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仗，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那时军人的血性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捧读在忻口战役中姜玉贞将军给阎锡山的绝命电、郝梦龄将军写给夫人的最后一封家书，大恸。姜玉贞是山东籍人，1934年被任命为晋绥军第196旅少将旅长。在1937年10月的忻口战役中，他奉命战守原平。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淞沪战役接近尾声时展开的另一场重大战役，也是华北抵抗日军最坚决、最持久、最激烈、战绩最显著的会战。

对这次战役，蒋介石电令总指挥卫立煌：“忻口会战关系至大，望督励所部一鼓歼敌为盼。”并令在潼关的第22集团军日夜兼程驰援。

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自是“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他对部下训话：“此次对日作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均应以民族英雄自负，抱定牺牲之决心……我晋绥军人本早具决心，本主任决与我十余万之官兵做共同之牺牲，求最后之胜利。”

阎锡山乘坐装甲车，从太原出发去忻口前线，与卫立煌等对战役做了严密部署：晋绥主力第19军、第35军、第61军等部配置在忻口防线主阵地上，中央军分别配置在左右翼，八路军担任敌后游击任务，总兵力约15万人（一说28万人）。

此战日军总指挥板垣征四郎不会静等中方从容部署。10月2日，他命令关东军混成第2旅团进攻崞县，混成第15旅团进攻原平。

忻口战役序幕揭开。

阎锡山命令驻守在忻口前线崞县的王靖国部、驻守原平的姜玉贞部死打硬拼，为完成战役部署赢得时间。

10月4日中午，日军第15混成旅团向原平扑来。

防守原平城的第196旅全体官兵，在姜玉贞旅长的带领下，与攻城之敌浴血巷战3天，胜利完成坚守到10月7日的任务。正待撤离时，接到阎锡山命令：要求196旅再苦战坚守3天。此时，该旅已伤亡大半。

姜玉贞誓言：“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是日下午，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一部日军从城东北角突入。

血色黄昏，硝烟弥漫。入夜，敌我双方人困马乏，战争机器按下暂停键。

姜玉贞却不敢稍怠，像往常一样带着卫兵在阵地巡查。与以往不同的是，身着将校服的姜玉贞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大号手榴弹。

第二天拂晓，双方再战，一寸城池一寸血。

战斗进行到10月10日下午，第196旅仅剩千余人，第413团团长崔杰阵亡，第392团团长张振铃重伤，营连排长大都伤亡。

右臂负伤的姜玉贞率官兵退守城西南角，给阎锡山发出最后一份电报：

“我旅正与敌人逐院逐巷死拼，请长官放心。我已告忻口前线指挥郝梦龄将军，在援军未到忻口、新阵地未布置好以前，姜某绝对死守原平，望长官绝不因原平危机而生顾虑。”

一“电”浩然气，千秋绝命词。

10日晚，姜玉贞遵命率残部突围。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我军官兵只能从西南城根匆匆挖好的一个洞口往外钻，但洞口外的开阔地被日军机枪封锁，每次冲出的人多半牺牲，尸体把洞口填满了，后面的人只得先拖开尸体再往外冲。

姜玉贞率领最后一批人出城时天色己亮，日军使用密集炮火覆盖开阔地，将军中弹殉国，时为1937年10月11日晨，年仅43岁。

第196旅为忻口布防赢得了时间，全旅生还官兵仅500余人，日军伤亡千余人。

崞县，特别是原平保卫战，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崞县，特别是原平守城的晋绥军那种英勇壮烈的牺牲精神是非常钦佩的。由于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迟缓了敌人的前进，使增援的主力军得到充裕的时间集结于忻口，使忻口后来能够坚持将近一个月的抗战。”

忻口战役与淞沪战役，粉碎了日军三个月占领中国的神话。忻口战役之惨烈，今人难以想象。

晋绥军于镇河旅长所部受到重创，不成建制，他请示副总指挥陈长捷该怎么办？

陈长捷回答：“你旅剩下一个团，你就是团长；剩下一个营，你就是营长；剩下一个连，你就是连长；剩下一个排，你就是排长；剩下你一个，你就是一个兵，你看怎么办！”

于镇河二话不说，率残部慨然赴难。

是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郝梦龄军长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我军牺牲的第一位最高将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郝梦龄被调往四川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正在去四川陆大的途中。得知“七.七事变”消息，他毅然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获准后，率第9军第47师54师从贵阳出发，经长沙武汉石家庄，于1937年10月4日夜到达忻口前线，被任命为中央兵团长，指挥第9军和晋绥军第19军、第35军、第61军等部，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

开战前，他对官兵做战前动员：“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国活我死！”

战斗打响的前夜，郝梦龄给在忻口战地的夫人剧纫秋写了一封家书，表达了誓死抗战的决心：

“余自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可谓死得其所矣！”

问世界，情为何物？直教国家干城，生死相许！

1937年10月11日，日军指挥官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集中日军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组成“立体战争”的密集火力网，向忻口阵地大举进攻。郝梦龄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与日军激战6个昼夜，连克敌人几个山头。

1937年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双方主力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易手13次。11月15日，蒋梦麟的第9军，一天就打没了11个团，最激烈的时候1个小时就打没一个团！

10月16日凌晨，天色微明，郝梦龄偕第54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带兵前冲，在通过距敌200米的一段路隘时，被敌子弹打中，壮烈牺牲。

中国军人的英勇牺牲精神，甚至连日军也不能不敬佩。

战役结束后，1938年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日本驻军柳下部队长田熊太郎中佐，在原平建造了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并立碑致敬。碑阴刻文：“为原平镇战斗中战死的4300余名中国无名战士建塔慰灵，永志追悼。”

八年抗战，血肉长城！忻口一役，五万多中国军人，没有马革裹尸还，而是长眠在忻口204高地远远近近的山头、坡地、沟壑……

这里要顺便——不，要特别补上一笔：

1970年，山西大旱，忻口村村民在这里引水上山浇地，冲开一个沟壑，露出层层叠叠累累白骨，触目惊心。村民说，“每年雨季，地上都会裸露出弹片和白骨”。

此情此景，被当时插队在这里的北京知青赵宝林先生看到，始终无法释怀。

几十年后，他重返故地，不是为了叙旧，不是为了重复那个青春无悔的童话。他要还愿：在忻口战役战场遗址，为长眠此地的英灵招魂。

他知道华盛顿有座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知道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有一座由士兵执勤的无名战士墓，墓碑上刻着一句话：“这里长眠着一位美国士兵，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上帝知道。”

赵宝林先生说：“我心里也有一座无名战士墓。”

他发誓，要建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墙。

从北京到忻口到太原，再沿着原路返回去，来来回回，赵宝林先生费尽周折，终于赢得了理解，取得了当地有关各方面支持。

规划，选址，设计，材料，施工，筚路蓝缕，一言难尽。

在抗战60周年之际，在204高地近旁，一座抗战纪念墙，巍然矗立在埋有两万多具烈士遗骨的被当地人称作小金山的斜坡上。

全部费用10万余元，均出自赵宝林腰包。这在90年代是一笔不菲的资金。

墙体仿照中国长城模式，城垛洁白，墙体青灰。墙顶三位军人形象的雕塑，是以郝梦龄、刘家麒、郑廷珍为原型塑造的。墙正面是22个人物浮雕，展现了忻口抗战的场景。

浩气长存，沛乎塞苍冥！

中共山西省委于2005年将忻口战役遗址命名为“”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9月，国务院将忻口战役遗址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抗战遗址”。抗日战争中，继姜玉贞、郝梦龄将军后，就我知道的，中国抗日将士留有绝命电（书）的有80余件。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兹将余程万、方先觉、张自忠、戴安澜、胡琏等将军的绝命电（书）、特别是四川王者诚老人送给儿子的“死字旗”敬献读者。

胡琏将军的绝命家书，我是从《父亲的战场》这本书上读到的。作者章东磐先生，是新四军将领的儿子。

在这本书中有一章专写石牌战役。作者饱蘸笔墨，狂歌痛哭，用一段文字，倾吐了自己读完胡琏将军在战役打响前写给家人绝命家书的感受，对我们理解将军的绝命电（书）很有帮助，敬录如下：

“我第一次捧读胡琏将军给父亲的诀别书，真是受到了撕心裂胆的震撼。决战将临，胡琏心里并没有底。他清楚地知道，此一役打下来，无非成功成仁两个结局。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石牌已是守国的最后一道门坎，中国人退无可退了，他显然没打算逃跑，当然也不会投降，心存胆怯的将军决然写不出如此滴血的家书来。在明知战死可能更大的时候，他这样安慰着等待丧子凶耗的父亲，有儿子能为国而死，父亲你应该感到至大的欣慰。静止如水的一句话，却是何等的血气。胡琏当是孝子，诀别之时，他殷殷地叮嘱父亲要注意自己的温饱，只要父亲好了，就是在超度自己未能尽孝而且远逝的灵魂。

“我在想，自1840年始迄百年的丧权辱国，以至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忠臣孝子，才最终能与亡国灭种擦肩而过。临危受命的将军，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要埋在石牌这块黄土上，用一己之躯尽忠全孝。

“他在诀别书中如此留话给妻儿：‘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大战将临，淡定如此，除了战事，再多的情丝他全然斩去了。

“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

“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已直截了当地交代后事，他心里清楚，此一仗，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后事只有一件，将军告诉尚还年轻的妻子，所有的儿子长大成人，都要去当兵报国，和日本人打子孙冤家。”

这是写给胡琏将军的，何尝不是写给姜玉贞、郝梦龄、余程万、方先觉、戴安澜、张自忠将军和那位父亲的？何尝不是写给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200多位将军的？何尝不是写给数百万喋血在抗日战场上官兵的？！

抗日战场，烽火连天，血肉相搏，天地为泣。但是，从忠烈将士到惨烈战事，我们知道多少？比如，胡琏将军在石牌血战前夜写的五封绝命家书，余程万将军在常德会战弹尽粮绝时向上级发出的绝命电，方先觉将军在衡阳保卫战城破时与各师长联名向统帅部发出的最后电，本该妇孺皆知，代代相传，以慰忠魂，以策后人，然而——不然而了，让我们正襟危坐，不，我们应该跪下，捧读如下五位将军的绝命电（书）以及那位老父亲给儿子的“死字旗”：

（一）、胡琏绝命家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并无他途, 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几十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胡琏给妻子的绝命书：“瑜：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二）、常德会战，74军57师余程万师长率8000官兵（史称“八千虎贲之师”），在阻击十倍于己的日军15天之久后，只剩下不足200人仍在做拼死抵抗，师长余程万给重庆发出最后一封电报：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三）、坚守衡阳48天的军长方先觉发给重庆的绝命电：

“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四）、1941年12月16日，戴安澜奉命率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1942年3月19日，同古保卫战开始。他在致夫人王荷馨的信中写道：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

“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

“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五）、1940年5月6日，时任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决定亲自渡襄河督战。出发前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有遗书：“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六）抗战爆发后，四川安县曲山镇农民王者诚给即将开赴前线的儿子王建堂一面旗帜。旗帜中央大书一个“死”字。“死”字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上尽忠。”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不错，此四句诗，出自文天祥的《正气歌》。

以上所列绝命电9（书）就是中华民族近、当代的《正气歌》。

文天祥的《正气歌》被列入中学教材。

什么时候，以上《正气歌》也能列入中学教材？诚为我中华民族一大幸事。

（本文除特别注明者外，资料均引自刘存善先生的《阎锡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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