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诗社——中文诗忆之一_【陈斋新韵原创诗】

校园诗，北斗诗社，哈师大中文系...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认同。应该说它不仅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当代诗歌的黄金时代。其后的诗歌，遍地虫鸣，不见龙吟，恐怕黑铁时代都算不上了。

昨读凤凰网上著名诗人梁小斌的访谈录，梁先生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缺少神韵”等语，读后颇为不安，不知先生所言者何。其实清人王士祯的“神韵”之说就是一顶帽子，戴在任何时代、任何诗歌运动的头上都是适用的，何独80年代诗歌呢？以愚之见， 80年代诗歌的问题恐怕不是出在缺乏“神韵”上，而是缺乏现代化的自觉，迷失方向后出现了某种中断和解体，诗歌运动由于缺乏理论指导，更像一场世纪狂欢，曲终人散，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下，理论家和诗人们都没能抓住历史机遇，及时地解决全球化时代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我看，中国诗歌还很落后，在世界诗坛没有什么地位，还没有属于自己的聂鲁达、帕斯和特兰斯特罗姆那样的大师。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包括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答：“革命生涯”谈不上，但是很有意思。说它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史上罕见的诗歌运动是不过份的。它的历史成因、演变、运动形态、发展过程以及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梳理的，在中华民族百年追梦的历史背景下，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所以说，诗人姜红伟做了一件大事，可谓功莫大焉。

很庆幸，作为79级学生，我亲历了这场诗歌运动。那时候，人们刚刚走过彷徨和迷茫，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希望。在文学的年代里，诗歌成了一切，我和哈尔滨师大中文系的同学们像中了魔一样，疯狂而痴迷地读诗、抄诗、写诗、投稿，还奉行功课“60分万岁”的原则，把全部的课余时间几乎都给了诗歌。把“朦胧派”诗人们当作偶像，把会背诵他们的经典诗句当作一种时尚，互相比着发作品，把发表一首诗作当作人生的节日。许多人枕头下放着纸和笔，半夜三更爬起来把灵光一闪的诗句记下来。诗人的荆冠金光闪闪。在这诗歌的年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现代派之父”艾略特和他的《荒原》，知道了庞德的《地铁车站》和中西诗歌与比较文学，也开始了我一生的诗歌旅程。

我在大学时代发表的诗歌并不很多，当时大学生诗人们发表诗歌很难，还不懂得认识编辑是发稿的关键之一，只记得在《星星》、《诗林》、《绿野》等少量刊物上的发表过诗歌和报告文学。大学时代没有获过奖。只听说有个“青春诗会”。我大学时代写的大量诗歌和诗歌理论文章都是毕业后才发表出来的。

问：您创作的那首《致中国》曾经深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好的。《致中国》创作于大学三年级，曾在校园里的诗歌展板上多次展出过。该诗的最后一段是志愿赴新疆工作途中重新改定的。1985年发表在《绿风》诗刊上，素昧平生的杨牧主编还写了编者按语“他热烈的生命就是当代的壮歌”，这首诗荣获《绿风》首届“奔马奖”最高奖，并入选《1985年中国诗歌报刊集粹》。

《致中国》之一、之二、之三应该是我早期的成名作，种种原因，到前几天还在被诗歌朗诵会朗诵。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

答：我和同学们创办了母校哈尔滨师大当年唯一的诗歌社团北斗诗社，被推举担任社长。记得诗社成立于1981年。之所以取名北斗诗社，一是源于《诗经》中《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北有斗，西柄之揭”的诗句，又与历史上著名的南社相对应，哈尔滨市地处北方，诗社初始倡建者为7人，故名北斗诗社。社长李光武、总编辑王爱中、成员刘荣升、杨树军、姜晓燕、付石林、王永巨、潘洗尘、吴晓冬等。诗社顾问是中文系教写作课的王宝大老师。

那时诗社的名气日渐扩大，在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中雄居北方。诗社的同学们热情如火，风体正茂，志同道合，视诗歌为生命，又各有所长，能写能编能画能张罗，组织了许多诗歌创作、研讨、讲座和作品展出活动。诗歌板报展出一般在中文系和校图书馆举行，版面很大，文图精美，吸引了校内外师生前来围观。另外，系、校黑板报、校报、校广播站和校外的文学刊物等也是诗歌发表园地。记得当时好像还编过油印的《北斗》诗歌刊物。诗歌是一代人生命怒放的花朵，使80年代的春天沸腾了。这青春的记忆成了我们人生宝贵的财富。

1983年6月，我们毕业离校，北斗诗社由潘洗尘等同学主持，诗社名声大振，联合了全国高校诗社，有了跨跃式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如今30年过去了，人事更替，不知道当年的北斗诗社现在还在不在？

问：据我了解，您的老师王宝大先生为哈师大校园诗人群体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能否谈谈王老师当年对您们的帮助？

答：宝大师是我们诗社的顾问，给了我们很多指导和建议。他师德高尚，为人热情，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学生爱戴。他讲的写作课，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注重写作练习，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文学写作。记得他和王忠桥、张国超等师长还参加过我们中文系791班组织的演讲会，给予指导，支持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演讲。活动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在省委书记和团中央的关怀下，形成中国当代青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源地，在全国推开。所以说，文学写作上，宝大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在思想政治方面，王忠桥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切导致了我毕业后奔赴祖国的边疆，并以终生的行动实现一个诺言。

我们特别幸运的是，当年的哈师大中文系声名远播，名家荟萃，这些老师的风范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问：哈尔滨师大是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镇，能否谈谈您认识的哈师大的大学生诗人，譬如，您的诗姐李琦、贺平和师弟潘洗尘等？能否谈谈和他们的交往故事？

答：久闻李琦大名，至今无缘得见。我上大学时，她已毕业，我在校时已读过她的诗，因是中文系校友，所以多年来对她的诗歌特别关注。李琦的诗，中年发力，越写越好，秋意渐浓，澄明见心，记得得了鲁迅文学奖，亦属实至名归。

贺平是中文系77级的美女诗人，出道很早，在校内校外诗名很大，气质高雅，像个骄傲的公主，舞跳得又好，记得当时有人说，她的诗是跳动的舞，她的舞是跳动的诗，是名符其实的校花。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看她发在《诗刊》上的作品，崇拜、佩服得不得了。她不是我们诗社成员，在校时接触不多。她后来由诗入散文，写了很多获奖散文作品。

潘洗尘是我的师弟和继任者，北斗诗社是在洗尘手中做大的。他对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推动居功至伟。洗尘诗才纵横，热情奔放，重情重义，善于结交各路豪杰。他的《六月，我们看海去》堪称神品，可遇而不可求，是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划时代性作品，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

某年，洗尘来疆，我因病住院未能一见，十分遗憾。算来已30年未见面了！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热衷的诗歌大串联、书信往来，能谈一谈这方面情况吗？

答：诗歌大串联兴起于1984年前后，那时我已毕业了，我在校时还不盛行。所以诗社没有去过关内高校搞诗歌串联。有一些书信往来的诗人朋友，如吉林大学的吕贵品、《星星》诗刊的叶延滨、《诗刊》的李小雨、湘潭大学的黄辙等，毕业后联系就更多了，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

答：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批，如：印象最深刻的是潘洗尘和他的作品《六月，我们看海去》呀，叶延滨和他的成名作《干妈》呀，李小雨、吕贵品、王小妮、徐敬亚等人的作品，当时都很有名。那是一大批诗人诗作，恕不一一列举。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你还有印象吗？

答：有印象。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了不知谁寄来的《我们》诗刊，第一次读到了北岛、舒婷等人的作品，真好。还收到了湘潭大学诗社寄来的油印的《棕榈树》诗刊，上面登了我的一首歪诗。此外，也收到过一些大学寄来的诗歌刊物。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回顾这场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意义和价值，前面已讲过了。这场诗歌运动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中国新诗自身运动的结果，当然也有“朦胧诗派”、校园歌曲、欧风美雨的浸润催生。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繁荣，培养了一大批名动一时的大学生诗人诗作，使当代诗歌面貌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它是诗歌精神沸腾的春天，短暂而永恒。相信它的能量将会转化成下一个诗歌高潮。

个人最大的收获是这场诗歌运动造就了我和我们现在的人生。

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爱诗一辈子，今日之酷爱正是昨日最美好记忆的证明。诗是诗人的宗教，信哉斯言！

诗是诗人的手杖，伴随我走过了陆地海洋，雪山大漠，古道西风。正因为有了诗，我们才没有中途倒下。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李：诗歌史的断代，务要谨慎。标准要统一，否则可以断出许多“代”来。断代不重要，重要的是继往开来，从百年诗潮和世界诗歌发展潮流的历史高度，对80年代诗歌包括大学生诗歌运动有一个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总结和定位。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

答：得失嘛，还是有的。当然，也可以说，无所谓得与失，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得即是失，失即是得，无得无失，无失无得，小得小失，大得大失。最后一切都将归于虚无。有得有失，患得患失，乃为常人常态，如此而已。

至于我个人的得失是：诗人得到了诗歌，得到了诗歌的救赎和指引，得到了参与诗歌运动和诗歌带来的快乐，得到了倾注毕生心血创作的一束诗歌残卷——它是诗人的墓碑和墓志铭。诗使诗人得以永恒。

至于失嘛，除了诗歌和诗歌精神，我们必须准备失去世俗所追求的一切，譬如人生得失、健康，乃至生命。所以说诗人就是使徒和先知，是心怀圣火的殉道者。天空没有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

感想就一句：如果可能，让我再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活十年吧。

问：目前，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诗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具体地说，我正编著《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史》一书，请问，您对我编著大学生诗歌运动史有什么好的意见和思路吗？

答：您的想法很好。这段历史离我们不远不近，尘埃已经落定，当年的诗人队伍大分化后的结局和艺术高度已基本水落石出，可以动笔了。盛世修史，是中国人的传统。建议有三：一是学习司马迁，太史公考察当年的古战场，采访民间传说，查勘历史遗存，取得了全部史料。二是站位要高，观念要先进，要站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大背景下，站在中国和世界诗歌发展史的时空座标上，看待、总结和编纂这部诗歌史，否则站不住、留不下。三是要有史家风骨，能讲真话实话，要全面、准确、客观，从理论上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为当下和今后的中国诗歌现代化提供重要参考，留给后人。这是学界和一代人的责任。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了。

问：再补充一个问题，您说的诗歌精神是什么？您当年为什么要去新疆支边？请详细谈谈来龙去脉，如何？

答：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选择就是命运。

您问的诗歌精神，我也感到不好回答。

我这里说的诗歌精神，是指中国精神、人类精神中最有诗意的部分，在大地之上飞翔的、最核心、最坚硬的部分，也最富于神话色彩的部分。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千万人吾往矣，”“夸父逐日”，“刑天舞戚，猛志固常在”，“中国不亡有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家国情怀等等。很多很多。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还写诗吗？能否请您谈谈？

李：谢谢大家对我长久以来的关注和牵挂。我现居乌鲁木齐。1983年进疆后，在天山深处的高山草原上当了5年校长。之后在组织部门工作了13年。然后在文联工作了13年至今。

还在写诗，一直在关注中国乃至世界诗坛的潮起潮落。最近写了我这辈子的代表作长诗《荒原》，评之者众。写了长文《中国超现实主义诗歌论纲》，提出了“本土化六原则”，对中国诗歌的现代化作了一点思考，纯属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