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二本大学生的命运，在时代大潮里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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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与新媒体学院教授，如果大家还不熟悉，那么说起她此前写的一篇文章《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估计很多人就知道了，那篇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爆红网络。

这次黄灯把目光转向中国大学生中数量最多的二本大学毕业生。

以下是正文：

十四年来，因为班主任身份所提供的方便，我目睹了一个群体从学生时代到完全步入真实的社会，并和这个时代产生真实的关联。我目睹了80后一代，在房价飙升最疯狂、社会群体分化最严重的十年，所演绎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命运。

在这一漫长、复杂、看似平和实则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作为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历者，在这一呈现中，因为各类杂糅经验的冲撞，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参差、对照的个人视角。

尽管因为对象的限定，在不少生命故事的展开中，我不得不承认逐渐分化的趋势与命运，已经铁一般地砸中了一个群体，但正是个体丰富的突围，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功能正是为了反抗这种铁定，并打开、提供新的命运方式。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南方一所极为普通的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十四年后，翻看保留的学生名单，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达四千五百多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借此接触到一个群体，看见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与命运。

随着十几年和学生大量、琐碎的交往，以及对他们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了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极为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

就我所教的几千学生看，他们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务农、养殖、屠宰、流动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并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入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小心翼翼、跃跃欲试。

他们进入大学的路径，完全依赖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

在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动作中，他们被删削掉一部分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以致面目日渐模糊。

作为教师，通过无数的课堂观察和见证，我深感这个群体经过严苛的刷题和排名竞争，加上就业的焦虑和现实生存压力的逼近，业已过早透支了他们生命的能量，削减了青春的锐气，以致呈现出某种漠然的生存状态，其思考力、创造力，已在残酷的考试进阶中悄然磨损而不自知。

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

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在当下的社会格局中，任何群体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者知道。

作为二本学生，他们刚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

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作为教师，我对世界的安全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

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文竭力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我知道，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合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是十四年从教生涯中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从师生之间的长久联系、观照中所获得的感性认知。

通过打开有限的个体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通过这种直觉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

我知道本文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观点，不过呈现了“个体见证个体”的生命景象，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境遇，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的洪流中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亦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知和理解，稀释了此前对这个群体常见的曲解和成见。2006年，新成立的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的同时，终于拥有了一个在本系上专业课的机会，并且在第一届新招的两个班中，被系部书记安排当062111班的班主任。

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极为旺盛，繁忙的接新生车辆来来往往，将来自广东省各个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上，各个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开，一张张新鲜、略显紧张的脸庞在桌子周边环绕。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是看过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卷发，脸化着浓妆，年轻、光鲜也时尚。

她跟随丈夫，一言不发，揉着红通通的眼睛，怎样也擦不净冒出的泪水，仿佛女儿住进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即将面临一场地狱般的痛苦。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母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而茫然失措。

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很明显没有父母的陪伴。我后来注意到，送他来学校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长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两兄弟。

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也不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荡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

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陪伴的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奶奶挂着拐棍，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一脸的幸福，感觉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很大方地和我点头微笑。

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但又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和我目光相撞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脸蛋，倒是显得极为阳光。她的父母从装束一看就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荫下守着化纤袋包裹的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于汕头，家里很有钱。她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的生活非常优裕，保养得极为年轻。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愉快，宿舍没有空调，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第二个男孩，出生于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班干部。

有一次我没带饭卡，他看到我，直接将我带到食堂底层，叮嘱打饭的师傅给我来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没有刷卡收钱。后来才知道，打饭的师傅是他老乡。

这个男孩适应能力强，做事不死板，内心也没有太多的规则约束。毕业时，因为找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写论文，指导老师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又不能发作，最后只得想尽各种办法让他通过。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看起来教养不错，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请我去惠州玩。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显然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从2006年入学算起，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然后在学校的后山和他们共度毕业聚餐，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仰仗信息时代的方便，通过QQ和微信群的便捷，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

十四年来，我突然发现，正是班主任身份，让我的社会关系中多了一个确定的群体：我的学生。相比公共课上一闪而过的面孔，这五十二个孩子，像是永远守在一个角落，一旦要和母校建立联系，我就成为他们毫不犹豫要找的第一个人。

十四年来，还是因为班主任身份所提供的方便，我目睹了一个群体从学生时代到完全步入真实的社会，并和这个时代产生真实的关联。我目睹了80后一代，在房价飙升最疯狂、社会群体分化最严重的十年，所演绎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和命运。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成为我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他们，以一个个真实的生命，成为我对时代最真切的感知。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见证062111班整整十二年，班主任的身份，早已成为我丈量自身职业生涯的标尺。2006到2018，恰恰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快、分化最明显的十年，在梳理学生命运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和我大学的同学进行对比。

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联系自己做学生的经验和教学生的过程，我能明显感到中国大学教育目标的变化。

我的大学时代，教育目标指向的是为集体（祖国或社会）培养“人才”，而到我的学生，却变成了培养成为找到工作的就业主体，以温铁军老师的话，就是“把人变成资本化的一个要素”。

伴随培养目标变化的，是身份指认的区别：我的大学时代，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专科生，也被视为“天之骄子”，对农村的孩子而言，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跳龙门”，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干部”；而对062111班的学生而言，进入广东F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精神上的荣耀感。

从进入校门开始，还没来得及感受高中老师曾描绘的美妙大学时光，就被辅导员告知就业的压力，他们毕业时，更多人拿到的只是一份“劳务派遣”。

可以说，刚刚卸下高考的重负，就崩上了找工作的弦，整个大学过程，不过教育产业化后被学校锻造为专业“流水线”上的一个规整产品，并被冠以“人力资源”的工具化表述。

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要不就是沦为考证机器，要不就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因为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底层家庭的孩子，在自主择业的鸡血和市场经济的赤裸搏击下，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

实际上，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

——学生分化的开始，已说明了问题。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类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

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

第三个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

只有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生活也无安稳可言，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不可忽视的是，我在随后多年范围更大的持续追踪中，发现这样的孩子占比越来越高，他们汇成日渐庞大的队伍，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隐匿而突兀的人群。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手头拥有的那份根基不稳的合约，最大的意义，除了成为学校统计就业率的数据支撑，根本无法成为他们人生锚定牢固的桩基。漂泊不定，是一个群体的真实生存。

概而言之，毕业八年后，综观062111班学生的就业情况和生存状貌，可以看出，整体上，对80后一代孩子而言，在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行的阶段，他们通过各种努力和尝试，大都能拥有一份让人踏实的工作，并在工作的庇佑下，得以成家立业，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古老承诺。

90后的二本毕业生们，恐怕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说说你看完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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