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后不让我们摸了,中国该怎么自己过河?

 

这一点上我们倒是可以学学日本。...



随着美国对留学政策的收紧,看样子,兔子摸了这么多年鹰酱过河,以后可能越来越么得摸了。

不摸就不摸嘛,我们自己想办法。所以翟老师这期就来专门说说,中国未来应该如何鼓励创新,靠自己做好研究创造这条路……



翟东升:

创新需要大量的创新人才,人才的出现、人才的识别,又跟文化有关系,跟体制、机制有关系,跟土壤有关系。

我们中国其实真的不缺人才,因为按照西方一批心理学家的研究,全球智商最高的区域就是东亚。

唯一比我们智商还要高的,可能就是AshkenaziJews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中东欧德意志地区的犹太族群,现在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

近现代许多伟大的思想、伟大的发明、伟大的创造、伟大的理论家们直接就是犹太人或者是有犹太血统的白人。

所以中国人如果将来要搞创新,尤其是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普及,其实创新的人才基础是有的。

但问题是你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人才用好、用足?为什么大量的中国杰出的科研人才都喜欢跑到美国去呢?为什么在中国他们做不好,跑到美国却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呢?

在过去很多年里,这是一个事实。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有一些看空中国的人跟我辩论的时候,就经常拿这个问题说事儿。

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真正要搞科研、搞创新,它是需要花很多钱的。

只有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地区才有足够的热量,才烧得起钱,才能够养得起这种创新。

当然还有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为创新其实是一个场域,它不是光靠一个天才般的个体的灵光一闪,而是靠一个群体知识的不断积累、思想火花的碰撞、相关信息的共享。

我认为在中国以前的文化中,的确存在一系列的因素抑制了我们的创新。比如第一个,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表现非常明显的,就是重物而轻人。

你会发现我们的科研体制特别喜欢报销各种耗材,如果你想要引进一个设备,预算经费非常多。

可是如果说你想要给人发钱?你想要高价雇一些人?那这个难度就很大。

我们的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我们的财务体系,我们的预算编制的逻辑就是不愿意为人才而买单,而只愿意为物。

这其实是一种穷人思维,就是穷怕了嘛,好不容易攒点钱就喜欢攒一个硬家伙。

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都是穷人,那时候中国人的行为模式都是辛辛苦苦攒了钱,攒了钱之后不给孩子吃,不是在投资孩子的营养和教育;

而是拿这个钱去买一些三大件,放在家里边充面子,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可悲的思维模式。

另外一个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对说谎、造假的惩罚和仇视是不够的。

我非常欣赏任正非先生说的,他说美国不是敌人,美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对象。

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巨大的优点,也是跟它的科研创新体系是相匹配的一种文化,那就是他们对说谎、造假的高度仇视。

比如说美国总统们被弹劾或者面临政治危机,往往不是因为生活有什么不检点,而是因为他说谎了,说谎在美国是个大罪。

可是在中国社会,许多人对自己的履历有各种各样的造假,许多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为了一点本来其实不必要的面子,也有说谎、造假的地方。

但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容忍度似乎偏高。我认为这对真正有效的创新,是非常严重的打击。

当你把一个芯片上的商标磨掉之后就可以交差,当其他懂行的人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松松抬手放过去。

大家别觉得说说谎、造假,它的直接财务损失也就这么点钱,有必要上纲上线吗?

但如果我们的文化能够把那些说谎、造假的人从一开始就杜绝掉,本来相关的资源、相关的机会可以交给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那么他创造出来的价值本来是非常大的。

而当我们容忍了这种造假、说谎的时候,那么它的代价就会非常巨大。

在美国资本市场,造假被发现之后的惩罚会是比较严厉的。比如说美国著名的一些骗局,主角被逮了之后可以判好几百年的刑罚。

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如果造假,操纵股市,说谎,最后被逮了之后,罚款可能就几十万,跟他的潜在收益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所以我们看到同样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之下,中国股市20年来仍然徘徊在两三千点,而20年间美国股市上涨了百分之多少?长期来看这就是巨大的代价。

另外一种文化是中国社会好面子,怕出丑,怕红脸,有一个特点就是尊老,给老同志、老权威以足够的面子、太高的地位,我认为它对于创新也是不利的。

因为从人的智商角度来讲,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新,都是一小撮最最聪明的天才人物平均在28岁左右发现的重大科学思想的突破。

为什么是28岁呢?因为人的智商在13岁之前是随机波动的,13岁到28岁之间是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28左右来到人生智商的最巅峰,然后开始稳定下降。

你说某个大学一个70多岁、80多岁的老教授通过努力的研发退而不休,如果是在某个具体的技术领域,因为经验问题他有所突破,这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在科学思想上,在基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那我是不相信的。

所以中国社会论资排辈,尊老,不喜欢辩论,不喜欢批判,这样一种行为模式或者社会文化,它对于年轻人出头是很不利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创造一种机制,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来鼓励年轻人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比说我在单位里边,讨论工作性的会议,怎么样找到一些好的方法来改进我们相关的工作?

那我开会的时候往往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从资深的教授开始先发言,而是从年纪小的开始先发言。

因为资深教授先发言先定调之后,后边年轻人再发言的时候,你不太好去否定资深教授的观点。

但是如果是年轻人先发言,哪怕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说话不太靠谱,没有关系,因为后边有资深教授来帮他把脉。

但是至少你让年轻人先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靠谱的观点,但有可能是有创新性的创意的观点,也很可能是来自于一线实践的观点能够先表达出来,拿出来被讨论。

我在欧洲工作、在美国做访学的过程中接触到美欧社会,尤其是新教徒社会。

他们的社会里边年轻人比较容易出头,年纪轻轻就可以做国会议员、做正教授,就可以带博士,发表重要论文。

但是在世界上绝大部分传统社会里,都是论资排辈的,它跟农业社会是有很大的相关性。

但既然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进入到创新型社会,那么我们就需要适度地改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还有一种文化它跟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有关系,中国的教育和考试体系它倾向于求全,要求一个人平衡发展。

只有你各门功课好的时候,你考出来总分才是足够高的,那么你才能够录取重点大学,它比较鼓励选拔那些各方面都不错,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最后获得最好的教育。

但中国社会有非常多的偏科天才,他们只是由于天生的能力结构或者智商结构分布不平衡,就被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给淘汰掉了,最后可能就是个大专生,那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认为要适当地改革我们的考试体系和人才选拔体系,因为假如说我们需要找一大批的物理学家,那为什么非得要让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呢?没那么大必要性。

尤其从现在再往后,未来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英语好的必要性不大,因为完全可以有各种翻译软件帮助他学习,要发表英文论文有人给他翻译,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事。

关于人才和文化的问题,我觉得人才还是需要交流。人才是一个场域,它需要跨文化的、跨国的、同行之间高强度的、高密度的学术思想的交流。

以前我们可以有比较好的环境,我们大量的有志青年可以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去学习,但是未来的趋势去美国学学不着了,欧洲、日本又相对没那么先进。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日本有一个做法可以值得我们借鉴。

前年我跟团中央一个代表团,受日本官方的邀请去日本访问,从北到南参观了日本方方面面,最后一站是到琉球。

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由中央政府出资创建的大学,这个大学里边的工作语言是英语,高薪聘请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到风光秀丽的大学校园里边。

那边云集了世界各地的人才,他们在那个地方有房子,有高薪,衣食无忧,风景秀美,就负责搞科研、搞创新。

其实这就是一个“引才”,中央政府出钱来创造这样一个筑巢引凤。

所以我在想,在当前中国外部的这样一个学术交流的环境之下,我们如果出不去了,那也可以办一个类似的大学,也是高薪聘请全世界的人才来这儿搞学术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可以为我们的思想交流保留一个比较有效的窗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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