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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苦“小学生”久矣。殊不知，“小学生”也正在苦饭圈文化。

5月10日，一位博主挂出了一段应援视频。内容是两位疑似肖战粉丝的老师，在教室里组织全班小学生跳“光点舞”，并齐声大喊口号“肖战哥哥你很好，我们很喜欢。”

视频一出，网友对教师利用职务便利追星的行为产生质疑。经当地教育局调查，当事老师带领小学生给肖战应援情况属实，已对其作出停职停课处理。

无独有偶，此前济宁市初三老师林苗苗在上网课时曾怒斥学生“你给我滚出去”。原因是她在课间播放肖战歌曲时，该学生公开评论“肖战必糊”。

事后她在微博上表示该学生找自己道歉，并附上了与学生的聊天截图。

除此之外，肖战粉丝超话中的“教师天团”也同时被曝，进入热搜。

教师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的价值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约束和要求。

而前置喜好、后置职业规范，将学生当做追星资源的做法，不免激起社会对于教师整体素质的担忧，同时带来了“饭圈文化该不该进校园”的讨论。

但其实这个命题算是一个伪命题。

今天媒介环境的发展意味着，由家庭和学校决定孩子接触什么内容信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饭圈文化进校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饭圈文化向校园弥散的过程中，老师、学校、社会文化三者正在与孩子发生怎样的互动，而学生追星的应允尺度又在哪里。

师者“应援”：引导到操控的一步之遥

林苗苗事件发生之后，网友纷纷谴责老师对学生强加个人喜好。甚至有评论认为老师不应该向学生介绍自己的偶像。

那老师能不能在教学关系下影响特定的对象（学生）呢？也不是绝对不能。

作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本身就涉及到对社会要素的筛选。而“爱豆”或者“偶像”的身份并不天然使得他们不具备进入课堂的资格。

这其中的重点在于，不要把个人价值的灌输当作所谓“教育”，也不要把具有强制色彩的引导粉饰为师生合意。

一方面，老师和孩子从进入学校开始，就各自获得“监护者”和“受管教者”的身份，这是学校运行的基本规则。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讲求“尊师重道”，个体在相对独立之前，几乎没有价值对抗的权利的意识。

当林苗苗盛气凌人地将学生的发言打成“饭圈那一套”时，学生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道歉。而她的托辞中，夹杂着喜好被否愤怒的“饭圈警察”发言离真正的善意提醒有多远，也不言自明。

在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定性之前，或许老师更应该明确“价值教育”和“独断专行”的界限。

另一方面，在孩童至关重要的初级群体——班级中，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掌握着触发群体压力的按钮。于是学生的行为驱使一部分来自于强烈的不对等权力，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对外部意见环境的想象。

大概大家小时候都有在上课途中身体不舒服但强忍着的经历。不知为何，总觉得自己如果打破课堂的安宁，就会陷入可怕的尴尬，觉得自己的麻烦是对课堂规则和老师本人的冒犯。

“光点舞”事件中广受诟病的并不是这种课堂活动方式，而是喊出的口号明显不是出自本人意愿。这些小学生真的知道肖战是谁吗？还是他们仅仅作为老师的传声筒，在别人都站起来的时候缄默迷茫的顺从。

毕竟大家都那么开心，谁又敢说“我不喊”呢。

正因为小孩相对纯洁和脆弱的状态，让我们对老师带有“操控”意味的引导行为更加警惕。或者说，我们不愿意看到教育被当做一种极为特殊的宣传方法使用，仅仅是为了个人追星的满足。

反过来，当学生变为追星主体时，情况又显得更加复杂。

学校“保护”：品格仲裁与风险控制

在谈论校园追星的界限之前，知著君想引入另一个问题：中小学生可以自主地追星吗？

假定我们将“对某明星抱有好感和跟随倾向”定义为追星的话，答案当然是可以。

人的思想是不能被限制的，这与年龄毫无关系。同时，追星和饭圈文化的积极意义也远超过乱七八糟的极端个例。

那在应然层面没有问题的饭圈文化，为何到了学校这里，就面临着一个“突破”与“被进入”的语境呢？

因为在人成长的特殊年龄阶段，学校既要保护其思想的自由，也要通过限制其自由来达成这种保护。麦克卢汉提到，18世纪的父母被迫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保护者、养育者、品位和品格的仲裁者。他们的作用就是要排除损害家庭宗旨的信息，并据此界定儿童的意义。

工作时间延长和社会集约化之后，学校作为知识供给和知识垄断的机构出现了。它们来决定什么样的内容能够进入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它们对社会元素作出一个基础的判断，并保证文化传承的连续。

这时候，保护者和品格仲裁者的角色从父母移交给学校，要求了学校的介入从校园延伸到家庭，从生活延伸到观念。从法律角度来看，人口的聚集必然增大了生活的风险。学校担此重任，就要采取一系列手段来进行风险控制和规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费风险的控制。

人并非出生就能生产、学习，但一出生就能消费（这里指广义的消费），即消费风险控制没有年龄的下限。

于是学校配备食堂、宿舍和商店，要求穿校服，以减少基础消费带来的风险。

同时，中小学生的心智和判断能力有限，导致他们的预期行为与实际后果之间并不一定匹配。

这就像小朋友去校门口的小吃摊上买了一串烧烤，也不是冲着拉肚子去的，但实际就是造成了拉肚子以及请假回家等一系列后果。

追星，进入饭圈，就是一种典型的消费。反黑、打榜、投票、集资、冲销量，都是投入式行为。我们倾向于认为，儿童或者少年对追星过程中时间和物质投入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完全清晰的认知和预判，也无法有效地承担责任。

最终，消费风险的后果，不论是财务危机还是学业危机，都还是会嫁接给家庭，而这被看作是学校风控上的失败和保护上的失职。饭圈文化受到学校限制也就显得理所应当。

从这方面来讲，不是建议中小学生不要融入饭圈，而是建议不能独立承担消费风险的人都不要融入饭圈。

到这里我们或许能够一窥学校与家庭的互动，以及饭圈文化如何因其消费属性，受到别样的注视。但学校的存在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保持文化、价值观的稳定传承。

梁漱溟曾说：“文化乃吾人生活之一切。”文化，即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学校——社会教育系统，由于要维持文化和价值传承的稳定性，在社会要素的选择和倡导上，都会相对地滞后于成年人社会的发展。

但滞后并非一定是消极的，相反，大部分时候，等待、反思和沉淀是筛选优质文化和渐进发展教育的最佳手段。

或许只有确定饭圈文化能够成为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地与已有的价值观念互动，并且帮助形成独立智慧的人格，学校才能真正对它敞开怀抱。

而在此之前，饭圈与学生之间将永远隔着一条线。

回到最初的话题，我们发现探讨“饭圈文化”与校园环境是否适配，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它关乎文化传承、学校机构、家庭风险，甚至学生的个体认知差异。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作为中小学生，他们现阶段的人生主题是健康成长，获得独立的人格，更多元、更包容地去看世界。

尽可能地选择文化，而不是被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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