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消失八十年的唐朝大铁牛,出土时真的“一点没生锈”?

 

看懂铁牛,也就看懂了中华民族的胸怀、坚韧、智慧,涌起发自内心的深深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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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张嵚

字数:2407,阅读时间:约7分钟


20世纪中国的出土文物里,要论哪些文物充满着“震撼的现场观感”?那必须有“唐朝大铁牛”。

1989年8月,山西永济城西15公里的“蒲津渡”遗址上,经过考古人员历经一年的艰苦打捞,位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黄河大铁牛”,终于震撼出土。一并出土的,还有四个“铁人”与两座“铁山”以及一组“七星铁柱”。其中每一尊“大铁牛”长三米三高一米五,“铁人”每尊高一米七五。这么一群铸造于盛唐开元时代,历经一千二百年考验的“铁家伙”,出土时就引发轰动效应,仅发掘现场就有上万人围观。

而后,这些“铁家伙”经过一系列保护抢救,被露天安置在“蒲津渡”遗址上,成为今天当地的重要文物景点,更是目前为止中国发现的工艺水平最高、历史最为悠久的铁器文物。其生动的风姿和高精尖的古代冶炼技术,至今不知收了多少后人的膝盖。“黄河大铁牛出土时一点没生锈”的说法,也从此生动流传,惹来一阵阵啧啧惊叹。



但其实,当这些沉睡在泥沙里的“黄河大铁牛”重见天日时,现场人们看到的,是这些“铁牛”“铁人”锈迹斑斑的模样。后来这些“铁家伙”们圈粉无数的动人原貌,主要得力于文物工作者们的抢救保护。但比“生不生锈”更重要的,却是他们的“重量级”价值——搭桥。

出土“黄河大铁牛”的山西“蒲津渡”遗址,曾是古代中国北方的黄金渡口,黄河上的第一座浮桥,正是春秋年间(公元前541)年秦公子针在蒲津搭建的黄河浮桥,但蒲津渡急速的水流,让这类浮桥,也只是适用一时。到了隋唐时代,蒲州(永济前身)的地位直线飙升,一跃成为大唐“三都”之一。作为连接蒲州与“两都”的要冲,蒲津渡也需要一座永久而坚固的桥。

而在盛唐开元年间之前,作为要道的“蒲津渡”,虽然也动用了上千艘舰船搭成浮桥。但在黄河高速水流下,这座桥不但不牢靠,每年维修的费用更是巨大,甚至“数至二万”。关键是钱花了还常打水漂:当时比黄河巨浪更恐怖的,是每年初春黄河上初融的冰川,坚硬的冰大块往往乘着黄河巨浪呼啸而下,苦心维修好的浮桥往往“舰破桥裂”,甚至被活生生砸断。开元十二年,忍够了的唐玄宗终于拍板:得造新桥!用铁牛!



于是,一系列的“铁家伙”,就成了抗击黄河冰川巨浪的大招:搭建浮桥的舰船,全数改成用总计5400米长铁链相连。东西两岸各有“铁人策之”的四尊大铁牛,还有三十六根铁柱和四座铁山,“其牛并铁柱入地丈余”。从此后,这伏卧黄河两岸的铁牛,就好比钢铁打造的臂膀,将蒲津渡浮桥牢牢扛住,任他惊涛骇浪还是恐怖冰川,统统霸气打回去。这样一座创造性的“铁浮桥”,被桥梁学家唐寰澄誉为“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无价之宝”。这样的“创举”,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叫多灾多难的蒲津渡变成了通途,更成了中国浮桥建筑的崭新一笔,从盛唐开始,以“铁家伙”搭建浮桥成了潮流。黄河长江沿线上,多少有样学样的“铁浮桥”,在宋元明清各朝代里不断涌现,以不同形式的“铁家伙”,在一个个曾经恐怖的“江口”“渡口”上,搭起畅通无阻的道路,默默改写中国古代交通史。

而与之相对应,却是黄河大铁牛的浮沉命运:从盛唐年间开始,“黄河大铁牛”扛起的蒲津桥,熬过了数百年的惊涛骇浪。却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再度毁于洪水。幸亏僧人怀丙用两艘载满泥土的大船拴住铁牛,利用浮力原理把西岸的三只铁牛拉了上来。这段典故,还被改写成了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捞铁牛》课文,影响了一代代中国孩子。



但自此以后,蒲津桥又扛住了多次黄河大水,却终于在蒙金战争里毁于战火,结束了其“黄金通道”的历史。但元明年间时,中国历代王朝也曾利用这几只铁牛多次造桥,成就了蒲津关的繁荣地位。直到清代时黄河改道,蒲津渡这才逐渐荒废,只空余了岸边这一堆“铁家伙”,在岁月的侵蚀下锈迹斑斑。1911年,在经历了一次次泥沙冲击后,这些曾经书写辉煌的“铁牛”“铁人”“铁山”终于彻底消失,直到近八十年后重见天日……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出土的四尊铁牛,只是东岸的铁牛,西岸的铁牛究竟在哪?这依然是个考古学界还在苦苦搜寻的问题。但相信,铁牛的“团圆”,会在不远的将来。

而即使是这已经出土的四尊铁牛等“铁家伙”,带给后人的,不止是其震撼的观感,更有深藏在其身后的,多少中国历史“硬核”的信息。



首先一个信息,就来自“铁牛”的造型:“铁牛”“铁人”的形态栩栩如生,其造型风格有别于中国传统雕塑,吸收了外来的写实技法,护卫“铁牛”的“铁人”,更包括了汉藏维吾尔等各族造型。独特的艺术工艺,恰见证了盛唐王朝海纳百川的胸怀。

更“硬核”的,还有“铁牛”代表的冶炼技术。如此大规模的“铁家伙”,每一只铁牛都是实心浇筑,采用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油蜡制模”技术,一次浇注的铁水就要数十吨。整个的冶炼工程,要用掉铁锡三十六万公斤,占大唐铁锡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如此大工程,更需要诸多的熔铁炉和鼓风机依次不断浇注,这不止需要顶级的技术工艺和大量人力物力,更意味着极度严密的产业协作。



可以说,这个工程,见证了大唐一次几乎“倾国之力”的投入,这是一个王朝开创盛世的决心,更生动证明了盛唐的强大——当时拥有这种冶炼技术,能够完成如此利国利民工程的,唯有大唐一家。核心技术的强国价值,一如默默守护蒲津渡千百年的“唐朝大铁牛”。

比起这样的辉煌记忆来,“唐朝大铁牛”的浮沉,更印证了黄河地理水文千百年的变迁。从唐宋年间的黄金渡口,到元明清年间一次次“大水”“改道”的多灾多难。“铁牛”曾经书写过“人定胜天”的辉煌,也曾经扛不住大自然的折腾。但无论河道水文变化,无论灾荒打击,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文明,却能够在一次次灾难后浴火重生。看懂铁牛,也就看懂了中华民族的胸怀、坚韧、智慧,涌起发自内心的深深敬意。

参考资料:谭德睿《黄河铁牛》、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黄国强《论唐开元铁牛的文物价值》、王泽庆,秦兰亲《唐代黄河铁牛》、泰克斯特《世界冶金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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