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分子生物学研制出最新武器

摘自：红歌宣传队戴旭：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著名军事战略家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



摘自：红歌宣传队



戴旭：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

著名军事战略家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

使生化武器发生革命

开发针对特定DNA的病毒或慢性武器

只有特定种族或人群才能感染

可通过空气、水、食物、粮食、农产品、昆虫（动物）

传播到欲剿灭和打击的，国家或人群

生物战的历史与现实

早在印第安战争期间，盎格鲁-萨克逊人就借助病菌传播，重创了北美印第安人。但这还只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应用，和后来出现的现代，生化武器还无法同日而语。

“二战”前，在“优生学”“生物学”“生物国防”的幌子下，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甚至苏联都心照不宣地投入巨资进行，现代化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研究。这就是人工培养，的病毒和细菌武器，以在未来战争中造成，传统武器所不能达到的大规模杀伤力。

德国在“一战”中便曾使用化学武器，“二战”爆发前，德国已经研制出成熟，的化学武器，然而英国同样具有化学战，的能力，这使纳粹一直没有，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

在“二战”进行中，英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都研制出了，第一代生物武器，同核武器一样，所有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都没有遭受到，敌人的生化武器攻击。由于中国没有生化武器，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便惨遭日本的生化攻击。然而，由于第一代生物武器，定向性较差，既可以对敌方也，可以对己方造成大规模危害，因此“二战”前后，第一代生物武器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但是，相关的研究却没有断绝。

说起日本的“731部队”，国人无不切齿。但是，如此践踏人性的一支部队，最终却顺利逃脱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原因何在？就在于该部队巧妙地利用，了美国想获得相关技术的心态，达成了合作的密约。

1947年年初，美国陆军情报处邀请马里兰州，美国生物战实验室的师长诺尔伯特·费尔到东京，其目的是全面评估日本，的生物战武器计划对美国的价值。1947年5月和6月期间，费尔与“731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进行了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费尔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已经有的，生物战成果高于日本，但是日本有非常宝贵的，活体实验资料，“由于对人体试验的顾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不可能得到这些资料的”。

石井四郎配合美国，将其在研制细菌武器时，以大量人活体实验观察记录和在中国战场，及后方实施生物战的经验，总结成四篇文章：一、由19人编写，长达60页的“用或人细菌武器的，试验报告等书”；二、长达20页的“对摧毁农作物的细菌战，研究”；三、由10人编写的“关于对牲畜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四、石井本人写的“20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研究总结性文章”；还附有8000张有关用细菌武器做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和幻灯片。

为得到日本残杀大量中国人所得来的，生物战资料和成果，美国竭力庇护“731部队”成员并掩盖其罪行。从麦克阿瑟到杜鲁门都曾亲自(曾亲自)，过问此事并作出指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最后，在美国的庇护下，“731部队”绝大部分人未受到任何，惩罚，“731部队”的真相和材料也，完全被美国秘密控制起来，很多关键人物被美国高薪，聘用为美军培养生物战人才。石井四郎先是失踪，后来公然主持美国在，日本设立的细菌战研究机构，1959年在东京死于喉癌。同时美国还吸收了，纳粹的同类研究成果，从而为发展自身的生化武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美国的后来居上

1925年6月17日，世界上38个国家就，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英国在保留重要条款的前提下，批准了该协议，这意味着英国一直在秘密进行，生化武器研制计划，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这个条约。“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的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顶端。战争马上胜利的前景，不仅没有使美国停止，反而加快了灭绝性，武器的研发进度。美国核武器的研发及应用，曾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讨论，而在民众中间发展，起强大的反核武器声浪，其中包括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与核武器不同，除了短暂的时间外，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禁止媒体和公众讨论。早在1947年，当时担任陆军参谋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下令(曾下令)禁止对生物，武器计划进行披露，1949年，美国国防部长弗雷斯塔尔曾声称(曾声称)美国只，研究防御性的生物武器，但是这个声明被世人认为，是欲盖弥彰，因为此时美国仍然没有，加入《日内瓦议定书》。

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暴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整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作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



　正当美国的第一代生物，武器（细菌、病毒武器）在60年代日趋成熟时，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技术，取得了巨大突破，基因工程技术日益成熟，通过人工合成新的基因将有可能制造出自然环境中，无法出现的新的微生物、植物，而这种微生物或植物对，人将有更强的杀伤力，其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能力，也更强。这样，生物武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基因武器”阶段，第二代生物武器开始登场。

早在1962年，美国国防部在国会证词中，就承认：“在美国陆军生物研究所内，微生物——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和真菌研究中，遗传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的注意力放在遗传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了解有关机理，引出新的概念和，增长一般科学知识。约有40名科学家，其中有些是国内外负有名望的学者，在从事遗传学研究。对遗传学的研究，和更多的了解，将对生物武器系统及其防护做出，重要的贡献。”至1969年，美国国防部已向国会指出，新型的生物武器即将问世：“分子生物学是一个冒险的，领域……，在今后5—10年内，很可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致病微生物，这种致病微生物在某些主要方面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致病微生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用以控制传染病的免疫和，治疗措施对于这种致病微生物是无效的。”正是在1969年，美国人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1973年，美国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1976年，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基因工程也称遗传工程，根据基因的遗传性，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把生物遗传基因（DNA）从细胞中分离出来，有目的地进行剪切、拼接、重组，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实现基因转移，使后者获得新的，生物遗传物质。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具有新特性(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也可以针对某一种族、人群个人的基因特征，去杀伤特定种族、人群和个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再修饰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来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过实验室筛选获得，并未涉及对基因，结构的修饰。

戴旭，空军大校军衔，河南民权县出生，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和空军政治学院，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著名军事战略家。代表作有《大空战》、《海图腾》、《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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