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家过亿！最美女排主攻成商界女强人 曾在日本掀起疯狂“杨希热”

“我不断打磨棱角，变成集体需要的样子”。...

“我不断打磨棱角，变成集体需要的样子”。那年，杨希正芳华锦时，为了排球梦想、为了国家荣耀，她扛着民众的希冀，一次次不断挥汗挑战极限。多年以后，再回首往昔，排球犹如长空中划过的一道光，照亮了她整个青春岁月。那些所谓的折磨，她从未真正惧怕过，因为热爱一切便都值得。

撰文/叶珠峰

编辑/王丽梅

黑色职业装，方框眼镜，说话轻言细语，端庄中透着那么一点“娇滴滴”。

她是杨希，曾经被誉为“女排最美球员”，中国女排的主力主攻手。如今，转身成为一位成功的商界女强人。

上世纪70-80年代，杨希是中国、日本两国人民的偶像。所到之处，总能掀起一阵阵球迷热浪。在腾讯体育《那一天》节目中，杨希讲述了那段青春里的燃情岁月，回忆并揭秘了当年一幕幕女排往事。

日本掀起的疯狂“杨希热”

“我是在大学院里长大，其实从小的梦想是当老师、科学家。”

杨希14岁时，很多运动队，例如八一、河北、天津等队都来招募运动员，这些队普遍看好杨希，认为她的身材和素质很适合当运动员。

那时，这些队还曾给过杨希一些选项，比如跳高、篮球，最终杨希选择了排球。杨希的妈妈不懂体育，自然也不希望杨希走上体育之路，不过从表面上看，排球没有激烈的身体对抗，显得“挺文明”。

考虑杨希打小身体不好，打排球还能锻炼身体，父母便同意了。还不忘嘱咐她：“你要是选择打排球，这以后可就是一项工作了，不是玩玩就可以放弃的！”杨希默默点点头，之后她遵循心中的梦想，选择了八一队，原因是“那个年代很想当兵。”

彼时，杨希还不知道打排球是个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运动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在女排走红的年代，一部凄美的日本偶像剧《血疑》进入中国后广受欢迎，而球迷普遍觉得，杨希与剧中的女一号山口百惠模样十分相似。

多年后，看到自己的照片与山口百惠的照片摆放在一起，杨希笑着摇摇头说：“真没觉得自己很像。”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杨希还记得，当年自己作为国家队选手去日本比赛时，日本球迷热捧自己的盛况。“当年在日本，就跟现在粉丝追星差不多吧……”很多球迷从日本各地远道而来，就为了一睹杨希打球的风采，还有日本球迷成立了“杨希接待委员会”，与当下朱婷的粉丝团相似。杨希打球时，全场会发出“哟希”山呼海啸般的助威声……

“其实观众这么叫，我觉得对我水平发挥是有影响的。”杨希回忆道：“我其实总想，发球的时候应该没有杂念。但观众一叫，我觉得我发不过去多对不起人家啊！我就想，先发过去再说……”

一个中国女排姑娘，为什么会在日本掀起这么疯狂的“杨希热”？当时的教练袁伟民曾向一位日本报纸的记者打听过。原因大抵有四个：

第一， 杨希是主攻手，球扣得有力，打得漂亮；

第二， 杨希球风好，风度潇洒，无论赢球还是输球，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第三， 杨希的名字，在日本语里，是“有人缘”的意思，叫起来响亮；

第四，杨希的长相酷似日本电影明星、《绝唱》的女主角山口百惠。

每次去日本比赛，教练总是想方设法让杨希躲避球迷们的追捧。

“每次比赛完出来，都得走后门，因为观众在前门太热烈。我们有装球的包，教练让我顶着球包，在教练和领队之间缩起来，这样冲出去……“杨希边说，边俏皮地模仿起当年的动作。

被打掉的“骄娇二气”

这样广受欢迎的杨希，恰恰在一次访日时，挨了袁伟民、邓若曾毫不留情的“整”。

这个故事在老女排跟队记者，原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何慧娴的《中国女排奋斗记》中，有着清晰记载。何慧娴的笔下，杨希楚楚动人惹人怜，而袁伟民则是对训练眼里揉不得沙子。

书中这样写道：一次去日本比赛，杨希虽然没有偷懒，但在完成指标时质量没达标，赛前训练的这个微小变化，给袁伟民的助理教练邓若曾捕捉到了。“杨希，你再练两组。”

队里其他伙伴都休息了，邓若曾手里的球还在往杨希面前打。当着日本观众的面，这不等于让人出“洋相”吗？杨希心里好不痛快。

此刻，袁伟民走过来。“来，我来打。”他让邓若曾休息，自己带杨希练下去。说是加练，其实就是单兵防守，所有人围观。

球，像连珠炮似的向杨希猛击过去。她就像个不倒翁，跌滚摔爬，扑救前后左右的来球……练了四十分钟，袁伟民才吐出了一个字:“停!”。

杨希憋着一口气练下来，大腿上两层裤子加一层皮，三层都磨破了，血渗出来。

大夫提着药箱赶紧来给她检查伤口，心疼地说：“喔唷，你妈要是看见了……”话没说完，杨希鼻子一酸，眼泪掉了下来。不过，她马上又偷偷擦去，不给任何人看到。

观众席上，杨希的日本粉丝们瞠目结舌地看了四十分钟。

回忆起这一幕，杨希喃喃说道：“不喜欢呗，你想想肯定从心里是不愿意的。但是没办法，其实在一个集体里，教练说把你们棱角都要磨掉，磨成集体需要的样子，就是这样的。”

那种状态下，杨希只能自己逼自己。“我想不能在观众面前（丢人），人家都那么支持你，你就更不能（怯阵）了，难度越大，你就越得上，越要觉得没什么。”

教练知道日本观众喜欢杨希，他就专门在日本观众面前“整”她，“他是有意的。他要让你达到一个忘我状态，就是一个运动员在比赛时，不能还想着观众喜欢你，也不能让你翘尾巴，用训练把骄娇二气打掉。”

在那批女排姑娘中，杨希人气很旺，同时又比较爱哭鼻子，所以教练袁伟民总是提醒杨希，要戒掉“骄娇二气”。

而在日本观众面前，杨希能毫不含糊，服从教练，认真补课，用她的话说:“我们的面皮已经被教练练厚了。”

这句话，大概说出了女排队员们的心声。姑娘们都有自尊心，要面子。可为了事业需要，常人做不到的事她们做到了。

连高兴都特别短暂

在杨希的记忆中，老女排的训练，全部是以超出比赛难度在进行。

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三从一大”，在老女排训练时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诠释。

中国女排夺下首个冠军那天，袁伟民教练怕姑娘们自满，于是从领奖台下来那一刻，他立马强调：夺冠军难，保冠军更难。“就让我们为下一个冠军永远夹紧尾巴，不要翘尾巴，所以我们高兴的时刻特别短暂”，杨希回忆到。

比起场上夺冠瞬间的喜悦，场下训练更多是日复一日的枯燥。

忆起当年的训练场景，杨希依然历历在目，“每一堂课，都不知道是怎么挺下来的，上午训练完就想：可练完了！但脑子里马上又在想，下午怎么过呀！”每个人大抵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斗争中度过的。

那时，每次训练课都是有指标的，扣10个球，教练会在场地里画一条很窄的线，运动员一定要扣进这个区间，如果扣不到，没有扣好球，就不算。如果失误了，还要算负一个。

也就是说，很可能一个运动员一堂课越扣负分越多。在怕失误的情况下，运动员要在思想斗争中扣球，这是非常接近比赛的一种状态，甚至超过比赛强度。往往运动员比赛时还来不及想，但在训练中要斗争，要不要玩命？用80%，还是90%的力气？

有男队员做陪打时，教练会按照13比14落后计分，队员必须在不能失误情况下，打死对方，教练用这样的方法锤炼意志。所以后来大家看女排比赛时会说，女排怎么总能在落后时追回来？因为他们早已模拟，甚至超出真实比赛的难度在对抗。

那时候，女排姑娘们都在“简陋的竹棚”里进行训练。

地板上有刺儿，大家就用窗帘布，每人给自己做了一件小马甲穿上。“不是为了不扎着我们，是怕把衣服磨坏，因为只有两套可以换。“杨希介绍说。姑娘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一心备战世界大赛。

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和艰苦的条件，让杨希在许多年后依然觉得，“经历过这种压力以后，人还是成长了！”

连做几十场报告

1981年11月17日，中国女排获得第三届世界杯冠军，这是五连冠的开端，所有女排队员在此刻命运发生剧变。

杨希清晰记得，日本当地华侨的态度，从侧面印证了女排胜利不光是体育的胜利，也是提振整个中国形象的外交事件。“毕竟那个年代，中国人出国还比较少，只有这些运动队出国比较多，所以我们每走到一地，当地华侨都来看我们。那时中国华侨在国外没有那么好的地位，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赢球，让生活在国外的他们，也觉得理直气壮了。其实这话还是挺激励我的。”

夺冠之后，女排队员们被要求去各自省和单位做报告。“其实我们哪会做报告呀，我们教练都没怎么做过报告呢，别提我们了。但能怎么办？当时队里紧急做了一本提纲，说给队员带回去，就可以看看就照着提纲讲。”

可杨希觉得，只是单纯按照提纲讲，并不是真实的自己，于是她就把自己平时在训练中的感受也讲了出来。1981年，杨希父亲所在的河北大学安排了七场讲座，省里加起来就几十场。“后来我听爸妈同事说的，他们听着都掉眼泪， 还挺受感动的！”杨希自己都觉得很意外。



1981年夺冠后，紧接着1982年世界锦标赛，她们肩负起保冠军的重任。

杨希记得，当时他们要到美国访问打6场比赛，孙晋芳的腰已经受伤，伤到不能正常走路，需要天天打封闭训练。

“你想想她这种身体状况，肯定有时候情绪不好，教练要求她又严，她又是队长，教练要求她就更严，所以有时候教练给她提要求的时候，她就顶教练，教练就很火，也顶起来过。” 杨希说到。

那时教练也着急，打算不用孙晋芳了，准备在世界锦标赛启用年轻运动员。杨希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她觉得孙晋芳是场上核心，又是二传，如果她换下来，对场上影响太大。”杨希不知道突然哪儿来的胆子，当时就跟袁伟民说：“千万别跟孙晋芳说，不用她打世界锦标赛了，你就算真这么想也别说出去，现在她一口气顶着，如果她真松下来，到时候你想用也用不成了……”

杨希提的这个建议，最终袁伟民真的“听”了进去，1982年世界锦标赛孙晋芳还是主力二传手。

改变山里孩子的命运

1982年女排世锦赛后，杨希选择退役。看到当今的国家队，杨希感慨：“过去我们都是小个子，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快速多变打法去打外国选手，但现在咱们的国家队一个个全都是大个子，打别人的小个儿啦！”

虽然退役后不再从事排球运动，但离开女排的日子里，“女排精神”对杨希一生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挺幸运的，能在女排这个集体里，这种极限训练，团队精神对往后的生活，都特别有帮助。”

打了这么多年球，也得到了金牌，但杨希觉得自己还是缺了一些东西。“缺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没有像很多同龄人一样进学校好好的正规学习，系统的学习。”

于是，退役后杨希特别想补上这一课，她选择去美国读研究生。“因为我是运动员出身，美国学校当然希望我做体育方面的研究，可是我想我都打到世界冠军了，还要研究体育？”杨希是大学教师家庭出身，对于教育有情怀，所以选择了高等教育管理。



在杨希看来，金牌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它能振奋当时中国的各行各业，提振一代人的精神，但现在这些年，中国的发展不一样了。金牌也重要，但可能也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去做。“在中国，体育是体育，教育是教育，体育教育在中国还是非常缺乏”她说。

后来，杨希与爱人选择下海经商，据媒体报道她身家早已过亿，但她始终没有忘记体育教育的力量。2007年，杨希赴香格里拉旅游时见到一群少数民族女孩，立刻被这些活泼、质朴的面庞深深打动，她想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也许就这样一辈子困在大山里，没有机会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便萌生了一个念头……

后来，杨希在香格里拉、丽江、泸沽湖等地山区，挑选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女孩，亲自请来外教，让孩子们在“山花网球基金”扶持和关爱下，接受高水平网球训练和正规文化教育。

如今，这些山里孩子，很少有走向职业排球队的，但他们在杨希“做自己人生的冠军”理念下，通过网球，不少人被国内外知名学府录取，彻底改变了命运。

在杨希看来，体育本身就是教育，很多德育教育可以用体育竞赛方法来实现。爱国主义精神、责任感、团队精神、规则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养成，杨希说，”怎么能在今天输球以后，明天就能忘记这一切，去面对新的挑战，我觉得对小孩成长确实特别重要。”而这些，恰恰是她自己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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