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能“赚走世界三分之一白银”？《三言二拍》里的“发财奇事”告诉你

《三言二拍》提醒您：明朝年间出国摆摊，带啥货最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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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里，一桩常叫当代“创业者”们倍感励志的“财富故事”，就是凌濛初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这个故事，讲了明朝成化年间，苏州一个叫文若虚的“倒霉蛋”。这位坐吃山空的破落子弟，多年来干啥啥不行，人送绰号“倒运汉”。后来赔得心灰意懒了，干脆跟着几个海商一道搭船出海，原本只是想“看看海外风光”，却不料误打误撞，在在外洋一座岛上捡了个大龟壳，谁知这么个看上去不值钱的龟壳，却是价值连城的海外奇宝，转头卖给了福建一位专收奇宝的“波斯胡”，一口气卖了五万两白银，就此一夜暴富。



但比起这无比玄幻的故事结局来，小说里“文若虚捡龟壳”前的一段情节，才更值得看官们玩味：当他乘的船在“吉零国”停泊时，船上的商旅们都跑去做生意了。唯独穷得叮当的文若虚留在船上，身边只有他花一两银子买的“百斤红橘”。他怕橘子坏了，就拿出来晒，摆在甲板上红彤彤的，结果岸上过往行人以为他在摆摊，纷纷上来围观。他们没见过橘子，一尝又挺好吃，不一会儿就抢光了。就这么一兜在中国本土普普通通的橘子，一下子卖了五百两银子，获利几百倍。

如此一幕，叫随行的好友们都连呼不可思议：“造化！造化！我们同来，到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

和后面“捡龟壳卖五万两白银”的神奇一幕比起来。前面这“卖橘子赚五百两”的情节，或许才更有“接地气”的道理：想要摆摊发财，“带对货”才更重要。



那么，这桩“文若虚转运”的故事，放在明代真实的历史上，究竟靠谱吗？故事的作者凌濛初，就生活在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这恰是明代海外贸易最为火热，沿海商民掀起“出洋热”的时代。他笔下这个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的故事，却正是晚明的真实写照。

其实，早在明朝“海禁”森严的明朝成化年间时，东南沿海就“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16世纪下半叶“隆庆开关”后，明王朝“准贩东西二洋”。出海商船由海防官发给证明，只要按照律法缴纳一定的关税，便可自由往来贸易。

“出洋”这事儿，也一度成了沿海的“时尚”。以西班牙的史料记载，仅仅是马尼拉一地，万历初年时到访的中国船舶，每年不过二十来艘，到万历二十五年时，就涨到每年一百二十七艘。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像文若虚一样，满怀着对资本与财富的向往，踏上出海之路。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些“文若虚”们来说，出国“摆摊”，卖什么东西最赚钱呢？

当时在国际市场上最享有盛誉的商品是中国著名的江南丝绸，上文提到的“二拍”这则故事中写道“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说明丝绸广受欢迎。1636年一艘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登记载运的丝织品可多达1000余箱，利润可达十倍之高。瓷器是另一大出口商品，由于适合船运，于海路十分畅销，受欢迎程度仅次于丝绸。

不过这类“宝货”，价格都是不菲，运输途中的储存保管，那更是一大笔不小的成本。这一类大买卖，也多是那些“富商”“豪商”们才消费得起。倘若“穿越”到明朝，成了“文若虚”这般的“倒运汉”，手里头没多少钱当本钱，置办不起昂贵的丝绸瓷器，甚至只能去“摆个小摊”。那究竟还有没有发财机会呢？难道真像“文若虚”一样卖橘子？

当然不是，作为小本经营的明朝摆摊者来说，想带“便宜且利润高”的好货出国？首先一种很重要的货物，就是棉布。



棉花本来不是中国原产，明朝以前更是价格高昂。一直到宋元年间时，中国本土的棉花种植量依然有限。唐宋年间被称为“白叠布”“木棉裘”的棉布，那是公认有钱人才穿得起的奢侈品。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采取“粗暴”手段推广种棉，全国凡是有五亩以上土地的自耕农，必须种半亩棉花，种的好还免租免税。中国的本土棉花产量，才从此“井喷”般发展。以15世纪明朝大学士邱浚的感慨，此时在明朝，棉花已是“地无南北皆宜之”，几乎随处可见。

又由于元代时，江南有个叫黄道婆的人改进了纺织术，一时之间，中国棉纺技术突飞猛进，更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一代代技术升级。到了明朝中后期，仅松江府一地，每年的棉布产量就在2000万匹以上。棉布，这个宋元年间标志“有钱人”身份的奢侈品，明朝时却“人无贫富皆赖之”。成了老百姓家的日常消费品。“带棉布”出国？收购价真心不贵。



如此景象，也叫好些“弄潮儿”看到了商机，中国的棉布出口，也随着“隆庆开关”后海外贸易的繁荣，迅速火热起来，优质的中国棉布，源源不断输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

明朝中后期时，中国每年仅向菲律宾一地，就出口棉布一万多匹，甚至精明的中国商人，还开发出了新“运营模式”——从菲律宾收购棉花，运回本土加工生产，再回菲律宾摆摊卖给当地老百姓。这一来一往，血赚，还很受当地人欢迎。棉布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而比起这畅销的棉布来，另一件“不贵”的宝货，明代时同样有着无限的“国际贸易商机”——书籍。

明代城市经济火热，图书业也空前火爆。特别是通俗小说，在明朝“图书市场”上如雨后春笋。各大城市书坊林立，甚至还有专门贩运图书的商帮，江南地区的河道里，随处可见“书船”。而且由于印刷与造纸的进步，图书的成本也不断降低，普通的一本图书，便宜的也就卖一钱银子。比如《三言二拍》里的文若虚，如果没嘴馋买橘子，凭他手里的一两银子本钱，也能带个十来本图书出去。



但带到外国，大明朝的图书，可就不是这个钱了。

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内，对汉语书籍的需求量相当之大。自隋唐以来，日本、朝鲜来华学者、商人的目的之一就是求取书籍，明代商业兴起，宁波港甚至有专门面向日本市场的书商和书肆，到现在有一些古籍在中国本土失传，反而在日本发现，就得益于当时对日本的书籍贸易。

在越南，中国书籍也是畅销货，繁荣程度不亚于日本。有记载说“土人嗜书，每重赀以购焉”，当地老百姓喜欢看书，还舍得花大价钱买书。一些华侨是中国书籍的重要读者群体。试想，如果我们生活在明代，去东南亚摆地摊，带些当地人感兴趣的好书，也能卖个好价钱。



当然，如果遇上喜欢收藏的洋买家，也可以囤积居奇，卖点孤本善本，运气好的话，遇到图书馆收藏，不愁销量。1604年，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捐赠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牛津大学校长还可以发展为潜在买家。

棉纺织业的发展，代表了手工业的进步，书籍的畅销，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技术发展和文化竞争力，给明朝人出国“摆摊”提供了大量商机。于是明朝的最后半个多世纪，也成了各个阶层的中国商人，风光在“国际市场”赚钱的时代。17世纪上半叶，单是每年造访菲律宾的明朝船只，就赚走至少100万比索的白银。《白银资本》作者弗兰克甚至认为，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明末），“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至三分之一”。火热的贸易背后，有多少值得深思的发展真理。

参考资料：春霞《试论明代图书刊刻发行销售情况》、刘军《明代海上贸易的出口商品》、王守稼《明代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卞洪登《丝绸之路考》、杜车别《明冤》、谢彦卯《明代图书市场初探》、王信《明清外贸顺差、白银流入及对经济的影响》、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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