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英语及其前身顾钧

1860年代中国人开始学习正规的英语之前，中英交往的主要语言形态有三种：早期的澳门葡语、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的广东英语、19世纪中叶后的上海英语。...

航拍黄浦江摄影：王正坤

近代以来的中英关系错综复杂，关于贸易、外交、教育、思想等方面，学界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两次鸦片战争更是研究的焦点。而语言（英语）问题却甚少有人关注，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只要有人员交往，就存在语言接触。1860年代中国人开始学习正规的英语之前，中英交往的主要语言形态有三种：早期的澳门葡语、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的广东英语、19世纪中叶后的上海英语。

据史料记载，近代第一批来华的西方人是葡萄牙殖民者，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们强行上岸租占了澳门。为了生活和做生意的需要，他们必须与当地人进行语言交往，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中西混合语——“澳门葡语”。无论发音还是用法，它和真正的葡语都相去甚远，以致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这一葡语和汉语的大杂烩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广东沿海商业交往的通用语，早期来华的英国商船也不例外，只能依靠懂得澳门葡语的中国通事才能进行贸易。

此后取代澳门葡语的广东英语同样是一种大杂烩——英语和汉语的大杂烩。英国第一艘商船到达中国在明崇祯八年（1635），随着贸易量的不断增加，东印度公司于1715年建立了广州商馆，广东英语大致就在这段时期应运而生，此后这一语言伴随着英国在中西贸易中地位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影响。作为英语的一种特殊的变体，广东英语先在华南一带流行，以广州、澳门、香港为中心，到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开始盛行于上海外国商馆集中的洋泾浜，遂称“上海英语”或“上海洋泾浜英语”。这两种中国式英语的共同特点是句法简单，词汇量小（全部词汇不超过700个），发音用中文方式，差别在于一个用粤言，一个用吴音。典型的广东英语如“希”（he），“哥”（go）；典型的上海英语如“赫士勃”（husband），“摩登”（modern）。

发明这种语言的乃是所谓中国通事。广义的通事包括和英国人打交道的中方买办、掮客、职员、仆役等。他们说的语言虽然蹩脚——常被称为“破碎英语”（broken English），却在中国沿海贸易中使用了近两百年。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方通事出身底层，无力也无心学习正规英语，另一方面则是英国人因畏难而不愿意学习汉语，宁可俯就这种中国式英语。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刚到中国来的英国人听不懂也瞧不起广东英语或上海英语，但为了做生意却不得不放下架子来开始练习，并在与中国人的日常和贸易交往中熟练使用。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学汉语的环境很不理想，不仅教材稀少，拜师更是困难，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授洋人汉语，否则有杀头的危险。所以直到19世纪30年代，真正懂汉语的英国人大概只有两位：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和德庇时（John Davis，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高级职员，后成为香港第二任总督）。但学习广东英语却没有任何限制，为了迅速掌握这一技能，相关教材应运而生，如《华英通语》《夷音辑要》《红毛通用番话》等。不过这些当年并不稀罕的小册子，现在则作为特藏，只能在世界上几个顶级图书馆才能得以一见。据见过的专家介绍，《红毛通用番话》虽然号称最早的广东英语字典（16页，收字约四百个），但整册不见一个英文符号，所有词语均以繁体汉字与广东土语标音相对应，比如汉字“一”标音为“温”（即英语的“one”）。这样的发音固然便于记忆，但滑稽可笑之处不难发现。

上海开埠后，最早做翻译的都是广东人，他们跟随第一批由广州迁至上海的洋行买办而来，被称为“露天通事”，最初大约四十人，正是他们把广东英语带到了上海。稍后宁波等地的浙江丝绸商人也到上海寻找发展机会，他们慢慢开始用自己家乡的发音方式来说英语，于是使用吴语音系的上海英语开始产生，并逐渐取代了广东英语。1860年他们自筹资金，出版了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话注解》（后来多次重印），不仅开创了上海英语书面学习材料的先河，也使这一语言更加固定化。

研究上海英语以及此前的广东英语、澳门葡语，最大的难点在于中文资料稀缺，本来中国人就不太留心记录外国的事情，加上中国通事完全处于传统史学的视线之外。这应当是国内学者少有人涉足这一课题的原因。除了少量中文教材可资利用，必须广泛挖掘外文资料和底层史料。比如关于广东英语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安森（George Anson）1748年的航海日志中，比较完整的一则记录则出自1762年诺伯（Charles F. Noble）的笔下，他用接近原话发音的单词摹写法记下了多个句子，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一语言的最初面目，其中两句是这样的：

Carei grandi hola？（你要大个的吗？） He no cari China man’s Joss，bap oter Joss.（他不敬中国的神，他有自己的神。）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广东英语的一些显著特点：两句话中的动词carei、cari都是carry（携带）的意思，体现了中式英语主要动词“一词多义”的特点——可以携带人、事物，也可以“携带”宗教信仰。发音方面，双辅音弱化为单辅音other—oter。语法同样体现了简化的原则，第一个疑问句将动词直接挪至句子的最前面，省却了助动词do以及相关的人称与时态，且同时省略了主语。规范的表达应该是Do you want to carry a big (one) ？第二句则简化了否定词，直接用no前置于动词，而不是does not或 did not-所有人称与时态都可以用“no+动词”的固定方式来表达。这些特点都被上海英语所继承，唯一的差异只在于发音方式，但在弱化和缩减英语多音节为汉语单音节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1863年，上海建立了广方言馆，此后其他公私外语学校也不断涌现，学习正规英语已经有了正常的渠道，但上海英语仍然大行其道，直到20世纪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此可知语言接触背后存在着历史推动力，从社会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将大有可为。

2018笔会文粹《那“通关密语”》已经出版，长按识别下图二维码可在文汇出版社微店购买，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至当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