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痛骂的热搜,其实早被他说破
有人带着光环,有人身处黑暗...
近日仝卓在直播中自爆高考造假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明明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却变成了一句轻巧的调侃,被这个年轻人偷笑着说出来:
我还搞了很多的,也就是所谓的……
然后我就成了应届生
即便到第二天,群众愤怒地要求他给个解释,他依然不觉得有问题。
在直播中演起卖惨的样子,把自己都给逗笑了。
仝卓、翟天临、江一燕等学术碰瓷事件,暴露了一个社会问题:
有些人用特权占用社会资源,轻松登上人生巅峰。
但这仅仅是问题显性的一面。
站在这些“注定成功”人群的对立面,还隐藏着一群仿佛“注定失败”的人:
山区儿童。
是什么导致了他们总是失败的人生?
早在20年前,张艺谋就用一部拿下威尼斯金狮奖的作品巧妙回答了——
一个都不能少
Not One Less
老谋子这部早年作品,估计大部分人都看过。肉叔也是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的,当时周围的同学都哭成一片。
没明星,全是素人用真名出演。
电影讲了一个叫魏敏芝的13岁女孩,为了50块的酬劳,到隔壁村当一个月小学代课老师的经历。
过程并不顺遂。
原班主任高老师嫌弃她资历不够,村长一直拖着不给报酬,学生也不听话老欺负她。最让她苦恼的,是中途辍学的两个小孩:
一个突然被县里的人开车接走,说是要培育成体育特长生;
还有一个叫张慧科的孩子,因为母亲病了而外出打工帮补家计。
为了守住班主任临走前交代的“一个都不能少”的任务,魏敏芝决定进城寻找张慧科。
魏敏芝经历了搬砖筹款、蹭车失败、广播寻人等一连串困难考验。
甚至饿到偷吃别人的剩饭、累得在马路边睡着。
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通过电视节目找回了在城里沦为乞丐的张慧科。
这批山区儿童,也在媒体的关注中得到了全社会的帮助。
这个大团圆结局的故事,在今天看来或许有那么一点点“过时”。
但。
片中反映的山区儿童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从未过时。
《一个都不能少》上映于1999年,至今已经过去21个年头。
但电影里那些破败的危房教室、匮乏的教学资源、随时因贫困而辍学打工的小孩……
依然存在于许多落后的农村里。
山区儿童的人生,仿佛永远走不出一个怪圈——
早早辍学离开村子务工,成为城市的底层劳动者,把下一代送回老家抚养。
然后,孩子又重复着他们父母的人生,如此循环。
到底在哪一环出错了?
肉叔在2014年一部聚焦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里找到线索。
当老师问将来的打算时,全班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喊出两个字:
打工。比起那些特别凄惨、穷苦的情景。
这句满载着希冀的话,以及孩子脸上期待的神情,反而更让肉叔感到心痛和无奈。
没钱吃不上好东西,穿不上好衣服,住不上好房子。
这些都是在预想内的事实。
但说一下梦想又不花钱。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点更大的志向?
成为一个底层的打工者,竟然已经是他们公认最好的出路?
正是这种“胸无大志”的状态,导致了一代又一代的山区儿童重复着“失败”的悲剧。
张艺谋就在电影里暴露过这个问题。
在回村的路上,记者问张慧科觉得城里比农村好在哪?
他回答:
摆这东西的,摆那东西的。进了一趟城的张慧科,最憧憬不是高楼大厦的商业精英,竟然是摆路边摊的小贩。
跟纪录片里的小朋友一样。
“胸无大志”。
真的是他们不求上进吗?
不,归根到底,一个人的梦想,取决于他的价值观。
既然老谋子敢在结尾抛出这一幕,也就说明他早在电影中藏好了答案。
山区儿童的三观是如何形成的?
跟城里的小孩没区别,都是通过参照物进行模仿学习的。
魏敏芝每天上课的方式,就是让孩子抄课文。在教育方式上,其实并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参照物。
你看高老师临走前,交代魏敏芝的各个注意事项。
啥时候放学?
看阳光的位置,照到墙上的钉子时就可以了。黑板字要写多大?
看牲畜的粪便,要写得像驴粪蛋那样的大小。
乍一看似乎没毛病。
是,这样将就的操作也行,但远没有用钟表参考时间,用尺子参考大小那样来得灵活。
这样一板一眼的简陋参照物,就导致了孩子不懂变通。
保管国旗的高老师不在,学生还对着空荡荡的旗杆,把“升旗仪式”步骤照做了一遍。
还有张慧科,死活不肯喊魏敏芝一声老师。
就因为在他看来,魏敏芝是隔壁村小孩的姐姐,就不能是老师。
- 叫老师!
- 不叫!她跟我姑姑同村儿,她不是老师
同样,学生们不配合魏敏芝的教学,不是故意欺负她。
而是在他们看来,没学过的课文就不能抄,尽管字都认识。
- 为什么不抄课文?
- 没学过怎么抄?
这样的一根筋思维,又进一步衍生了一个问题:
一旦参照物出错,他们也坚定地盲从。
魏敏芝给孩子上课,教他们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但唱了两句,她就死活记不起来了。
就连她尴尬地抓脑袋的动作,孩子们都跟着做。这首歌,是魏敏芝唯一在面试上展示过的技能。
当时她一开口,马上就被高老师指出唱得不对。
为了纠正魏敏芝,高老师让她跟自己学唱一遍。
这操作好像没毛病。
但会唱这首歌的人,一听就知道不妥:
严重跑调还老忘词……其实高老师自己都没唱对。
头一句不对,现在你跟我唱一遍:
“我们的祖国像……是花园。”这充满喜感的一幕,绝对不是为了搞笑。
魏敏芝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双重的身份。
她既是老师,要给学生传授知识。
但她自己也还是个孩子,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大人的教导。
电影就是以这个承上启下的角色,戳穿这群人总是逃不出“失败人生”的根本原因:
以错误的老师为参照物,学生怎么可能唱好这首歌?
同样,以打工的父母为参照物,孩子怎么可能有远大梦想?
说白了。
人都是从自己见过的事物里,寻找模仿对象和丈量世界的标准。
而山区儿童能找到的参照物,都存在一个较低的上限。
因此才有《村小的孩子》开头,农村小女孩开心地描绘自己憧憬的人生,却让观众越看越苦涩的一幕:
我爸爸去广东打工了
我长大了……想打工其实山区儿童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孩子差。
为了找回张慧科,这群小孩动用了他们能想到的一切办法去解决重重的困难:
没有盘缠,学生们就一起出谋划策,集体搬砖挣钱。
凑不够路费,大家就到车站掩护魏敏芝混车。
被赶下车,魏敏芝就步行进城,从白天走到黑夜。
得知张慧科进城后走丢了。
魏敏芝花光身上仅有几块钱,买来白纸笔墨学写寻人告示。
电视台不让进。
魏敏芝就在门口守了两天,询问每个经过的人是不是台长。
团队意识,学习能力,动手能力,精神意志……全都体现在这群山区孩子身上。
他们不缺聪明的头脑和优秀的品质。
他们唯一缺乏的,是资源。
不是胸无大志。
而是能用的物资就这么少,能看到的世界就这么窄,能做梦的范围就这么小。
能走的人生,也就只能这么远。
当记者问张慧科要怎么报答小魏老师时。
连续4次的追问,他才憋出一个自认为最值钱的礼物——花。
- 你要怎样感谢魏老师呢?
- 等我挣到钱,给她买好多好多东西。
- 都买点什么东西?
- 买好多好多好东西。
- 什么好东西?
- 好看的。
- 你觉得什么是好东西呢?
- 给她……买点花。
逼问到最后,张慧科眼珠子快速转动,拼命在脑海搜索一个具体的“好东西”。
动了几次嘴巴,却始终说不上来。
很明显,这个问题超纲了。张慧科根本没见过什么好东西,自然也就说不上来。
城市里摆路边摊的小贩,已经是他见过最好的职业了。
同样,现实中的山区儿童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只能以外出打工的父母为榜样,判定那就是最好的出路。
有形的物质水平上限,决定了无形的认知水平上限。
一个看不见的框,困住了他们的梦想和人生边界。
电影中,是好心人帮助这群孩子走出了困境,但现实中的孩子,谁能帮他们?
——腾讯公益“山里孩子开学礼包”项目。项目资助的对象,是重庆东北部大山里乡村小学的学生。
他(她)们大部分是家庭条件有限,单亲家庭、事实孤儿或者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
项目由重庆市慈善总会儿童关怀专项基金发起且执行,计划为生活在重庆巫溪、云阳、万州、綦江、忠县等偏远贫困山区的1000名留守儿童筹集开学礼包。
还记得纪录片《出·路》里的马百娟吗?
每天走十几里蜿蜒的山路,去只有5个学生的学校念书,依然笑得那么快乐。
不像城市里的小孩,上学路不远还有家长接送,也有公交车、自行车等选择。
山区里的小孩想要去上学,那简直是一项大工程。
天还没亮就出门,在黑暗中踩着坑坑洼洼的泥路,翻越陡峭的山坡。
日晒雨淋、长途跋涉半天才能到学校。
别忘了,放学回家还得原路折腾一遍。
一个手电筒,能为孩子们避开山路上隐藏的危险。
一把雨伞,一个水壶,能帮他们缓解长途跋涉的疲惫。
一排彩色笔,一袋文具,能让他们的世界有更多色彩和方式去描绘。
做公益,实用最重要。
本次助学礼包里的用品清单,都是通过收集孩子们的心愿来决定的:
水彩笔,文具,跳绳,雨伞,充电电筒,保温杯,毛巾,牙刷……
每一个都那么朴素而真实。
腾讯公益“山里孩子开学礼包”项目自2015年发起,至今已为7000余名困境儿童送去了开学礼包。
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却能给孩子们送去希望。
为他们的梦想拓宽上限,让他们的人生走得更远。
参与步骤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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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肉叔还想说两句。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碰瓷造假的特权人士,仅仅是这个社会不公的一端。
当我们扯下这些人虚假的光环时。
别忘了,在社会另一端,还有一群身处黑暗的人需要我们照亮。
那些占用过多社会资源的人不该“注定成功”。
那些缺乏资源的人也不该“注定失败”。
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参与进来。
不论数额多少。
一个孩子的未来,将被你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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