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冒鹤亭、冒效鲁父子与顾太清《东海渔歌》

对“丁香花公案”的以讹传讹和愈演愈烈，冒鹤亭固然难辞其咎，不过顾太清著作早期的，刊布流传也不得不归功于他。...

清史名家孟森写过一篇《丁香花》（载1913年《时事汇报》第一期），批驳当时人言籍籍、甚嚣尘上的“丁香花公案”——即发生在嘉、道年间知名诗人龚自珍(龚自珍)与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的侧室室女词人顾太清之间的一段所谓隐秘情史——纯属牵强附会而无中生有。追溯流言的兴起，则源于出生名门且有，早慧之誉的冒鹤亭，他写过一组《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其中一首提到“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不仅在自注中指明“太平街”为奕绘、顾太清夫妇府邸之所在，“南谷”则为两人逝世后，的合葬之地，而且用“再顾倾人国”的典故点明顾太清的姓氏，同时还暗中关合龚自珍在《己亥杂诗》自注中所说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在孟森看来，“四句乃掀然大波，为人间一宗公案，此余之所以有此篇之作，冀为昔人白其含射，以留名士美人之真相者”。而在着手校订顾太清所撰《天游阁集》（神州国光社，1910年）时，冒鹤亭还另有一些评点，又隐隐将龚、顾二人牵扯在一起，尽管语焉不详，却同样引人遐想。由于他在该书弁言中声称，“少时闻外祖周季贶先生，星诒言太清遗事綦详”，所以孟森在行文之，际也不免感到疑惑，这些众口喧腾的，逸闻究竟是他“牵合龚集而造为此言”，抑或“为周先生所口授”。《丁香花》一文后被收入《心史丛刊》（大东书局，1936年），孟森在文末又补缀附记，提到冒鹤亭读到此文后曾特意(，曾特意)来访，“至太清事迹，冒君谓无以难我，然终信其旧闻为不误，并非由己始倡此言”，可知其所述确实，都来自外祖周星诒。虽然一时无法回应孟森，提出的诸多质问，但他对这桩，名士与佳人间的“风流韵事”依然坚信不疑。

尽管有孟森这样，的知名史家挺身而出，竭力辩诬，可是这宗公案，并未就此偃旗息鼓。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趣味，曾朴的《孽海花》（真善美书店，1931年）虽屡经修订，可还是在传闻的基础上做了更为轻佻，儇薄且荒诞离奇的想象。冒鹤亭为了“订误琐闻”而撰著《孽海花闲话》（连载于1944年《古今》第四十一期至五十期），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小说中描摹龚、顾二人遇合相契的情节“写得太猥琐”。他自然也明白创始者其实，就是自己，却没料到小说作者，居然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唐突至此，我当堕拔舌地狱矣”。仔细寻绎其言，虽然仍坚称龚自珍(龚自珍)，的某些诗篇“确为太清作”，但直言其中所述“亦不过遐想”，并非流俗所臆想的，那般不堪，与此同时还指出另一些令人疑心，的诗句其实“别有本事”，“与太清无涉”，和此前固执己见的态度，相较，显而易见已经大有回旋缓和的，余地了。最近读到冒鹤亭第三子冒效鲁，的著译合集《屠格涅夫论、漫话雄狮——托尔斯泰、浅谈屠格涅夫、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其中有一篇《〈孽海花闲话〉与〈东海渔歌〉〈天游阁诗〉》，恰好忆及乃父，与此事的关联，可供比勘参证。文中提到，“《孽海花》的先后两个作者金松岑、曾孟朴都是他的好友，而且书中涉及龚定庵，与顾太清一段恋爱事，正是他从周季贶那里听来，转告杨云史（曾的表弟）才写进小说的”，原来小说中那些绘声绘色的场景就是根据冒鹤亭所述，本事加以敷衍铺排而成的。不过冒效鲁随后，又郑重强调，此事“是他的口过，不无自悔这是轻薄的蜚语，尽管他是闻诸龚孝拱（定庵之子）的朋友、他的外祖周季贶的”，看来冒鹤亭到了，晚年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这不过是厚诬古人，的流言，对自己逞臆诬枉的，轻狂孟浪颇有悔意。

冒效鲁的著译合集《屠格涅夫论、漫话雄狮——托尔斯泰、浅谈屠格涅夫、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

对“丁香花公案”的以讹传讹和愈演愈烈，冒鹤亭固然难辞其咎，不过顾太清著作早期的，刊布流传也不得不归功于他。在为神州国光社铅印本《天游阁集》撰写弁言时，他叙及其友人陈士可曾，在厂肆访得顾太清著作的钞本，“凡诗五卷，缺第四卷，词四卷，缺第二卷，中多割裂，盖当时未经写定之本”。其中诗作部分由他，精心补订排比，随即交付神州国光社印行。词作部分经他钞校考评，以后，又转而托付给同样关注，过顾氏著述的词学家况周颐。尽管所缺的第二卷暂时，无从寻访，况氏还是钩稽了，数篇佚作补入其中，再经过一番补苴隙漏，以《东海渔歌》之名另行付梓（西泠印社，1914年）。况周颐在《东海渔歌序》中坦言，虽久闻顾氏词名几，近二十年，但其词集遍寻未得，幸亏冒鹤亭“自温州寄《东海渔歌》来，欹床炳烛，雒诵竟卷，低徊三复而涵咏玩索之”，才终于如愿以偿。而冒效鲁在《〈孽海花闲话〉与〈东海渔歌〉〈天游阁诗〉》中又提到另一些不为人知，的隐情：“《东海渔歌》是我父假抄加注寄给，况蕙风，付西泠印社木刻，活字本印行。这个抄本多少年后才由龙榆生先生，归还给我，从中发现况蕙风竟然把顾太清，的词擅自窜改，删掉我父所作考订、评语，连书后的跋也据为己作。”他随后还引录其父在1950年所，撰写的一则题跋：“况夔笙借此词排印，删改均出其手。又删去眉批，间于词后附其评语。至余所为跋语，乃将‘钝宧’二字改作‘周颐’，则盗名矣。此本当时未寄还，越三十八年乃复见之。”由此可知冒鹤亭当年，寄送的那个批校本，非但内容遭到况周颐的，删改和攘夺，据此刊印的词集显然，已不复其旧貌，而且原件在数十年后才通过龙榆生辗转归还，到冒氏手中。

说起来，龙榆生与顾太清词作，的刊印传播也大有关系，在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民智书局，1933年）上，就根据某个据说，遵照原稿迻录的副本，亲手整理发表过《东海渔歌》的第二卷，藉以弥补况周颐，校订本的缺憾。而龙榆生与冒鹤亭、冒效鲁也颇有渊源，时相过从。就在1950年，冒氏父子还应约，为他收藏的《哀江南图》题诗留念（参见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卷五，学林出版社，2001年）。这部递经冒鹤亭钞校，眉批和况周颐删改评点的《东海渔歌》，最终经由龙榆生之手而，得以物归原主，冥冥之中似自有天意注定。

关于此事的始末原委，由冒鹤亭之孙，冒怀苏编著的《冒鹤亭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1998年）虽稍有涉及而多存阙谬，如误以为冒鹤亭，寄给况周颐的是风雨楼（按即神州国光社）铅字排印本《东海渔歌》，也未曾提到他在词集璧还后所撰，的那则跋语；迄今最称详备的郑炜明、陈玉莹所著《况周颐年谱》（齐鲁书社，2015年），在叙述这部《东海渔歌》的刊行经过时也没有言，及谱主擅自所做的篡改和攘夺，兴许对这些情况也，不甚了了；张晖所著《龙榆生先生年谱》同样没有提供任何与《东海渔歌》删改稿相关的线索，尽管这并非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必过分求全责备；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在《前言》里虽有扼要的说明，想必也是转述冒，效鲁的意见，因其在该书《书后》中曾特别感谢过“冒效鲁先生提供了《东海渔歌》修删稿的原件”，而为免过于枝蔓芜杂，在介绍时也，没有提到龙榆生，显然比不上当事人冒效鲁，现身说法来得周详细致。



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

冒鹤亭经手刊印的这两种，顾太清诗词集，就内容而言都不完整。稍后龙榆生披露的《东海渔歌》第二卷虽有所增益，略补缺憾，却因原稿及副本均，已不知下落而难以覆按，仍让人感到未惬于心。龙榆生在整理附记中，曾经提起，“传闻日本铃木虎雄，博士藏有《渔歌》六卷足本”，只是不知详情如何，唯有慨叹“合浦珠还，定在何日，聊志数语，以待后缘”。而据铃木虎雄《顧太清の天游閣集鈔本》（原载1921年《支那學》第一卷第十二号，又收入《支那文學研究》，弘文堂，1925年）所述，这个钞本总题为《天游阁集》，包括诗作七卷、《东海渔歌》六卷，确实要比冒鹤亭等人，的整理本要完整齐备，不过收藏者其实，是内藤炳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去世之后，这个钞本又辗转入藏，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的杏雨书屋，就此湮没无闻。此后经过奕绘、顾太清的五世孙金启孮历经数十年，的追索查访，才使这个钞本重见天日，并考定其中绝大部分内容，均为顾太清亲笔所书（参见金启孮《〈天游阁集〉寻访记》，载1994年日本满族史，研究会编《满族史研究通讯》第四号），由金启孮、金适父女合撰的《顾太清集校笺》（中华书局，2012年）即以此日藏钞本作为底本。《校笺》的宗旨是尽可能恢复，顾太清的创作原貌，故直指本源而截断众流，不再顾及其余后出，各本所作的删剔改窜。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能够转换视角，探究分析一下况周颐对原作，的删改润饰，也能指引读者悉心体会不同词人在措意，遣词时的同工异曲，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在词作部分就根据冒效鲁，提供的原件，“将况氏修删之处一一，加以注明”（“前言”），颇便读者参酌比较。而在这本冒效鲁的著译合集中又收录了一份，他和吴孟复合作校点的《〈东海渔歌〉存真》，将顾太清的原作与况周颐，的删改逐一比照，尽管并不完整，只是“特录其删去及改动较大者（仅改三五字者未尽录）”，可是尝鼎一脔，也足以“供研究欣赏者之比较”（见吴孟复题记）。



铃木虎雄《顾太清的天游阁集钞本》


内藤湖南旧藏《东海渔歌》稿本


金启孮、金适撰《顾太清集校笺》

《存真》与《合集》的相应部分虽然同出一源，然而稍事比勘后，不难发现两者多存异同。《存真》或许是这本著译合集的编校，者根据冒、吴两位手稿整理成文的，故其间讹脱错谬尤多。在开卷第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题〈帝女花〉传奇》中就出现了“烽火洶：朝市”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参照《合集》后才明白原文实为“烽火洶洶朝市”。想来冒、吴两位在迻录词作，时原本抄作“烽火洶=朝市”，编校者未能辨识其中的，重文符号“=”，又没有仔细覆核原作，就想当然地判定为“：”，让人颇有些啼笑皆非。另一篇《鹧鸪天·冬夜听夫子论道，不觉漏下三矣。盆中残梅香发，有悟，赋此》中有一句“万物皆吾大导师”，《存真》称况周颐将此句改作“雪白季南觅导师”，《合集》则谓“况氏改为‘雪北香南觅导师’”，也当以后者为是。况氏所作修改实有所本，《蕙风词话》续编卷二有一则云：“僧问金粟如来为甚么，却降释迦会里？师曰：‘香山南，雪山北。’闺秀吴香（藻）词名《香南雪北》，本此。”顾、吴两位都是嘉、道年间的女词人，况氏在删订时连类而及，自然顺理成章。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存真》中还有不少，兹不一一赘述。

当然，《存真》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一首《茶瓶儿》的小序提到“病中谢友人赠茶”，《存真》注明况周颐将“友人”改作“闺友”，《合集》则未作校语说明，想必原件上勾划批抹，墨迹淋漓，在辨识时偶有失察。另一篇《沁园春·游常氏废园，用竹叶庵游孔氏废园韵》，上阕最末三句，《存真》标点作“堆玲珑石，奇峰怪岫，几朵青螺”，《合集》则作“堆玲珑，石奇峰怪岫，几朵青螺”。依照词律，这三句确实当作三、五、四字读，《合集》的处理方式似乎更准确，金启孮等所撰《校笺》亦同《合集》。不过仔细推敲文意，恐怕应以《存真》为是，而不能因律害意，将“玲珑石”割裂开来。可资旁证的是《存真》《合集》均已注明，况周颐将这三句删改为“玲珑石，昉奇峰怪岫，几朵青螺”，无疑已经注意到顾氏，原作不合词律，而又想保留其中“玲珑石”一语，才做了这样的修订。顾太清词作尽管颇受后人，推重称赏，不过她最初并不擅长倚声，在和奕绘夫妻酬唱时还曾出现(曾出现)过，以诗和词的奇特现象，此处的小疏忽也正说明她对词律，的掌握未尽娴熟。

顺便提一下，虽然冒鹤亭在《天游阁集》的弁言中说，他早年和词坛名宿王鹏运(王，鹏运)谈论词人，“至满洲人有‘南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之语”——相似的记载又见于，冒氏此前所撰《小三吾亭词话》（原连载于1908年《国学萃编》第一期至1909年《国学萃编》第二十七期，又收入《冒鹤亭词曲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况周颐在《东海渔歌序》中又进而将顾太，清和纳兰容若做过一番比较，“欲求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长；若以格调论，似乎容若不逮太清”，可是冒效鲁对这些，评赞却颇不以为然，在《〈孽海花闲话〉与〈东海渔歌〉〈天游阁诗〉》中相当坦率地说，“她的词虽经况大词人改动，也未必楚楚动人，更不像王鹏运所说‘论词于满洲，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甚至把她捧到天上，连那位饮水词人也比不上，那就不免好色重于怜才了”。虽说他参与校订了这份《存真》，但对太清词作，其实并不欣赏。与此类似的，或许还有龙榆生，他也着手整理过《东海渔歌》，而况周颐的删改稿，又一度由其保管，然而在编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时，他并没有为顾太清，留下一席之地，而是另外选录了徐灿、吕碧城等女词人的作品。创作水准的高下优劣，虽不免有公论定评，可鉴赏批评原本是，众口难调、见仁见智的事情，要求所有人都步调齐整，标准一致，甚至屈己从人地说些，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岂不是很乏味、很无趣吗？

冒效鲁毕生耽于吟咏，不以著述为务，留存下来的各类译著、杂文、诗作、古籍整理等汇编起来也，仅是戋戋一册，好在有不少内容，可资采摭参酌。可惜此次编校出版，似乎有些仓促随意，除了鲁鱼豕亥之误，时有所见外，编排体例也不甚明晰。比如全书第一篇《屠格涅夫论》，实际上选译自苏联科学院，1956年出版的十卷本《俄国文学史》，原作者为两位苏联评论家，比亚雷和克列曼，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62年还出版，过单行本。可这些基本情况在合集中却，缺少必要的交待，乍读之下难免会，感到蹊跷突兀。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欢迎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关注 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