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遗珍 · 第廿七期...

摘要

同为苏州地区，晚明至清代乾隆时期的二百年间，器用的风格或者是潮流显然有近乎南辕北辙的现象。


晚明由众多文人主导的「苏作」，文人力求简约的风格逐渐形成江南地区的器用潮流，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品位。

乾隆时期的「苏作」，以皇帝之尊躬身参与，御前定夺，反映的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审美意识，也是乾隆皇帝美学旨趣的延伸。「苏作」一词可能来自乾隆十一年(1746年)浙江巡抚纳兰常安所撰《受宜堂宦游笔记》：

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沙水涤滤，泯其痕迹。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

意即「苏作」是讲究鬼斧神工般的技艺，在显微镜下分毫不差的金镂玉雕、髹漆、绣刻等成造。



不过，同样一个苏州地区，纳兰常安之前约两百年的晚明苏州文人文震亨却不是这样说的。

文震亨对日常器用要求「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所撰的《长物志》中说，大理石镶制的榻，若是「有退光朱黑漆，中刻竹树以粉填者，有新螺钿者，大非雅器」；

交床（折叠椅）「金漆折叠者，俗不堪用」，书桌也是「漆者尤俗」，尤其几榻若是「徒取雕绘文饰，以悦俗眼」，就「令人慨叹」。



其他晚明江南文人如高镰、屠隆等，也分别有相近的论述。文震亨等人所秉持的自然简雅似与纳兰常安眼中的「苏作」大异其趣。

晚明苏州文人主导的「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卢湾区万历十七年（1589年）潘允徵墓以及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苏州王锡爵墓等出土之明器家具似为早期「明式家具」的典范。

所见多线条简约流畅，少雕刻攒饰，整器结构对称，椅、柜类或坐具类的腿足皆略呈「A」字形向外撇出。传统中国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随葬明器多具体而微地反映墓主生前所用。

潘允徵生前为光禄寺掌醢监事，秩从八品，王锡爵为万历中期的内阁首辅，两人皆为有明一代官宦，尤其王锡爵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此可说明十六、十七世纪的上海、苏州两地，大小仕官之家已经以此类型的家具为日常作息之需。





至于此自然简约的器用风尚肇始于何时，根据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范濂的笔记 《云间据目钞》约略可寻：

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

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夹。

纹垮豪奢，又以据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掉拂尘，号称书房，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范濂自言在少年时代所见最多是椐木（榉木）等软木上漆的桌具，到了莫廷韩等人从苏州买进了「细木」，也就是花梨、瘿木等成造的家具后，「细木家伙」才蔚为风潮。


算起来这个肇始的时间当在十六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嘉靖中后期至万历皇帝登基（1573年）时。

再参考一段王士性（万历五年进士）游宦两都（北京、南京）与江北、江南诸省后，于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撰成的《广志绎》 ：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

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

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

王士性说苏州人聪明黠慧，一双巧手可将古物仿得像真的，又善于「运筹帷幄」（今日看来就是所谓的「炒作」），使得苏州人认定的雅事雅器，四方之人随即跟进。

苏州人说俗，也跟着说俗。苏州人所使的斋头清玩、几案床榻等，最近都改成紫檀木、花梨木成造了，雕镂用得少，有的话也采用上古三代或秦汉的样式，大伙儿看了也就纷纷效仿了。观察范濂与王士性所述，显然可将文人、江南地区与苏州画上等号，也因为这些地缘与文人显宦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纵向与横向的交相簇叠，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紧密而连绵的人脉网络，并层层向外扩散。



从而在江南地区的艺文翰墨与鉴赏收藏间引领风骚，动见观瞻，以现代的话语叫作「意见领袖」，其追随者众，有如今日的「粉丝」，连衙门的衙役也受到感染，也弄个「内列细棹拂尘」的「书房」附庸风雅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人主导的器用风尚「明式家具」，时间上是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明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但大明国祚有277年，其兴发时间不过其三分之一。空间上来讲，从潘允徵、王锡爵，经过莫是龙、顾正谊、宋旭等人的时代，乃至后来文震亨等人，活动范围都在苏松地区，就算它「纳诸路之水，东通大海，北通长江」，也仅是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大明帝国幅员辽阔，此为其疆域的一小部分而已。

要说「明式家具」代表有明一代的家具，于时间或是空间上，都是有待商榷的。本文暂以晚明的「苏作」家具称之。





晚明「苏作」家具特色之一的用材，首发的「花梨」应指今日所称的「黄花梨」，学名为「降香黄檀」，材质坚密带香味，颜色由浅黄到紫赤，色泽温润，纹理清晰，老树的纹理尤其曲折回旋。

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说「花梨出南番广东，紫红色……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爱，花粗而色淡者低」，也就是说，坚密细致的黄花梨木以「鬼面」著称的纹理最为可爱。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代黄花梨官皮箱、长方桌、圆角柜、连三柜橱、罗汉床，以及画人物插屏等皆为代表，其外形线条简洁明快、朴实雅致，确如为《长物志》作序的沈春泽所言：「大都游戏点缀间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义」。

明清「苏作」大不同

晚明「苏作家具」在苏州风起云涌之际，并无供应皇帝所需器用之记载。

入清之后至雍正时期，苏州织造大抵承明之旧，也不涉入相关御前家具或用器之成造，一直到乾隆继位，情况开始改变。

在乾隆眼中，苏州织造衙门似乎包山包海，无所不能。



乾隆皇帝曾有诗赞赏苏州人「吴下髹工巧莫比，仿为或比旧还过，脱胎那用木和锡，成器奚劳琢与磨」。

似与两百年前晚明文人王士性对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不谋而合。



不过，观察故宫博物院现藏乾隆或清代中期的雕漆器用，与明代同样热爱雕漆之器的永乐、宣德二位皇帝时期所造的雕漆小件对比可以发现，在纹饰的构图、表现方式与雕工技巧等，有明显的出入——

明初压花隆满、藏锋清楚，圆浑自然，清代踵事增华之际，雕工深峻细腻，主纹紧密繁复，讲究「富贵不断头」的地景与边纹。





再看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时期苏州织造专擅的玉石镶嵌之作，如「紫檀嵌牙花卉宝座」、「紫檀嵌玉六方式杌」等，真是贵气逼人。

清中期 紫檀嵌染牙菊花图宝座

故宫博物院藏

凡此与晚明文人带动的「苏作」家具相较：

一个线条简约，朴实无文，含蓄又内敛，道尽十六七世纪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采；

一个则纤巧精细，华丽璀璨又豪奢张扬，刀笔起落间有说不尽的富贵与霸气。

同为苏州地区，晚明至清代乾隆时期的二百年间，器用的风格或者是潮流显然有近乎南辕北辙的现象。

晚明由众多文人主导的「苏作」，文人力求简约的风格逐渐形成江南地区的器用潮流，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品位。

 

乾隆时期的「苏作」，乾隆以皇帝之尊躬身参与，御前定夺，反映的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审美意识，也是乾隆皇帝美学旨趣的延伸，应与关外女真族的美学渊源有关，也或为明清「苏作」大不同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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