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切瓜技术的丢失

 

一旦摆脱这种生活,就会将它从大脑中彻底抹去...

“人间烟火”下,满街疼痛


文/呦呦鹿鸣

那些年,镇街上火急火燎、南来北往的司机们;脚步匆匆往返稻田烟叶地的农民们;嘴角上扬进出镇政府大门的干部家属们;路口猪肉铺、牛肉铺、杂货店里咚咚锵锵的小老板们;大都对一个路边少年印象深刻。

这个少年,是本镇年纪最小、摆摊时间最长的摆摊人。本镇设“墟日”,每五天一次,几百年来都是如此。其他人,大多只在墟日摆摊。这少年,却不管墟日还是闲日,只要周六周日、寒假暑假,都在这里。从小学,到初中。

少年卖的东西,品类最为多变不拘。桃子、李子、梨、金桔、葡萄、香菇、蘑菇、地瓜干……卖得最多的,是西瓜。

少年家就在镇上,家里刚好有一个百亩果园。正常情况是把水果卖给外地水果商贩,成车装走,送到城市。只是,每棵树都有自己的脾气,水果往往不会同时成熟,较早或者较晚的,就要零卖。

少年是家里的老大,摆摊的工作自然就是他的了。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竹篾编的箩筐,扁担一头加一杆秤。偶尔用推车。多数时候是爸爸用货车或者拖拉机顺路捎带出去。因为实在太重了。

这里是福建客家地区,本地土话称呼后辈男性,往往加一个“郎”字。比如,某个男孩叫鹿鸣,则称他为“鹿鸣郎”。不过,街上的叔叔阿姨每每一下子难以想起这个少年的本名,有的干脆就叫他“西瓜郎”。

少年难以接受这样的名字。因为他恰好在一本书上看到日本有一个“西瓜太郎”的民间故事;恰好也是福建,一家企业从日本引进了“西瓜太郎”品牌,做文具推广。虽然“西瓜太郎”是打击邪恶保护村庄的大力小英雄形象,但在《地道战》《地雷战》反复播放的年代,和日本沾上边总是有些羞耻,他想。

少年的箩筐里,往往会捎一本书。有时看得入神,“哎,买瓜了”——被客人从书里的世界叫出来,每每一顿手忙脚乱。

这个男孩就是我。少年时候的鹿鸣君。

熟能生巧,少年的我养成了三个本领:一,用不同的方法把西瓜切成不同的样子,花式卖瓜,方便客人现场食用解渴;二,一刀下去,准确地切出客人需要重量的西瓜,说要一斤,就是一斤(那时瓜常常分片卖);三,一看一拍一抱,就知道瓜的好坏。这些本领,本镇小有名气。

后来,我读了大学,远离家乡,江苏、湖南、北京、上海各地游走居住。一切都没什么异常,直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家里买了一个西瓜,我拿起刀,却发现自己竟是不会切了。唯一想到的方法,是对半切下去,再对半切下去。我分明记得,这是最简单原始笨拙的切瓜方法,切得不均匀不说,切大了啃起来也不雅观。

我肯定改良过。可是,当年习得的切瓜技巧,好像被什么从大脑中彻底抹去了。白茫茫一片。随后,我有意去买个瓜,到了水果店,发现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分辨西瓜好坏的“专业”本领,和新手毫无区别。大脑中还是白茫茫一片。

这个悬案颇为奇异,但无关宏旨,我也就放下了。

转眼到2020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安徽城管到南京学习“DiTan经济”,腾讯总监摆地摊为鹅厂招人,水滴公司CEO、唱吧创始人街头摆摊、男子摆摊日入4万、美女摆摊收入高给自己奖励一辆奥迪……摆地摊成了时髦词汇,乃至行为艺术,股市也出现“DiTan经济板块”。
总觉得哪里不对。

闷热的下午,我在房间里调理心情,坐下来,屏蔽掉所有声音,试图挖掘记忆角落里的往事。

渐渐地,想起午饭吃牛肉汤时的心满意足,想起带着几十块钱回家时的那种欣喜。然后,渐渐地,想起了挑箩筐时肩膀上的那种酸痛;想起了太阳暴晒又不得不站在那的烦躁;想起了摊位上遇到老师同学的尴尬;想起了在屋檐下躲雨看着摊子被浇淋时那种无奈;想起了收到百元假币时那种惭愧不已;想起大货车飙过时一阵阵扑到脸上的尘土;想起垃圾堆飘过来的一阵阵味道;想起周围那些铺面上发泄精力的秽语污言……只庆幸,老家当年没有城管,不需要习得躲闪的技巧,也不需要把心理阈值提升到跪地求饶的程度。

也想起,当时每每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所缠绕:这样卖东西,是对的吗?

我想,之所以忘记了切瓜的技巧,是因为这种技巧是当年的我内心所拒绝的领域,一旦摆脱这种生活,就会将它从大脑中彻底抹去。

有一年,我妻家一个堂弟从美国回来,谈及对我的印象,便是一句“黄哥以前吃过苦吧”。虽然我从未告诉他我小时候经历了什么。

人的经历,总是写在脸上。隐隐约约,又清晰可见。

很多年后,已经三十多岁的我,在意大利罗马遇到一群学习拉丁语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大多在二十岁左右。在学习拉丁语之前,他们中的许多已经精通英语,并在满世界游历,有些已经学习了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而且这种学习,都是教科书之外纯粹“无用”的学习。他们纯粹基于爱好,在最好的年龄,自由地追求着知识。

不禁想,如果在年少的时候,我也能把时间这样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是不是会很开心?

“城市最靓丽的风景线”“搭DiTan经济快车”“DiTan经济新战场”“摆摊豹变”……看着如今对地摊的满屏赞美,我感觉不适:

但凡有一点机会成为“坐商”,谁愿意当“游商”摆摊?不需要搬进搬出、可以遮风避雨、有空调对抗寒潮烈日的店面不香吗?

但凡有一点机会在机关单位、外企上班,谁愿意做小生意?旱涝保收的工资条以及稳稳当当的退休金不香吗?

摆摊并不美好,它不是创造就业,而是救急救困。为什么总理先生要鼓励“DiTan经济”?是因为他看到,全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就1000元。哪位总理愿意说自己的国家还有很多穷人?这是没办法啊。心系民生,自是看不下去,要担着压力。

2020年5月,来自商务部部长钟山的数据说,外贸外资直接间接就业超过2亿人,其中8000多万为农民工。一个工作岗位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如今,随着ZM日趋脱钩,外贸外资历史性受挫,许多人将不得不失去工作。摆地摊,是一个家庭在一盘可能要走死的围棋上,拼命留的一个活眼。

“人间烟火”背后,是一个个个体的疼痛。有些人说,马云摆摊卖过鲜花和义乌小商品,柳传志摆摊卖过电子表,刘强东摆摊卖过光碟,宗庆后开着三轮车游动摆摊……有些逻辑不够用的人就误以为摆摊是成为大佬的必由之路(大佬也吃过米饭,难道吃米饭就可以称为大佬?),其实,大佬们之所以成功,并不是因为摆摊,而是因为金融,因为互联网浪潮,因为品牌,因为管理,等等。

那些“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的腔调,那些成功人士们在街头凹造型的新闻,实际上是一把把刀子,扎在摆摊人的心上。

面对满街疼痛,赞美是残忍的。

摆摊是最原始的求生方式,是家庭的权宜之计,不是什么新发明新创造,更不是谁要拼命追求的生活。摆摊人大多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翁之辈,他们没有时间去发声,他们有更需要着急的事情去关心,这个月的房租,水费电费,老家留守儿童的学费(不会真有人认为读书不要钱吧?),车费,存货,天气,客流,“北京不适合DiTan经济”的论调……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每每并不相通。新闻中的地摊盛世嘉年华如烟火般璀璨,作为“DiDduan人口”,他们看着你们,才是真的满怀羡慕。

如果我有什么期待,那就是:

高坐庙堂开会的诸君,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位,让那些地摊家庭的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让他们有基本的机会接触广阔的知识世界。

带着大盖帽的诸君,改一改懒政的毛病,不以方便自己管理为出发点,而是以方便群众为出发点,扭转城市管理理念,提高自己的城市服务能力,把城市空间腾出来。

领着财政工资的诸君,保障社会的法治环境,公平,公平,还是公平,让正义在每个街巷胡同角落都被看见,让那些摆摊的男人女人们可以不在祖国的大地上流浪,可以对“不再摆摊”心存期待

最重要的是:我的心里有你,你的心里有我。如此,才不会鸡同鸭讲,才不会“何不食肉糜”,紧日子才不会那么紧,苦日子才不会那么苦。

20200608,呦呦鹿鸣

有一段时间因故没有更新,后台有不少朋友询问,未能一一回复,在此向大家的支持表示102%的感谢。风高浪急,谢谢朋友们相伴同行。

几千年来,正史中从未记载本文提及的这些现象:2020版“何不食肉糜”

乐从何处来?非常时代的心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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