黎明机械,公司和沈阳工业品贸易中心两只早期债券。1990年,民间融资极为活跃的深圳,已经有了300家股票交易中介。

民间的股债交易,事实上已经势不可挡,只等一个追认。

尽管条件简陋、人力不足,但上证交易所的成立却揭开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篇章。而此时距离上海人上,一次炒股票,已经过去了整整51年。
上海的两重改革
1994年,电影《股疯》上映。

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具有很明显,时代背景的电影,在上证交易所90年代,初方兴未艾之时,很多上海市民都被卷入,了炒股大潮。潘虹饰演的女主角,成为了那个时代上海女性市民,的标准形象——干练、精明、强悍、重情义。

有意思的是影片的男主角,一位来自香港的,投机客阿伦,由香港明星刘青云扮演。这似乎是在暗示上海,的开放,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得到全球化,的关注,这位投机客暗喻的是不断涌入,上海的境外资产。一座城市的,国际化地位复苏,往往就是从这些变化,开始的。
这正是中国开放和,设立证券市场的意义所在,但要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却并不简单。

就在1988年,国外资本要参与上海的,合资企业仍然要跑遍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历时15个月,盖126个印戳。中国人或许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但对于习惯了简政,的外国资方来说,这却是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前期消耗。

雷厉风行的市长亲自挂帅,组建了一个专门审批,外资合资的办公室,保证外方只需要跑一次,敲一个章,就能开展业务。外方高管受益其中,还很快学会了中国人,给这位市长起的昵称“朱一敲”。

正如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过的,大量试点案例一样,这种“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模式,也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全国各地、各领域普遍推广,成为了检验地方便民,办事能力的试金石。上层有鼓励,下层有支持,地方政府也有了,十足的动力,“一个窗口”逐渐成为了市政部门,的标配。

除了对外资释放的善意,上海也摸索出了一套针对民族,资本的管理方法。

80年代末,面对来自南方和江浙腹地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体系显得越来越笨重,纵向管理责权不明,横向联系困难重重。即使有上海大众这样,一批合资尖兵,城市经济竞争力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探索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上海组建了一支精干,的考察团,前往西欧国家参观学习。归国之后,这支代表团给出了“国资委-国有资产公司-国企”三级管理的方案。比起原有的模式,中间增加的这个国有资产公司是,上海的原创,由它们担任重要国企,的投资人和所有人,并且允许私人入股,而那些不太重要的国企则进入,改制清算流程,欢迎境内外投资者,持有股份。

如此一来,上海的国企数量大大下降,甩掉了沉重的包袱,市场灵活性很快,得到了提高。

1994年春节,总设计师来到了上海。这将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到访,这座城市。

相比于平地起高楼的深圳,他更希望自己后半生的,心血能在上海开出美丽的花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所信奉的真理是,能在已有一定基础的城市上得到应用的。

上海没有让他失望。

这座城市正在向着中国,内地最具国际化形象的大都市迈进,在改革的探路之役中打出,了一次又一次漂亮仗,为中国引来了,无穷的新思路、新资本、新技术。过去40年如是,以后40年亦如是。

历史终将证明,建设上海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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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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