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一个不存在的国家派使者来到中国短史记_【短史记】

莫名其妙的“西天阿难功德国”。...

洪武七年（1374），一个叫“必尼西”的外国人来到南京城，要求觐见朱元璋。

这位“必尼西”说，他来自西方，是“西天阿难功德国”的官员，官职是“讲主”，他们国家的国王叫“卜哈鲁”。自己此番到南京，是奉了国王之命，带了本国的一些土特产和“解毒药石”，来朝贡大明皇帝。

与“必尼西”同来的，还有一位“汝奴汪叔”。他自称是“和林国”官员，官职也是“讲主”。此番到南京，是奉了“和林国国师”之命，给大明皇帝进贡礼物，并上交元朝皇帝，授予的玉印、玉图书、银印、铜印、金字牌等。

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翻遍了典籍，也没能找到关于“西天阿难功德国”的任何记载。“和林”是元朝的旧都，这一点他们倒是清楚——但“和林”并不是一个国家，“和林国国师”这样的名号，让负责接待的官员，们感到相当疑惑。再加上“必尼西”称阿难功德国在西方，和林“在极北非西番”，两国使者却又结伴而来，负责接待的官员们觉得，自己大概率是碰上了骗子。

图：《明史》中关于“西天阿难功德国”的记载

洪武七年的朱元璋，正埋头注解《道德经》（在该年底正式宣布完成），致力于追求“君师合一”。朝贡者的到来，无疑是对他这种，追求的强力肯定。所以，负责接待的官员们虽然，满心疑惑，却没有揭穿“必尼西”和他那子虚乌有的“西天阿难功德国”。朝廷收下了他的土特产，朱元璋下诏赐给“必尼西”一批远高于其，贡品价值的货物，包括丝绸、布帛和制好的禅衣。同来的“汝奴汪叔”，还获得了赐宴的礼遇——次年，传说中的“和林国国师”带着佛像、舍利和马匹，也来到南京，离开时带走了一批上，好的丝绸和制好的禅衣。

再然后，一点影子都没有的，西天阿难功德国“不复至”，再也没在大明朝出现过。那个有点现实的影子、与西天阿难功德国一起来，的和林国“亦不复至”，同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上情节，载于《明史.西域传》，也见于《明太祖实录》。这些官修史书，自然不会明言朱元璋被，人骗了。但撰史者将“不复至”、“亦不复至”这样的字眼留在其中，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所以，明代历史学者沈德符在读到，这些资料之后，如此写道：

“古来不闻有此（西天阿难功德国）夷名，且会典朝贡诸夷不载其国，并金元诸史皆无之，但其时与和林国使同来，亦遣讲主朝贡献方物，及元所赐金玉铜银等印。按和林为元旧都，何以改称国，必胡僧赚赏，并功德国亦伪造美名，天朝姑妄听之耳。”（《万历野获编》）

意即：和林这个地方是有的，但自称“和林国”，动机就很可疑。至于“西天阿难功德国”，那肯定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不但朝廷的，文件档案里没有，金史元史等历史典籍，中也都没有。“必尼西”捏造国名，假扮使者，目的乃是为了赚取我，大明朝的赏赐，我大明朝则姑妄听之，懒得花费气力去拆穿他。

在明清两代的朝贡史上，“必尼西”的故事并非个案。当然，更有效的方式是冒充，那些真实存在的国家的使节，而非自行捏造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其中尤以朱棣时代为最盛，因为朱棣曾下旨对朝贡，使团携带的所有货物免税，理由是“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人家因为仰慕我们不远千里，而来，我们却征他的税，这样做没得到几个钱，却大大地失了大体。

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的一份朝廷谕旨，有助于管窥这种冒充使节的情况，有多严重。谕旨是下发给四川，的都指挥使司（军队）、按察使司（监察）和布政使司（行政）三大衙门的，其中写道：

“比来朝贡番僧剌麻，其中多有本地俗人及边境逃逸无籍之人诈，冒番僧名目投托跟随者，尔三司全不审实，即便起送，以致络绎道途，紊烦官府，劳费军民。继今来者，必审其果系本地番僧，方可赴京，然多亦不许过三五人，其假托诈冒者，拘留所在，奏闻处治。所贡方物、马匹，贵重上等者照例送来，寻常中下者，就彼收牧以给边用。其回日所带出关食茶，人止许二百斤。”（《明英宗实录》卷九十七）

大意是：之前那些由你们四川三司，衙门送来京城的朝贡者当中，有许多人是四川当地民众，假冒的，或者边境上的，无业游民假冒的，你们不好好审查，他们的身份，一概送到京城来，弄得沿路官府和军民，鸡飞狗跳、费钱费力。以后，你们必须审查清楚了才，准北送，要送也只许三五人一批，不许搞大队伍。他们进贡的东西，贵重的才准送到京城来，不贵重的当地可直接收了。朝贡者回去时，每个人只许带两百斤货物。

这道谕旨，只能说明冒充朝贡使团的，现象非常普遍，已到了皇帝不得不，进行干预的程度，却并不意味着后续的情况，会因谕旨而得到实质性的改善。1600年（万历时代）前后，这种冒充现象，已被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等，看得一清二楚。《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观察：

“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常常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位子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仿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

图：利玛窦与徐光启

类似的故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则发，生在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这一年，按照中方史料，缅甸国王派出了一支百余，人的使团，携带大批礼物及金叶表文，来到北京进贡——这是长达七年的清缅战争于，1769年结束后，两国朝贡关系的首次恢复。缅方史料则称，他们之所以派出使团，是因为在此前一年（1787），清朝皇帝先派了一支，三百余人的使团到缅甸，呈上了各种礼物，所以1788年朝贡的实质乃是，一次回礼——但这支三百余人的，清朝使团，在中方史料中，完全找不到踪影。

据缅甸历史学者丁昂，的考据与推断，此事的实际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

“这是由缅甸八莫土司和一些从云南来，的商人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特别关心全面，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他们先是让一些人冒充中国皇帝，的使团赴缅，缅王以礼相待，旋即遣使回访北京。此时，土司和商人们便巧做安排，让使团翻译离开，换上自己的翻译。这样，当缅甸使团到达，中国皇帝那儿时，他们的翻译便解释说这个团，是来进贡的。中国皇帝十分高兴，便下令全面恢复两国（朝贡）贸易。”（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第45页。）

这番情节，就奇诡程度而言，可以说与洪武七年的“一个不存在的国家，派使节来到中国”不相上下，甚至犹有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