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为了逃逸而书写 ｜关注
写作是重新梳理自我的秩序。...
为了逃逸而书写
被时代丢在后面，这种感受不太妙。我沉寂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场球就去写比赛，读本书也写上几千个字，但还是不甘心，我觉得语言这样去使用，总归有点浪费，它理应有着更为密集、广阔、精确的指向，可以抵达更深处。而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的包容性非常强，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没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并且放松。
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像是去捕捉神秘巨翅的倒影，我的很多故事的驱动力，往往来自某个模糊短暂的时刻，而它也并不总会在文中出现，甚至也不是主旨，只是一道即逝的光、喷出的泉水，或者荡开的地火，需要徒手劳作，亲自揭开背后之谜。
卡佛在《论写作》里，曾复述过奥康纳的一段话，关于她的那篇《好心的乡下人》：“我会开始动笔写那篇小说时，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博士。一天早晨，我正在写我已经有了点想法的两个女性人物，不知不觉就给其中一个安排了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女儿。随着故事的进展，我又加进了一个圣经推销员，但我完全不知道下面该拿他怎么办。差十来行就要写到他偷那条木腿时，我才知道他会去偷木腿。可一旦发现将要发生什么，我便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都是必然的。听着玄奥神秘，但在写作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故事有时会不太受控制，与之搏斗是徒劳的，体验到一种凌驾于故事、逻辑与文本的存在，这是写作里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另一件美妙的事情也许是，它能让人在混沌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
美妙过后，又难免低落。结局是作者的终点，也是阅读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他们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无止尽的命运，比我们虔诚，也比我们勇敢。
我的聆听、写作与阅读都没有“决定性时刻”，并没有任何一本书或者一件作品，对我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变，从此走上另一条路。事实上，我也不太相信这个，认为不过是一种修辞，人们在追溯自我的过程中，总要在某一刻度上有所停滞，不然好像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吗？
东北之于我来讲，概念愈发模糊，其特殊性正在逐渐丧失，人们再也不能以卡通片的形式去推断这里的人与事物，那太草率了，它的复杂性与其他地域并无二致。对于写作层面来讲，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很暧昧，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在极寒与皑皑白雪之中，很难不产生与之融为一体的想法，人很容易投入进去，那么也就容易感动自我与他者。
2018年，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逍遥游》，讲述一位患病女孩的短暂“逃逸”，这个所谓的“逃逸”，就从日常之中走出去一点点，他们去做个短途旅行，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契机，但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始终相互维护着，许多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稍微丰富一些，并为此筋疲力尽，无所谓对错，历史不会记述，但对于个人来讲，这又非常重要。小说里有个细节，即这位女主角许玲玲的前男友是球迷，以前两个人总在一起去看辽足比赛，后来因患病分手，许玲玲也理解，不怨男友，记住的都是俩人在一起时美好的事情。辽足的主场在铁西体育场，旁边有一条干道，夏天都是大排档，为球迷准备，我有时也去看球，结束后去那边喝一杯酒，跟朋友聊几句。写完这篇小说，我想到，许玲玲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跟男朋友看完球，来这里喝酒、吹风，可能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过许多次，虽然不认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感情方面、家庭方面、身体方面）不来了，但这也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逸出。那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许玲玲现在偶尔还会关注辽宁队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跟我一样，既生气也惋惜，还是毫无感觉，会不会也能记起从前的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是小说带给我的逃逸，为我在另一个维度上打开了新空间，是我所创造出来的，又平行于我而长久存在，我愿意为这种逃逸而持续书写下去。
班宇
1986年生，沈阳人。曾以“坦克手贝吉塔”为网名在豆瓣阅读等平台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冬泳》《逍遥游》。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等奖项。
《中国青年作家报》江怡、谢宛霏
作为一个跨越了“纯文学”和新媒体边界的作家，班宇的受众群体非常广泛，其中不乏90后00后。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喜欢阅读班宇的作品？
班宇承认，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很多读者确实没有经历过，他们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可能是对那个时代人的命运感兴趣。对于班宇自己来说，他有印象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相对中后期的阶段了，变革应该从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情感结构一定是共通的”。
班宇说，在读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时，对于他们所描述的那个时候的国家的状态、人们的状态，也很感兴趣。因此，无论时代背景是如何，科技发展是如何，人们心中的那些景观，人们心中的那些念头和想法，可能是同一种“噪音”所驱动的。
作家要信任自己的写作
班宇指出，所谓信任自己的写作，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写自己经历过的场景，或者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再从这种感受出发，倒推出整个时代的景观。这也是班宇在文学生活上的一个根源。
班宇说，“我的小说除了某几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原型之外，大部分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虚构的故事情节，而不是虚构的情感经历。对于在小说里面投入的情感，我从来没有想过虚构。我不会去太想写那些自己不太信任的文字。我只是把那种真实的情感和经历，在小说里面，做一个虚构的处理。”
班宇非常认同博尔赫斯的一个说法，所有的文学都是心理文学。也就是说，现实完全等同于想象，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同等真实。在班宇的理解里，真实是作家试图忠于自己的一个原则。想象并不是一种空穴来风，而是跟我们能触及到的所有的现实一样，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在自己的写作中，班宇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姿态。他说：“在写作的时候，某一阶段是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和感受，然后是重新梳理自我的秩序。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虚构化的表达，但在文本下面隐含着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等，又是真实可触的。我可能一定要嗅到某种味道，或者说，感受到某个让我觉得真实可信的细节，才能去踏实地进行虚构的处理。”
在《冬泳》这个短篇里，主人公“我”杀死“东哥”这个情节，引发读者广泛的争议。对此，班宇表示，“我的写作没有把东哥杀死，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力有一点误解，这只是揍一顿，这个人没那么容易死。至少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要写这个人的死亡。这个故事里面，包括最后那些东西，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很多人会遭受到一种不公的结果或者不公的命运。”
班宇想表达的是，很多事情看似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能在某个人的某个节点上，我们也做出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决定，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说，“我只是想讲，人在某一时刻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在这个困境里边，如果选择死亡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方式，也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抗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落实来讲，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死亡。”
班宇笔下的人物，始终生活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当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在一代人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所有人身上都有体现，无论他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甚至是已经在家养老，这种时代的变化，会映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说，“我只是讲，这种映射的强度和力度，因为大家面对艰难，最终会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就算是消极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去选择一种死亡，更多的可能是，大家终究会挺过来，或者是找到一种自己舒服的方式来把这段时期度过去，只是这样而已。”
产生共情并不困难
《冬泳》里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下岗”“买断工龄”，这一背景关乎1990年代，也关乎东北。作为东北人的班宇，对近两年来的“东北热”也有自己的看法。班宇认为，“我觉得一方面是追忆，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某些现象，在今天也能找到一种映射，这个东西是要超过我们所描绘那些时代的元素。”
班宇以东北音乐人董宝石的《野狼disco》为例，他说：“这首歌讲的是2000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歌厅里面的东西。但是今天，大家依然会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振。他唱的不仅仅是上游的时代，也有对于今天的一种诠释。”在班宇看来，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关注并不完全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也许最开始有这样的意味，很多人不了解东北，不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再加上通过之前的小品或别的，大家会把东北人卡通化。
班宇认为，在认知东北的过程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复杂性在里面，没有办法用几个词语，或者是几个标签，就把东北和东北人概括了。”班宇这样概括东北在整个中国的位置，“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地域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相似。只不过有的时候你走到前面一点，有的时候你又走到后面一点，所以可能给大家的感受更多一些。这种感受是真也是假，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跟你的记忆是完全相吻合的，有时候你又觉得它好像离你很远，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
在班宇看来，某一个地域的变迁，整个文化结构上的变迁，并不是一个一直向上走的过程。他指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一定是一个像波浪似的、有高潮有低谷的循环的状态。在谷底的两个时期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一个相同的状态。同样，对于站在峰顶上的人们来说，也会看见曾经的低谷是什么样子的。
节选自《中国青年作家报》
班宇新作《羽翅》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3期
选自《花城》2020年第1期
阅读链接：
当代青年作家问卷：班宇×大头马×董夏青青×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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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冬泳丨新刊
本篇推送转载自《中华文学选刊》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自网络
文｜班宇
2016年之前，我没写过小说，读书也有限，但写过不少评论，都是关于音乐的。我一度非常痴迷音乐，只要是醒着，基本都是在听唱片。听得多了，便也不满足，试着用写作去解释，去触碰一些作品的末梢神经，后来逐渐醒悟，并不需要用一种语言去解释另一种，对于许多人来讲，这是相当徒劳的事情，世界在变，不管你是否承认，迪伦不是早就在歌里唱过：疯狂的人们，陌生的时代；我被紧紧锁住，排挤在外；我过去很在意，但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被时代丢在后面，这种感受不太妙。我沉寂了一段时间，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场球就去写比赛，读本书也写上几千个字，但还是不甘心，我觉得语言这样去使用，总归有点浪费，它理应有着更为密集、广阔、精确的指向，可以抵达更深处。而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它的包容性非常强，也在不断进化，到现在仍没法很好定义，这点让我觉得有趣，并且放松。
所以写小说对我来说，像是去捕捉神秘巨翅的倒影，我的很多故事的驱动力，往往来自某个模糊短暂的时刻，而它也并不总会在文中出现，甚至也不是主旨，只是一道即逝的光、喷出的泉水，或者荡开的地火，需要徒手劳作，亲自揭开背后之谜。
卡佛在《论写作》里，曾复述过奥康纳的一段话，关于她的那篇《好心的乡下人》：“我会开始动笔写那篇小说时，不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个装着一条木腿的博士。一天早晨，我正在写我已经有了点想法的两个女性人物，不知不觉就给其中一个安排了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女儿。随着故事的进展，我又加进了一个圣经推销员，但我完全不知道下面该拿他怎么办。差十来行就要写到他偷那条木腿时，我才知道他会去偷木腿。可一旦发现将要发生什么，我便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一切都是必然的。听着玄奥神秘，但在写作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故事有时会不太受控制，与之搏斗是徒劳的，体验到一种凌驾于故事、逻辑与文本的存在，这是写作里最美妙的事情之一。另一件美妙的事情也许是，它能让人在混沌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秩序。
美妙过后，又难免低落。结局是作者的终点，也是阅读者的终点，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他们始终并肩，于未知的空白里，去对抗无止尽的命运，比我们虔诚，也比我们勇敢。
我的聆听、写作与阅读都没有“决定性时刻”，并没有任何一本书或者一件作品，对我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改变，从此走上另一条路。事实上，我也不太相信这个，认为不过是一种修辞，人们在追溯自我的过程中，总要在某一刻度上有所停滞，不然好像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但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的解释吗？
东北之于我来讲，概念愈发模糊，其特殊性正在逐渐丧失，人们再也不能以卡通片的形式去推断这里的人与事物，那太草率了，它的复杂性与其他地域并无二致。对于写作层面来讲，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很暧昧，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在极寒与皑皑白雪之中，很难不产生与之融为一体的想法，人很容易投入进去，那么也就容易感动自我与他者。
2018年，我还写过一篇小说叫《逍遥游》，讲述一位患病女孩的短暂“逃逸”，这个所谓的“逃逸”，就从日常之中走出去一点点，他们去做个短途旅行，对很多人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契机，但对于小说里的人物来说，已经拼尽全力，始终相互维护着，许多人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稍微丰富一些，并为此筋疲力尽，无所谓对错，历史不会记述，但对于个人来讲，这又非常重要。小说里有个细节，即这位女主角许玲玲的前男友是球迷，以前两个人总在一起去看辽足比赛，后来因患病分手，许玲玲也理解，不怨男友，记住的都是俩人在一起时美好的事情。辽足的主场在铁西体育场，旁边有一条干道，夏天都是大排档，为球迷准备，我有时也去看球，结束后去那边喝一杯酒，跟朋友聊几句。写完这篇小说，我想到，许玲玲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跟男朋友看完球，来这里喝酒、吹风，可能就坐在我的旁边，我见过许多次，虽然不认识。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感情方面、家庭方面、身体方面）不来了，但这也是她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逸出。那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许玲玲现在偶尔还会关注辽宁队吗，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不是跟我一样，既生气也惋惜，还是毫无感觉，会不会也能记起从前的一些事情。不太清楚，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是小说带给我的逃逸，为我在另一个维度上打开了新空间，是我所创造出来的，又平行于我而长久存在，我愿意为这种逃逸而持续书写下去。
原载于《文艺报》2019年4月17日2版
作者
班宇
1986年生，沈阳人。曾以“坦克手贝吉塔”为网名在豆瓣阅读等平台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冬泳》《逍遥游》。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作家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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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宇：小说更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容器《中国青年作家报》江怡、谢宛霏
作为一个跨越了“纯文学”和新媒体边界的作家，班宇的受众群体非常广泛，其中不乏90后00后。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喜欢阅读班宇的作品？
班宇承认，他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很多读者确实没有经历过，他们对这本书产生兴趣，可能是对那个时代人的命运感兴趣。对于班宇自己来说，他有印象的时候也已经是一个相对中后期的阶段了，变革应该从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情感结构一定是共通的”。
班宇说，在读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时，对于他们所描述的那个时候的国家的状态、人们的状态，也很感兴趣。因此，无论时代背景是如何，科技发展是如何，人们心中的那些景观，人们心中的那些念头和想法，可能是同一种“噪音”所驱动的。
作家要信任自己的写作
班宇指出，所谓信任自己的写作，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写自己经历过的场景，或者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再从这种感受出发，倒推出整个时代的景观。这也是班宇在文学生活上的一个根源。
班宇说，“我的小说除了某几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原型之外，大部分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虚构的故事情节，而不是虚构的情感经历。对于在小说里面投入的情感，我从来没有想过虚构。我不会去太想写那些自己不太信任的文字。我只是把那种真实的情感和经历，在小说里面，做一个虚构的处理。”
班宇非常认同博尔赫斯的一个说法，所有的文学都是心理文学。也就是说，现实完全等同于想象，小说里面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同等真实。在班宇的理解里，真实是作家试图忠于自己的一个原则。想象并不是一种空穴来风，而是跟我们能触及到的所有的现实一样，也是真实的一部分。
在自己的写作中，班宇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姿态。他说：“在写作的时候，某一阶段是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和感受，然后是重新梳理自我的秩序。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种虚构化的表达，但在文本下面隐含着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等，又是真实可触的。我可能一定要嗅到某种味道，或者说，感受到某个让我觉得真实可信的细节，才能去踏实地进行虚构的处理。”
在《冬泳》这个短篇里，主人公“我”杀死“东哥”这个情节，引发读者广泛的争议。对此，班宇表示，“我的写作没有把东哥杀死，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人的生命力有一点误解，这只是揍一顿，这个人没那么容易死。至少是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没有要写这个人的死亡。这个故事里面，包括最后那些东西，是真是假我不知道。我想表达的是，很多人会遭受到一种不公的结果或者不公的命运。”
班宇想表达的是，很多事情看似和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可能在某个人的某个节点上，我们也做出了一些事情，或者一些决定，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说，“我只是想讲，人在某一时刻所遭遇的这种困境。在这个困境里边，如果选择死亡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方式，也不是一个有效的抵抗方式。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把它落实来讲，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死亡。”
班宇笔下的人物，始终生活在一个宏观的历史当中。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在一代人或者说那个时代的所有人身上都有体现，无论他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甚至是已经在家养老，这种时代的变化，会映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说，“我只是讲，这种映射的强度和力度，因为大家面对艰难，最终会找到自己的应对方式，或者积极，或者消极。就算是消极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去选择一种死亡，更多的可能是，大家终究会挺过来，或者是找到一种自己舒服的方式来把这段时期度过去，只是这样而已。”
产生共情并不困难
《冬泳》里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下岗”“买断工龄”，这一背景关乎1990年代，也关乎东北。作为东北人的班宇，对近两年来的“东北热”也有自己的看法。班宇认为，“我觉得一方面是追忆，另一方面可能是当时的某些现象，在今天也能找到一种映射，这个东西是要超过我们所描绘那些时代的元素。”
班宇以东北音乐人董宝石的《野狼disco》为例，他说：“这首歌讲的是2000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的那种歌厅里面的东西。但是今天，大家依然会有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和共振。他唱的不仅仅是上游的时代，也有对于今天的一种诠释。”在班宇看来，大众对东北文化的关注并不完全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也许最开始有这样的意味，很多人不了解东北，不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再加上通过之前的小品或别的，大家会把东北人卡通化。
班宇认为，在认知东北的过程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复杂性在里面，没有办法用几个词语，或者是几个标签，就把东北和东北人概括了。”班宇这样概括东北在整个中国的位置，“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地域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可能相似。只不过有的时候你走到前面一点，有的时候你又走到后面一点，所以可能给大家的感受更多一些。这种感受是真也是假，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跟你的记忆是完全相吻合的，有时候你又觉得它好像离你很远，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受。”
在班宇看来，某一个地域的变迁，整个文化结构上的变迁，并不是一个一直向上走的过程。他指的并不是经济的发展，而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一定是一个像波浪似的、有高潮有低谷的循环的状态。在谷底的两个时期的人们，一定会感受到一个相同的状态。同样，对于站在峰顶上的人们来说，也会看见曾经的低谷是什么样子的。
节选自《中国青年作家报》
班宇新作《羽翅》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3期
选自《花城》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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