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公开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吗？ 短史记
她为何不担心这话，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请问编辑：慈禧真的公开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吗？她不担心这种话说出来，造成的负面影响？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慈禧名言，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但若细思，确实会生出疑惑：这话实在太不得体，太丢脸面，私下指示尚可，公开说出肯定极为不妥。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明了下面这两个，基本事实：
（1）慈禧确实公开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话。
（2）但是，慈禧是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来公开说这句话的。
时为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狩”不敢回京的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给内阁下了一道谕旨，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挠。叠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议和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知之。……”①
大意是：今年夏天“拳匪”作乱，得罪了友邦。我（光绪）拥戴太后西逃，京城陷落。授权庆亲王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与友邦，使臣议和。奕劻之前呈送来的各国提出的，十二条议和大纲，我（光绪）已批示照准。不过，也仍发电报命令，这两位全权大臣，须将详细内容，细细斟酌查核，做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如今，我（光绪）得到了悔祸的机会，也应该颁布自责的诏书，把朝廷所遭遇的种种“委曲难言”的苦衷，说给天下臣民们知晓。……
虽然清帝国的高级官僚们都知道，光绪已是傀儡，所有以光绪名义颁发的，谕旨其实都出自慈禧之意。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丢人的话，终究是公开写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谕旨里，而非写在以慈禧名义发布，的指示当中。让光绪替自己说这种话，慈禧不会有太大压力。
慈禧借光绪之口，公开说出的这句名言，常规的解读，可参见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概括：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确是值得‘保全’的。”
但学者王开玺不，认同这种常规解读。在他看来，清廷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曾努力与列强交涉，想要削减赔款的数额，只是最终没有成功；且这份谕旨，当中还有一段话，是要奕劻与李鸿章，等人与列强讨价还价：
“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故此，王开玺认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句慈禧名言的正确，解读应该是：
“清廷的上谕是，要求议和大臣奕劻、李鸿章，必须‘竭忠尽智’，与列强切实相商，不得在赔款等，问题上漫天要价，任意要挟，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②
就字面意思而言，王开玺的理解似乎是，正确的。据谕旨原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句之前，确实有“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这样的指示。此处的“悉心酌核”与后面的“婉商力辩”，确实是在指示参与，谈判的大臣们，要想办法减少赔款总额，不能对方开口要多少，就答应给多少。
但王开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解读为“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却又有些走得太远了。毕竟，谕旨里还有一句“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大国们都是讲究信义的，对赔款的要求应当会，以大清“力之所能及”为准。
这句“当视我力之所能及”，固然未必等同于胡绳的“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却也同样不能等，同于王开玺的“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谕旨一面要求参与谈判的大臣努力，与列强磋商（婉商力辩），一面指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模棱两可的指示，实际上是一种话术，反映了慈禧既希望不惜代价，确保和谈成功、又不愿意承担达成巨额，赔款的谈判责任的现实心理。一如时人李希圣所言：
“太后方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及见约无之，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③
大意是：慈禧本来焦躁不安，担忧列强追究祸首会追到，自己头上，后见列强提出的十二条和议大纲，里没有提到自己，大喜过望，遂下诏让奕劻、李鸿章全盘接受了十二条。此即前文所引，诏书中提到的“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议和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
换句话说，如何让自己免于被，列强追究，才是整个和议过程中，慈禧最关心的事情。李鸿章曾在议和中为，载漪等人辩护，瓦德西的回应是：“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犹未提也。”④——现在点名要求惩办的人，不过是从犯，为保全你们的体面，我们还未追究首罪之人。瓦德西这番话所指向，的正是慈禧。李鸿章将瓦德西的强硬，态度传至西安后，慈禧立即同意在“惩凶”一事上完全应允列强，的要求。稍后，列强严苛至极的十二条，议和大纲送至西安，慈禧的回应也是全盘照准：
“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慨。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仍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该王大臣等力为其难，惟力是视可耳。钦此。”⑤
指示中要求奕劻、李鸿章在细节上，与列强继续“婉商磋磨”，以求“稍资补救”，这些话自然也，只是在装点门面——十二条大纲已全部“照允”，哪里还有补救的空间？这种“应即照允”，正是慈禧“量中华之（尽可能多的）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心态的产物。
略言之，以光绪名义颁发的谕旨里，虽然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外，尚装点有“悉心酌核”、“婉商力辩”等词句，但无论是慈禧的内心倾向，还是实际的谈判操作，都更接近“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
注释
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947页。
②王开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新解》，《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③李希圣，《庚子国变记》，收录于：《义和团》第1册，第34页。
④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⑤《义和团》第4册，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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