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制造业会大规模转移吗?

 

疫情会让中国经济遭遇重创,但并不会让,中国制造业转移出去,因为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接,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大规模转移。...


文 | 施展

编辑|彭韧



施展,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溢出》、《枢纽》和《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等书。

编者按:突如其来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引发资本市场波动,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人对于中国制造业未来将,向海外大规模转移的担忧。因为《枢纽》一书而备受关注的学者施展,近期推出了新著《溢出》,在这本他认为“生不逢时”的书中,施展运用他在《枢纽》中所建立的超大规模体系和,双层循环结构,以及他对东南亚国家近距离,的田野观察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施展认为,疫情会让中国经济遭遇重创,但并不会让,中国制造业转移出去,因为放眼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接,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大规模转移。但另一个问题也就浮现出来,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但中国的政策生成机制仍囿于,一种民族主义的格局,无法匹配其经济影响力。这会让中国和世界,经济都落入某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当中,新冠肺炎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有责任突破自己的,既有格局,真正从一种世界性的视角来检讨自己,的政策生成机制。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采访节选
《巴伦》中国:我们先从近期,的资本市场谈起。前段时间中国国内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全球资本市场看上去,却不为所动,天风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对此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同时也提到了对您的《枢纽》这本书的一个质疑,那就是近期全球资本市场尤其是美股的表现,是不是说明中国制造对全球供应链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您如何看待对他的这种看法?

施展:我也注意到了刘煜辉教授,的这个发言,但我并不认同他的评论。刘煜辉的讲话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他提出问题的部分,和他给出答案的部分,在我看来,他提出了一个伪问题,但是得出了一个真答案。他得出的答案实际上并,不是他所提出问题的答案,是另外一个他根本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的答案,他没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才是个真问题。

那么我所说的伪问题,跟真问题区别在哪儿呢?首先,股市短期的涨跌不说明,太多问题,因为短期涨跌的原因,可能很多,前一段时间全球,资本市场表现平稳,他说这说明股市,跟中国制造没关联,最近这段时间一路狂跌,难道就能说有关联了吗?实际上,美股跟中国制造的关联,非常间接。就短期来说,影响股市涨跌的原因可能很多,美联储的扩表、是否降准等等。

其次我们要看美股涨跌的话,必须看具体的成份股,要看它是什么板块在涨,什么板块在跌。美国跟中国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的。对美国来说,它主要的比较优势,是在创新层面上,主要体现在科技股上,中国这边的比较优势,是在制造业层面上,而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没几个在美国上市。我们可以看到美股那些板块,涨的主要都是科技股,跌的是能源股,能源股下跌,这个倒是跟中国经济,之间会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从大盘指数来说明问题。

另外,在1月23号之前武汉封城之前,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停摆,始终在正常运转,对外界而言,(到二月下旬)中国真正停摆才半个多月。1月23号武汉封城之后才,真算开始停摆,而第二天就是春节,国外企业与中国有,供应链关系、需要备货的,早就该备好了,他们都知道没有疫情,中国经济也会停摆一周。按照这种准备,对国外企业来说,从正月初七(1月31日)开始到现在,才真的算是停摆,企业做这种配件储备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月,估计国外储备也快用完了,真出问题的话应该是到,三月中下旬。

所以刘煜辉以美股前段时间一直上涨得出中国制造业对于世界,影响没那么大的结论,这是一个伪问题。但是他基于这个伪问题来试图解释中国,企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他给出的答案是应该积极自救,这是一个我认同的真答案,好答案。中国在这次疫情当中,毫无疑问经济会遭受重创,所以要自救。但是中国经济遭受重创跟,中国的制造业会转移出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刘煜辉把两件没有线性关系的,事情不自觉地建立起了一个线性关系。

《巴伦》中国:近期有不少关于中国制造业可能,会因为疫情而加速外流的议论,您是否还坚持此前您在《溢出》这本书里关于中国供应链无法大规模向,海外转移的判断,为什么?

施展:我这两本书出版的时间,都有点生不逢时。比如写《枢纽》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在《枢纽》里已经谈到了中国因为经济崛起而导致,全球失衡的问题,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做出有效回应,如果不做回应的话,很可能会引发贸易战。等到这本书刚一出来,中美贸易战开始了,很多人觉得我被打脸了,其实这算是我预言成功,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大部分人只关注了书中关于中国制造业,枢纽地位的论述,却没注意到我对枢纽地位所依赖,的条件的分析。

《溢出》是2019年底出的,现在疫情出来,很多人又觉得我被打脸了。实际上疫情恰恰证明了,中国供应链的地位。比如因为疫情的出现,中国供应链停摆,于是韩国现代汽车有7个,装配厂停工,起亚也有工厂停工。包括韩国连口罩也生产,不了了,因为口罩需要鼻梁条,而全世界的鼻梁条都在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前,全世界口罩日产4000万,中国占2000万,韩国占1000万,日本占500万,剩下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分其他500万,但是4000万只口罩的,鼻梁条基本上都在中国,一旦没有鼻梁条,韩国就生产不了完整的口罩。

在我看来,这次疫情恰恰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枢纽,地位是存在的,而且非常强韧。疫情进一步表明了,它的强韧性,不仅贸易战无法,让制造业转移,疫情也无法让它转移。枢纽地位真实存在的,而这种真实存在性意味着中国经济,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这种影响力意味着什么,它应当如何才会对于,世界起到建设性作用,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事情;但是如果拒绝承认这种影响力,则很多讨论的出发点,有可能就错了。

《巴伦》中国:到目前为止,国内制造业企业复工的情况还,不是那么乐观,近期会不会有一些中国制造业,企业因为疫情而加速外流?

施展:如果能够复工,冲击很快就能过去,如果不复工冲击就会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会想到既然中国会,受到这么大的风险影响,应该把供应商搬出去。实际上把供应商搬到海外去这种做法并不是在,疫情的时候才出现的,甚至也不是贸易战,之后才出现的。

比如我在《溢出》那本书里面提到的耐克鞋,最早是让台湾的宝成集团,做代工,然后1989年的时候宝成在东莞,建立裕元集团,很快耐克就提出,不能把代工厂50%以上的产能放在同一个国家,风险太大。所以1992年宝成就在印尼,成立了分公司,1994年又在越南成立了,新代工厂。从2008年之后,中国大陆这边代工厂的产能陆陆续(,陆陆续)续都在往越南代工厂转移。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多点布局早就已经,在做了,不是到今天才开始。但如果说因为多点,布局中国制造业就玩不转,那么早就该玩不转了,但答案并不是这样。

为什么答案不是这样?我在《溢出》和《枢纽》两本书里面不断,谈到这个问题,新一轮的美国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经济(新经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然后在中国拉动出一种供应链网络,的演化模式,而这种供应链网络的演化模式几乎延伸到了,生产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随便拿一个产品来说,比如口罩,口罩没多复杂,但是它的鼻梁条也,都是外包的,没有哪个口罩厂自己做,鼻梁条。复杂产品更是会大量外包,比如,苹果会把手机,生产承包给富士康,富士康作为一级承包商,会去歌尔买声学系统,歌尔就是二级承包商,歌尔又会去某厂定制模具,去某厂购买金属线,这些属于三级承包商,三级承包商又会去,其他厂家买别的东西……一种复杂商品有十几级甚至几十级承包商,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当市场规模足够大,分工程度就会发展到足够深,供应商就可以做特别专门化,的事情。打个比方,饮料市场如果只有一年十,万瓶的销量,那专门做瓶盖的,厂家是活不下去的,但是一旦到了年销量上亿瓶,只做瓶盖的厂家,也可以活得下去,甚至能活得还不错,但是它对整个网络,的依赖就会特别高,厂商无法脱离开网络,独立生存。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刚才说的一二三四级,一直到几十级供应商,越往下面层级的供应商,对于整个网络的依赖度就越高,跟整个网络的嵌合程度就越高。最近这些年的制造业逻辑发生,了深刻变化,复杂产品对于供应链网络,的需求越来越深,网络上的每个节点都,只做非常专门的产品,各种节点的配合关系很可能,是在多层分包结构当中实现的。所以越往下面层级的供应商就,越难往外转移,除非整个网络都转移出去,否则一家转出去根本活不了。而中国制造业要整个,网络都转出去的话,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大,的容量能够承载。

当然,经此一疫,很多外国品牌,商会意识到风险,不能把代工厂的,鸡蛋都放在中国,必须要多国布局才,不会在未来遭遇类似风险,所以它们会要求代工厂到其他,国家去布局。这是中国制造将,面临的现实问题,不过其影响也不会,像看上去那么大。

国际品牌商要求代,工厂向中国以外转移,能转出去的也就是一级、二级承包商,越往下层级的,承包商就越难转出去,因为越往下分工,就太专门化了,生产对于在整个网络中的协,同性需求太高了,如果不是整个网络转,出去肯定会死。而要整个网络转出去,海外没有任何地方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足够,多的合格工人、工程师能够承接中国转,出去的这些网络。

我在越南也考查过,一级、二级供应商都有转移出去的,本地也许能够生成一小部分低技术,含量的三级供应商,但是四级以下供应商基本就,没戏了,还得依赖中国。这会带来一个结果:一级、二级承包商向海外部分转移,反倒会让国内三级、四级承包商获得了海外市场,从而牵动着整个供应链,网络向外的扩展,这就是我在新书《溢出》当中所讨论的话题。

《巴伦》中国:为什么说这些国家都无法承载中国,的制造业转移?

施展:我们不妨用,一个个国家具体来看。目前在说的制造业转移,的热门地点,主要是东南亚和印度。先说东南亚,首先,群岛国家是不行的,群岛国家的物流成本太高了,制造业的集聚效应起不来,所以菲律宾、印尼什么的都不用考虑。只有陆地国家才有足够体量,就制造业来说,东南亚这边值得考虑的,就只有越南和泰国。

过去还有人说印度,实际上印度也不值得考虑。我们光看到印度有十几亿人口,是唯一能跟中国,人口比肩的国家,但是却没看到这十几亿人口作为,劳动力市场是被分割为几千个市场的。印度有四大种姓,每个种姓下面都有,大量的亚种姓,全印度一共有几千个亚种姓,每个种姓在最初分化出来的时候都,对应着一个职业,而种姓本身在印度宗教里又,有宗教身份。不同宗教身份对于不同,种姓此生的作为、来世的价值给出的承诺,都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这些人的,行为模式都不一样,所以这十几亿人实际上是被分割成,几千个劳动市场的。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说硅谷500强里有多少,ceo都是印度裔,因此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这个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硅谷的那些ceo基本上都是高种姓(,高种姓)出身的,印度的高种姓(高种姓)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顶级精英,生来就是要做领袖的,这种顶级精英在硅谷做ceo太,正常不过了。

但是要成为世界工厂的话,光有这种顶级精英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数量足够多,的熟练劳动力,而要想把这些,熟练劳动力在印度动员起来,就必须把低种姓给动员起来。问题是低种姓对于物质、对于此世等等追求全都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给动员起来,所以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跟中国人,完全没法比。

我跑完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之后,感觉有些悲催的一点是,中国大概真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中国人可以几乎不要生活,只要工作,我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见过这样,可以为了工作可以把生活给压缩到极小的人。

我之前跑得比较多的是欧洲,国家和非洲国家。非洲国家人民特别快乐,特别原生态,而现代产业工人有着很强,的纪律性要求,所以非洲基本没戏。我在法国曾经生活过大半年,在那边的感受也是他们的,工作效率上比中国没有办法比,后来我想,是不是东亚受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会好一些,东亚国家中日本、韩国都已经是成熟国家了,成长性好的肯定是,那些待成熟国家,比如越南。

《巴伦》中国:那么越南的问题在哪里,我看您在《溢出》里提到,日本贸促会驻越南的会长,说越南人缺乏企业家精神。

施展:2019年时候,到处都在传说越南,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我就想要去看一下。到了越南调研之后,我特别吃惊。我对我在越南所做的调研工作,是有充分信心的,国内没有哪个调查记者或者,产业研究员,达到我的调研深度。

在整个越南考察一番之后,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我们常说越南是个儒教国家,实际上没有办法把它按照日韩的,方式来理解,在北方也许还可以,越往南方越不行。越南有两大人口中心,一个是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一个是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但人口主重心还是在南方,它的儒教文化主要分布在北方。北方从汉朝到唐末被中国直接,统治了1000多年,后来独立之后也长期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南方一直受印度教文化和,本土宗教的影响,到了康熙后期南,方才被北方统一,大概也就一百来年,法国人就来了,也就说南方还没有来得及儒教化的时候就,落入了法国人手里,所以南方的儒教文化,影响跟北方比低很多。

越南人对生活的要求比较高。越南人听说中国人996就,觉得匪夷所思了,咱们中国人996有些是被迫的,但也有很多自愿的,甚至自愿到007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越南人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说你这日子过着,还有什么意思?只剩下工作了。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自己,也说不清,肯定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但似乎也没有办法简单的用,文化来解释,在儒教国家内部达到中国,这种程度的,全世界也绝无仅有。

反过来再说越南那边,他们不愿意像中国人这样为了,工作放弃生活。很多当老板的中国人都,跟我讲,说手下这些越南人,有时候要提拔他们,当干部的时候,他们会拒绝。老板们很奇怪,说当干部不是意味着,可以管更多人,可以挣更多钱了吗?这些越南人说,当干部是能挣更多钱,但是也意味着负的责任更大,而他们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宁愿做工人,下班就可以走了,该干嘛就干嘛去,我的生活是归我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很难出现企业家,职业经理人毕竟不用对企业,负终极责任,而企业家必须得负终极责任。

《巴伦》中国:总结一下您刚才说的,您对于中国制造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而且觉得从现实角度上考虑,大家心目中设想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其实都不具备大规模承接整个,中国制造供应链,包括网络和生态转移的能力。

施展:是的,他们承接工厂的能力是有的,但也是特定意义、特定属性的工厂,没有哪个地方有能力承接,整个生态。还有一点,就是过去我们说制造业转移,通常看到的都是海外,劳动力成本低,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只有在讨论简单劳动的,时候才有意义,对复杂劳动来说没有意义,复杂劳动需要熟练工人、工程师等等。

我前两天还跟一位做,口罩的朋友讨论熔喷布的问题。现在全国的口罩生产就是卡在,熔喷布上,然后朋友就跟我说,现在全球最好的熔喷布制造,(布制造)在韩国,而不在中国。我说是因为韩国的设备比,中国好吗?他说不是,韩国跟中国的设备是,完全一样的,我说那是差在哪儿,他说就差在几个熟练工人上。

熔喷布制造完成之后,还得做一个工序叫做驻极。有驻极工艺的熔喷布上面(布上面,)有静电电荷,对于微小颗粒的吸附力,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比没有驻极工艺,的熔喷布好一倍,所以驻极工艺非常重要。我就问那位朋友,既然设备都一样,那么韩国比中国好在哪儿呢?他说区别在于韩国那边做驻极,的工人手艺好,那几个人的驻极手艺,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学校给教出来的,属于隐性知识。同样的硬件设备下,就差那点手艺,就差那几个人。

而目前所提出来各种各样可能接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国家,这种隐性知识的含量非常少。因为这种隐性知识的产生,需要有足够强大的工业基础,有足够多的实践机会,才有可能出现这种奇人异士,而这些国家本来就,没有太强工业基础,特殊领域的牛人一直,也没有机会被培养出来。所以制造业的转移是,个系统工程,绝不是说看到哪里的,劳动力土地价格低就能转移了,如果这样的话世界上今天就不会,有落后国家了,全都是工业国家了。

《巴伦》中国:您在《溢出》这本书里,非常强调“中国干部”这个群体,那么中国干部这个群体跟其他国家输出的管理者群体来,比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您觉得这么需要强调他们,的独特作用?

施展:中国干部是指被各种外资企业(主要是台资企业)从大陆聘请到海外担当工厂里的,中高管理层的人,他们自称“中国干部”。这个群体主要是分布在越南、泰国和印尼,最多是在越南,在非洲那边就很少,因为我说的中国干部以,工业为前提,没有工业的话就不是中国,干部的逻辑。我们可以跟其他几类,外来管理人员群体来比比较。

比如跟欧美派驻到中国,的高管相比,欧美那些高管到中国来,的时候,在中国基本上都是,属于精英层的,他们跟中国的员工之间在,身份社会地位上的落差是比较大的,而中国干部跟当地员工之间的身份,落差没有那么大。欧美那些到中国来的管理者都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很少在中国自己创业,但是中国干部在越南很多,自己创业,这就是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不同的两种路径。

而跟台湾那些到大陆来的“台干”相比,中国干部跟他们非常像。“中国干部”受台湾管理人员的影响非常大,我访谈过的中国,干部很多都跟我讲,台湾人从技术上到,管理上教会了他们什么。而“台干”中也有不少也会出来创业,比如在大陆在开个小工厂,这方面跟中国干部也很像,但有一个区别就是那些,台湾干部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人口基础原因,很容易被大陆给淹没。开始来的时候他们很厉害,但是等大陆人被训练出来了,就被淹没了。

而越南就不会,原因在于我前面所说的越南人不会为了,工作而放弃生活,而中国干部是肯这么干的,台湾干部也肯这么干。当然还有一个环境的区别,就是在大陆这边是有完整工业,体系支撑的,而越南不行,必须得依托于大陆,中国干部在这中间作为,一个衔接机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再拿民营企业的中国干部跟国企派驻,出去的这些干部相比。对于国企来说,它的投资、资金回流等等所有过程都是跟国内,直接关联的,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是国企,在海外的一块经济飞地。实际上很多中国的海外项目,公司都这样,它构成一个体外循环,而这个体外循环跟当地,经济的关联实际上相对有限。它当然会在当地雇佣工人,但这是一个纯雇佣关系,没有什么社会性、文化性的融入、互动和嵌合,而中国干部来自民营经济,他们必须得跟当地有,足够好的社会性、文化性的融入和嵌合,才有可能打拼出自己,的天地出来。而这种嵌合、互动和融合关系也是我在《溢出》里提到的,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知识宝库。

我给一些国企做过咨询,讲过课,也在海外调研,过一些国企项目,这些项目质量肯定没得说,但是它们是否真的是,当地的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还只不过是当地,官员所需要的?中国在海外做的那些,项目投资,它究竟满足的是,当地官员的需求,还是真正符合当地百姓,的需求?反正我所看到的前者居多,后者也有,但是远远还不够。

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在海外投资的时候不,想去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而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当地百姓的需求是什么。要了解这些需求,你就得对当地的文化社会有,足够多的了解,而民营企业的中国干部人群,跟海外国企的,领导和员工相比,他们对当地社会的下沉性是,两个量级上。

在越南、泰国的民营企业中,有很多中国干部,他们真正懂得当地需要什么,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没有被有效激活,在国内没有一个,有效的发声平台。海外民间社会的真正需求,你得沉下去,跟社会有长时间的接触互动,这些隐形知识才有可能,浮现出来,这个过程实际上很辛苦,除非是自个出去奋斗的人,否则谁愿意付出这份辛苦。

所以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对,海外的理解,身上拥有大量隐性知识,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但这种知识现在,处在沉睡的状态。我写《溢出》这本书,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宣传,找到一种新的办法把,这些海外沉睡的智慧资源给激活,这对于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巴伦》中国:这是不是也是您所说的民间经济和政府,政策的逻辑分离?

施展:是这种分离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商人已经实实在在在进行各种各样,跨国性活动了,甚至在生产环节这个层,面上也是一种高度跨国性的存在了,程度非常深、规模非常大,这种跨国性的活动意味着这种经济,活动的空间,在实证意义上跟政治主权的空间,已经不匹配了。

如果想靠国家主权,出台政策想治理这些东西,根本没戏。主权国家壁垒的存在让苹果、亚马逊这种跨国公司百分之九十几的,钱都存在海外,美国政府也没辙。这是一种实实在在脱离了主权国家政策能力之外的,一种新空间(新空间),而这种空间至今仍然没有,相应的规则。任何一个空间只要存在,但是没有规则的话,这个空间就会出问题。

相反这种空间一旦出问题,对这个空间当中的,人也都是坏事儿。所以他们需要这里面,的规则凸显出来,演化出来,这样一种需求已经出现了,只是还没有现实化。在我的调研当中,我极为深刻的感受到了,这种需求。

我是研究欧洲史和欧洲,思想史出身的。近代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在传统时代规范之下完全,无法应对的新现象(新现象)、新经济活动、新社会逻辑浮现,但新的规范和,规则迟迟没有出现,引发了大量动荡。这些动荡逼迫着欧洲开始出现,各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迭代演化,然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有了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西方的样子,这是近代早期欧洲的,时代事实。

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经济所覆盖的,空间已经高度穿透国界了,以主权国家的政策来,应对已经玩不转了,这就意味着对于新规则(新规则)空间,的需求已经出现,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了。我在《溢出》这本书里面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实际上已经是在尝试提出,就这些新的规则而言,我们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我也期待能够引起更多,人的讨论,一块来把原则深化细化,演化出新的规范出来。越多人参与到,这个问题讨论当中,就越有机会更早实现。

《巴伦》中国:那么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溢出规则的演化会有影响吗?

施展:是的,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中国经济有着,世界性的影响力,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却不是,从这种世界性影响力的角度出发的,仍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格局。这种不匹配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它会使得外部世界在制造,环节上非常依赖于你的经济,但是却会因为你的内部决策机制导致一些,完全不可预期的风险。

比如这次疫情,如果能够及早预警的话,根本不会到这个份上。因为cdc这些中国,内部机制的问题,导致外部世界必须面对一种不可,预期的风险,而这个不可预期的风险是以,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影响力为传导机制传导出去的,就是说我们的决策机制没有,匹配中国经济的世界性影响力,这会给外部世界,带来巨大的风险,克服这个风险是中国的责任。

中国必须改,中国不改就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要不断面临这种不可预期的风险,中国经济也是高度依赖于,世界的,反过来一定会反伤中国自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未来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我们欠缺世界格局的,决策机制,匹配不上我们,世界性的经济影响力,如何能让两者协调起来,这是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巴伦》中国:非常感谢!
百万读者都在读
这场病毒放大器

返工潮来临:哪个城市疫情传播压力最大

黄益平:新冠肺炎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应对

精进之道:2020年春节书单

肺炎前线的科技公司 | 庚子更迭,万象更新

财政到底有多紧?

魏杰:2020年以后,中国最赚钱的3大产业

负利率时代的泡沫、掠夺和危机!

大面积退租,空置率超40%,一线城市的房东也急了......

马云卸任演讲全文:我希望换个江湖,后会有期

房价走平即亏钱,现在该买什么?

全球货币再宽松:一次无法降落的飞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崛起 | 哈佛教授TED演讲

黄奇帆:中国如果实施零关税,会发生什么?

中国最赚钱的公司,要开始去库存了!

成年人的崩溃,都是静悄悄:你能挺过多少坎,就能成多大事

人生不仅是一场康波,还是一场超级债务周期

杨锦麟:只要不走回头路,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轻轻,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常人?

「至暗」时刻,「涅槃」时刻

杠杆的轮回,众生的焦虑

年度最扎心视频:不爱惜身体的人,会被惩罚!

50句惊艳世人的电影台词:请原谅我戳痛了你所有记忆



由FMBA历届校友推荐的文章集锦,版权属于原作者


    关注 FMBA


微信扫一扫关注公众号

0 个评论

要回复文章请先登录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