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师生老了，一代流动儿童在长大：一位女记者笔下“教育冰点”的温度_【半月谈】

我始终坚信，呵护祖国的花朵，就要善待每一位种花的园丁。所以，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起关注乡村师资之痛、校园迎检之烦、形式主义之困、教育信息化之惑、惩戒权落地之难……试图以理性冷静的调研报道，和一针见血的评论报道，直戳教师生存发展的痛点与难点，尽己所能，为老师鼓与呼。

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我职业生涯中打交道最多的人，一是孩子，二是老师。在舆论场的喧嚣之外，很多师生的生存和成长状态少有人关注，其实与主流人群截然不同。《半月谈》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我可以为他们发声。

袁汝婷（左一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在湖南永州山区采访农村幼儿园教师

一个选题可以像一束追光，去照亮角落中的群体，又像敏锐的雷达，去打捞沉没的声音。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在《半月谈》写稿的原因——它给予记者足够的空间，去讲述那些或许沉重、或许尖锐、或许并不精彩跌宕，但一定有价值、有意义的故事。

这两天，有幸接到编辑部约稿，我梳理了八年来给《半月谈》写过的与教育有关的稿子，许多采访场景一幕幕在眼前划过。其中，最难忘的是在高寒山区扎根一辈子的中师生——屈老师。

那一次，我接到《半月谈》的调研采访任务，来到位于武陵山片区、有“湖南屋脊”之称的石门县壶瓶山，在那里认识了54岁的屈贵平老师。

38年前，屈老师以全校第一、高出石门县一中50多分的成绩，进入了湖南桃源师范，毕业后，在湖南最偏远的高寒山区扎根了一辈子。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始实行从初中毕业生里招学生读中师、毕业后任教的政策。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几乎都是最拔尖的学生。

记者调研走访山区农村学校拍下的小朋友

我曾到过许多山区、农村学校调研，一次次遇见一位又一位中师生。当年的“学霸”大多步入中年，有的即将退休，却仍默默担当着乡村教育“四梁八柱”的重任。

每认识一位这样的中师生，我都想对他们说“谢谢您，辛苦了”，却又不好意思，觉得有些矫情。

我问他，也许读了高中，如今会有更富足的生活，他后不后悔？他告诉我，国家培养他就是让他好好教书，山里的孩子读书不容易，他就想把他们教好。

我们告别的时候，屈老师对我说：“我们这一代中师生老了，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

我想给千千万万的“屈老师”写一封信，又觉得这是太“个人化”的主观感受，并不符合往常的稿件风格。可是去年教师节，《半月谈》帮我实现了这个心愿。

我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闻策划，给中师生们写了一封信，也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信的名字叫做《世上有朵美丽的花》，源自我曾听到一位老师的手机铃声，“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

这封信推出后，公号收到海量留言，有人说自己的父母就是那个年代的中师生，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一辈子；有人说自己是1983届中师生，“感谢《半月谈》记得这一代中师生”……一些朋友留言说读信读到热泪盈眶。我写下这封信时，也数次眼眶发热。我总是想起那句“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这句话让我心酸。没有被忘记，为什么需要说谢谢？因为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目光，原本应该更多地落在他们身上。如果说中师生是一个年代远去的背影，定格这一抹背影，是《半月谈》记者分内之责。

采访中，我到过武陵山片区一些县乡的书店，只为看看那里的孩子在读什么书；到过许多只剩几个孩子的山区教学点，去听年迈的老师和年幼的孩子有什么心愿；到过联通了网线与“一块屏幕”的山区学校，去见那些争先恐后和千里之外父母视频的留守儿童……

我发现，这些稿件里，我们很少去追逐“热点”，而是去发现和捕捉“冰点”下的暗流。这大约也是一本刊物的价值坚守——在一个“快新闻”时代，沉淀下来，“慢思考”。

老师是一个社会的良心，孩子是一个社会的底线。对孩子这个群体，《半月谈》也一直在关注。

2017年初夏，我和同事沈洋采访了老赵一家人。他是山东人，1999年来北京打工，妻子谭珍是安徽人，身体不好。两人带着三个儿子住在北京城里，靠老赵打零工养活。

当时，他们住的城中村正在拆迁，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蜗居着五口人。家里除了电灯，几乎见不着电器。杂乱破败的砖房身后，是拔地而起的写字楼。

一个夹心层儿童家里（袁汝婷摄影）

大儿子谭平16岁，正在读初二，老二和老三都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读小学。谭平不爱说话，唯独对一件事态度格外鲜明——他反复说自己“不想读书了”，想去河北打工。

三个孩子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几乎停留在家附近的一片拆迁区，对北京没有归属感。尽管如此，老赵却不愿返乡，因为那也需要重新寻找生计。

这场采访给我带来很大触动。那两年，关于留守儿童等话题探讨很多，相较而言，随迁流动儿童，新闻报道鲜有关注。

他们既融不进都市，又回不去故乡。大多数孩子生活在新闻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

我们决定为这个群体发声。于是，和《半月谈》王永霞老师商量，策划了一组关注流动儿童的调研，深入采访研究机构、公益组织、务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家庭等。

在京郊一所学校，我见到了一面贴满了孩子画作的墙。墙上画的，都是父母的手。其中有一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那个手掌有两根断指。同行的老师告诉我，这是一个小女孩的作品，她的爸爸以前在城郊卖菜，后来听说蒸馒头、卖馒头能挣更多钱，就学着用机器蒸馒头，结果被机器打断了手指。小姑娘交画作的时候，倔强又骄傲地说，“爸爸的手和别人不一样，可他是为了挣钱养家。”

我还见到了籍贯四川的女孩凤凤。母亲因家贫出走，凤凤跟着打工的父亲生活。有一年寒假，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班主任：“过年要跟爸爸回老家了，我给老师带最好吃的家乡橘子！”过了几天，她又很失落，因为那年工地没给凤凤爸爸发工资，回不去家。凤凤出生在北京，长到17岁才读初三，求学历程曲折而艰难。

那几年，许多孩子都面临着和谭平、凤凤一样的困窘，不城不村，难留难归。一位公益组织志愿者跟我讲述了一个细节，三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忆深刻。在一次走访中他曾发现，一户住在城市小区里的务工者家庭，总是在晚上9点之后，才把孩子带到小区的公共娱乐设施区“错峰”玩耍，那个时间，大多数小区里的孩子都已回家了——哪怕住在同一个小区，一些流动儿童和城里的孩子之间，仍有一道隐形却难以跨越的心理鸿沟。

这些淤积在城乡缝隙中的孩子，基数庞大，声量微小，令人心疼。

打工子弟学校教室墙上的“家乡地图”

那一年儿童节前后，我们推出了长篇调研报道《“夹心层”儿童：我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试图呈现3000多万中国流动儿童的一个横切面。有读者留言：“看完觉得很心酸，希望多多关注这类儿童的生活和教育问题。”还有读者说：“国家对于这些孩子，一定要给予温暖的关注，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为这些孩子出一份薄力的。”

还有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留言说，“终于看到一篇对夹心层儿童现状的真实剖析，实际这些问题正是我每天都面对的。”这些《半月谈》读者的留言，让我心里涌起温暖和欣慰。我知道，虽然我们没有追踪“热点”，却找到、呈现了“冰点”下的暗流。我想，一定有一些孩子，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被另一些人看见和关注。

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我始终坚信，呵护祖国的花朵，就要善待每一位种花的园丁。所以，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起关注乡村师资之痛、校园迎检之烦、形式主义之困、教育信息化之惑、惩戒权落地之难……试图以理性冷静的调研报道，和一针见血的评论报道，直戳教师生存发展的痛点与难点，尽己所能，为老师鼓与呼。

此时此刻，每一个孩子、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个家庭，都站在一场教育大变革的面前。

我深知自己力量微小，因此更感谢《半月谈》——它让我有幸和许多同事一起，为了让老师和孩子的世界变得更好，提供一些思考，发出一些声音。每一次在键盘上敲出“本刊记者”这四个字，我都觉得，是一份微小的光荣。

我相信，用笔如刀的记者，在一本棱角分明的刊物里，也能写下对这个世界的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