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丝绸之路”到“纸张之路”,挖掘“法老的宝藏”

 

中国纸的演变历程。...

深港书评
纵观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一直在寻找分享信息的新方法。这种天生的冲动导致我们在岩壁上、棺木上和石板上刻字。而莎草纸的出现,使我们记录和传递信息的能力爆炸式提升,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尼罗河两岸,乃至整个文明世界交换思想。

今天推荐的《法老的宝藏》一书旨在改变人们关于莎草纸既有的刻板印象,讲述莎草纸还是世界上常用信息传播媒介时所发生的故事。莎草纸并不易碎,而是一种持久耐用的书写载体。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期,以莎草纸为载体的书籍和文件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使用寿命,这种耐久性使得类似拿戈玛第抄本这样古老的物品得以保存,平民、学者、国王都视莎草纸为珍宝。书中的故事揭示了莎草纸不仅仅是我们古代历史的遗物,更是理解思想和信息如何从古至今塑造人类的关键。莎草纸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本文摘自此书,讲述了纸在人类文明中的发展,同时也述说了中国纸的演变历程。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
(美)约翰·高德特 著
陈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寸
2020年5月
丝绸之路,这条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连通亚欧的贸易路线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2005年,知名纸张史学家乔纳森·布鲁姆(Jonathan Bloom)提出了一个新颖而有趣的想法。在他看来,浆纸制作工艺才是丝绸之路上传播的最重要的“商品”,这项发明永远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他认为“丝绸之路”更应该叫“纸张之路”。

布鲁姆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尽管普遍认为丝绸之路是丝绸、玉器、玻璃器皿、陶瓷和漆器的早期贸易渠道,但这条陆路交通网同样也是信息和技术知识互联互通的渠道,而这种互联互通正是现代纸张世界诞生的必备要素。

不过,一切都要等到公元1000年之后才会发生。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尤其是从公元前1000年至300年,中国人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简。而在同一时期,其他有历史记载的地区已经在用纸写字。纸莎草制成的早期纸张风靡一时,莎草纸的产地埃及垄断了全世界的纸张供应,稳定的纸张出口和销售范围覆盖整个罗马帝国,并远至阿拉伯地区乃至后来的基督教世界,却把中国排除在外。有一种言论认为,古代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发达,因为竹片虽然数不胜数,但作为书写材料,它的性能却远不如莎草纸。

进入基督教时代之后,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开始使用单张和成卷的皮纸,不过皮纸要比莎草纸昂贵得多。而当浆纸在8世纪经由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和西方世界时,上述局面将彻底改变。

浆纸首先来到阿拉伯世界,当地人在中国造纸术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用亚麻碎布作为原料。随后,阿拉伯造纸术又推动了欧洲浆纸工业的发展,最终造就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纸张世界。不过在现代纸张诞生之前,中国制造浆纸的效率就已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浆纸在中国本土的广泛使用可以归结为两大因素。一是造价低廉,二是几乎任何植物纤维都可用于造纸。制作莎草纸的原料植物仅在埃及生长,浆纸则不同——汉麻、藤、碎亚麻布、黄麻、竹和桑皮都可以作为原料,平民百姓甚至用草制纸。

第一个千年里,中国的浆纸新技术很快传播到周边各国,尤其是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新型纸张从此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与古代西方的莎草纸世界分庭抗礼。用竹简写字曾经让文明的发展变得迟缓,而浆纸出现后,中国似乎在全力弥补之前的差距。

书籍制作是历史进步的标志之一。在西方,书籍首先以卷本即写有文字的莎草纸卷的形式出现。到基督教时代,卷本则逐渐让位于多张莎草纸折叠装订而成的小册子,这种形式被称为册本。皮纸册本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修道院制作的早期书籍多为此类。4 世纪时,如果一座西方修道院的藏书阁内有数千份这样精心制作、手工印刷、装订厚重的册本,那就算得上收藏丰富了。


▲毛边本实拍图展示


我想,古代中国上演的景象可能会让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写工和学者瞠目结舌。中国古人直接绕过莎草纸和皮纸,就地取材造出了浆纸并将其用于雕版印刷。中国西北古城敦煌附近的藏经洞保存了雕版印刷的实物成果。1900 年,人们在丝绸之路上这片具有重要宗教和文化意义的绿洲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洞中藏有数千份406—1002年之间的手稿。除1100 部书卷,还有超过15000 部纸质书籍和篇幅较短的文献。

这些书籍多采用折本形式,即将用于写字或印刷的长卷纸一反一正折叠,折成类似现代地图的一叠,便于存放,也更便于阅读,避免了西方和阿拉伯地区的书籍封装法费时费力的缺陷。

廉价的新型纸张、雕版印刷术和简单的封装法,所有这些革新技术都让中国的书籍产量急速增长。或许正是此番大规模增长推动大唐迎来了四海升平的文化盛世。在我们的印象里,此时的中国仿佛完全淹没在书海之中。一位经验丰富的印刷工每天可以印制2000张纸,这一纪录直到500年后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欧洲登场时才被超越。

五代十国时期的宰相、翰林学士冯道充分发挥了新型生产技术的优势。他利用活动的木雕版大规模刊印儒家经典,在西方享有“中国古登堡”的美名。第一部有评注的标准版儒家经典于932— 953年间在长安印制完成,共130册。这种经过改进的印刷术传播迅速,朝鲜已知最早的书本刊印于950年。刊印完毕的儒家经典被进献给后周太祖。冯道往往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明者,是他让印刷术成为引领宋朝复兴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浆纸制造工艺也沿着丝绸之路一步步西传,花了325年才走完全程。诞生于中国的造纸术从吉尔吉斯斯坦传入伊斯兰世界,最后进入安达卢西亚,并于1076 年来到欧洲南部。伊斯兰造纸商对东西方交流的整个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最关键的作用是把浆纸制造工艺引入了西班牙南部,让欧洲人得以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13世纪意大利制造出细腻的优质浆纸,后来成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约翰内斯·古登堡等人的得力工具。


▲莎草纸


综上所述,有了丝绸之路,浆纸才出现在了欧洲,不过它的旅途似乎是一条单程线。西方对中国纸鲜有需求。穆斯林在7世纪后期征服中亚以后,迅速建立起的官僚机构很快开始用浆纸记录和保存信息,因为浆纸相对便宜且高产,而且与羊皮纸不同的是,在浆纸上改动字迹极易被人觉察。

中国纸的问题在于表面过于柔软。未经施胶处理的纸张就像纸巾一样,墨水会在纸上洇开,渗透到背面。这样的纸虽然可用于雕版印刷,也可用柔软的毛笔书写,却不适合西方盛行的羽毛笔和伊斯兰地区所用的芦秆笔(qalam,又称盖兰笔)。这两种笔的笔尖会划伤未施胶纸的柔软表面,将墨点洒得到处都是,洇成一团团墨斑。莎草纸和皮纸从未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让西方人不禁对浆纸这种新型媒介持怀疑态度。

阿拉伯人为此所做的第一项改进是用淀粉给浆纸进行施胶处理,或者通过打磨增强纸面的硬度。他们设法将经过改进的浆纸出口到欧洲,但要让人们放弃莎草纸和皮纸绝非易事。就连伊斯兰国家的哈里发们也不愿轻易抛弃原有的纸张,直到八九世纪,他们的库房里还储存着大量莎草纸。

尽管如此,阿拉伯和波斯的造纸商并未轻言放弃。从8 世纪到十字军东征时期,他们都在努力推广自己的产品:产自埃及、伊朗和大马士革,经过施胶处理,供应充足的精美白纸。他们甚至设计出手工抄录手稿的流水线,并找到更轻盈的装订材料,从而大批量地制作书籍和出版物,在数百年的时光里遥遥领先于欧洲。结果,中世纪阿拉伯图书馆的规模甚至超越了中国,而同一时期西方的图书馆却表现平平。13世纪的索邦大学图书馆只有1700册藏书。而在10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仅科尔多瓦(Cordoba)的70座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就已有60万册藏书;开罗图书馆藏书超过10万册;据称,的黎波里图书馆在被十字军烧毁之前,藏书一度达到300万册。在当时仍处于阿拉伯人控制之下的西班牙安达卢斯,每年出版的专著、诗歌、辩论文集就有6万册之多。

伊斯兰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体现了阿拉伯世界在纸张方面的优势。起初他们占领莎草纸市场,随后又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浆纸制作工艺,实现了浆纸的垄断。在他们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欧洲人却为皮纸和羽毛笔的种种限制掣肘,他们的处境似乎不比使用竹简的中国古人好到哪里去。不过也正是在这时,阿拉伯的造纸产业迎来了由盛转衰的拐点。

1085年,西班牙人收复托莱多(Toledo),阿拉伯人失去了对当地造纸厂的控制。从此,欧洲人接过了造纸的接力棒,意大利造纸坊没过多久便脱颖而出。他们不仅掌控了造纸技术和造纸产业,还接管了整个世界的纸张市场。意大利人堪称造纸大师,他们用明胶提高浆纸表面的硬度,使之适合羽毛笔书写。

西班牙和意大利造纸坊的纸张找到了通往开罗的道路,最终占领了埃及市场。到15 世纪,欧洲人开始大批量生产浆纸。作为一种出口商品,浆纸沿着最初将其传播到欧洲的丝绸之路向东回传。这并不奇怪,因为意大利纸质优且价廉,沿线市场对阿拉伯纸的需求有所减少,对于纸面柔软的中国纸仍然毫无需求。


而在中国,对本土纸张的需求始终居高不下。10 世纪的中国仍然淹没在纸张的洪流之中。除了每年雕版印刷制作的数十万册书籍,纸张还广泛应用于商业和私人通信、包装、记录、纸风筝、玩具、灯笼、银票、厕纸和面巾纸等,甚至一度流行过装在纸包里的袋泡茶雏形。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记录了中国人在丧礼上火化死者并烧纸祭祀的场景,纸被塑造成男女仆役、骆驼、马匹、衣服和盔甲等形象。在书籍制作方面,中国和阿拉伯的藏书让欧洲相形见绌。不过,等古登堡和他的印刷机登场之后,局面便会有所改变。

有意思的是,13世纪第一批来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对于“中国人也用纸”这一发现大为吃惊。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眼前所见是一个终于首尾相接的轮回:阿拉伯人向中国人学习造纸术,将其传给西方人,后者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意大利纸。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指责西方人竟然以为浆纸是阿拉伯人的发明,因为它确实是通过中、欧之间的伊斯兰世界传入欧洲的。

面对“不知从哪里学会造纸”的中国人,早期西方旅行者一头雾水。生活在中世纪早期的他们很清楚莎草纸在此之前早已存在,于是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可能是直接从古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如何造纸。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 年发明的莎草纸是用纸莎草茎秆内芯削成的薄片捶打而成的,而中国人在1 世纪末发明的纸张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材料——亚麻等各种植物或植物纤维制成的纸浆。巧合的是,现代英语都用同一个单词“paper”来称呼这两种事物,这个词发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用于指称“莎草纸”(papyrus)的单词。

阿拉伯人开始造纸也实属巧合,主要是因为他们征服了埃及(639年)并由此控制了世界莎草纸的供应。随后,他们又在入侵中国领土的过程中掌握了制造浆纸的技术(751 年)。那时的西方早已是纸张——莎草纸——大行其道的世界,埃及法老自古以来就是为整个已知世界提供莎草纸的出口商。后来,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和拜占庭人相继推翻了法老的统治,继续销售和出口莎草纸,直到基督教时代来临。再往后,皮纸得到推广,直到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然后敲开了欧洲的大门。

随着伊斯兰统治西班牙,借助丝绸之路,用纸浆而不是纸莎草制成的新型纸张进入欧洲。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纸张世界的形成和书籍的大批量生产。这为中国纸产量从105 年的0 一路攀升至2005 年的5600万吨,雄踞世界第二位奠定了基础。
■ 《晶报·深港书评》

本文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编辑 | 邓晓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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