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高天荒

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死人的消息，起初是1958年冬天从河西传来。我娘家就在河西，那年我18岁，刚嫁到大河东岸的曹台子，丈夫是19岁的曹为斯。

那条大河叫淠河，从南山的佛子岭下来，往北流到淮河正阳关。河西都是土坡，我们也叫“岗上”，河东比较洼，就叫“湾里”。我记事起，旱路不好走，人们想运点东西都走水路。南山常有人放木排下来，上面扣满了瓦盆瓦罐，还有山货，到我们这里的码头售卖。时间久了，码头就成了集镇。附近好几个集，比如隐贤集、迎河集，都是码头。

到了三化时期，这些集都改叫“公社”。我们这里叫淠东公社，曹台子叫曹台队，领头的人就叫队长。队长也姓曹，和我们多少有亲戚。河西刚死人那会儿，我们就看到他把外乡的亲戚接过来度日。我也想把河西的娘家人接来，就问队长，能不能干。他说接来可以，但不能白吃白喝，要干活。

这就好办了，我河西的娘家有七口人，我的父母、祖父母、两个叔叔和五岁的妹妹。反正在家里也要干活，不如到这来，还有口饭吃。有天夜里，曹为斯到渡口接他们，回来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空屋子里。

别看湾里和岗上就隔一条河，土可不一样，地里的作物也不一样。我们湾里那时候还有胡萝卜和红薯。但娘家人一来，人多粮少，我们就不讲究了，连胡萝卜叶子都不放过，吃完牙齿都发黑。

到年底时，公社突然来通知，要我们把逃荒的都送回去。我没办法，用扁担挑十几斤胡萝卜和红薯，送娘家人回了河西。

才送走，这边又来通知，要所有男的都去“高天荒”打埂。

“高天荒”是一条长约4公里，高约20米的大堤，当地人称“高填方”。

1958年，为了将淠河水引流至瓦埠湖以东地区，当地地方政府组织调集了瓦埠湖以西的数批民工，去开凿一条“瓦东干渠”。这条人工河跨越江淮分水岭，民工们徒手凿开了多座山头，是为“切岭”，又肩扛手抬，垫高了多处洼地，是为“高填方”。

当时我们更熟悉打埂，不就是挑土垒大坝嘛。我们那几年除了种地就是打埂，淠河两岸的防洪大坝都是我们一铁锹一铁锹打的。但“高天荒”是什么，当时没人知道。

我丈夫曹为斯、父亲和两个叔叔都去了高天荒。不久听到传说，高天荒有白米饭吃。我想那还不错，我们这儿只有碾碎的米糁熬粥喝，不到过年，都见不到一粒整米。

他们有了饭吃，娘家那边却遭了秧。男人都调走了，没有人干农活，也就没有吃的。生产队长说，“劳动力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给饭吃。”

我看这样不行，母亲和妹妹，还有两个老人，靠十几斤胡萝卜怎么活啊。就想写信给男人们，让赶紧回来。

信没写成。我不识字，只会写“洋码号”和姓名，而且公社不许高天荒的民工和家人通信。我想，既然有传说“高填方有米饭”“高填方的饭吃不完”，我不如大老远去一趟带口信，顺道留在工地干活。在那里吃米饭，比在家喝米汤强。

生产队有位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名叫沙先芝。她刚结婚，丈夫就被征到南山的横排头水库去了。一起下地干活时，我这样一说，她两眼直放光，一心想吃白米饭，当时就催我一块去高天荒。

1959年正月初一，我俩各带上被子和网兜，装着布鞋、梳子、筷子、碗和盐，往东出发。同行的还有一批男社员，加上我俩，共十几个人。

天气不错，从白洋店渡口过了瓦埠河，就是瓦东地区。再往东80里是车王集，高天荒就在那里。

路上没什么人，走了40里，到了小甸集。天黑了，在一个村口，我问路边妇女，庄上有没有空房子住。那妇女手指着前面几间屋说，那里没人。我们走近看见，确实没人，房门已经被半米高的土墙堵住，我们只好扒开土墙进去。

东西两屋都铺有稻草，我和沙先芝放下被子，睡西屋。男人们睡中堂和东屋。

清早梳头时，我看见屋子里还有没纳完的鞋底，针线兜里还有没缝完的花儿。我从小跟奶奶和母亲学过这些手工活。集体化之后，妇女们每天在地里劳作，根本没时间纳鞋底，偶尔生产队开会，我都把鞋偷带进会堂。

正想着这些，庄上另一位妇女过来发现了我们，问：“你们晚上睡觉，见到什么了吗？”我说没啊，她恍然大悟一般，“那……恐是没有鬼的。你们还不知道，这户人家死了。”

经过那一晚之后，我到现在也不怕鬼了。要是在以前，我什么都怕：拔花生时怕摸到毛毛虫，下雨天怕打雷，年幼跟奶奶学纺线，怕她讲鬼怪故事。就算长大了，我还不敢独自走远路。

正月初二下午，我们总算走到高天荒，足足120里。到跟前一看，高天荒和我们常说的打埂不一样，坝埂足有好几丈高，比我们之前打过的防洪坝宽几倍。民工用铁锹铲土，用箩筐抬土，用独轮车推土，往上垒成大埂。

出发之前，我把家中仅剩的两块五毛钱装进兜里，准备带给曹为斯用。所以到了高天荒，还没放下行李，我就跟着男社员们去宿舍找他。

民工们的驻扎营地在大坝不远处，男女民工分别住在几排草庵里，每排三座，每座长五六十米，宽五米，约一人高。看起来有点像现在的蔬菜大棚，只不过是用木头搭起来的，上面盖着茅草，两边用泥土垒实。

我走进一间男宿舍，过道两边是地铺，过道两端用树枝围成小隔间，放着便桶和粮食。

那时还没下工，人都在大坝上，草庵里只有几个人，低头在给民工们叠被子。有个人抬眼看了下我和沙先芝，嘀咕着：“黄鼠狼钻棺材柩子，活的往里钻，死的出不来……”

我也没理他，接着找曹为斯。这时沙先芝拉住我问：“你认得刚才说话的人吗？”

我转身看那人。他腮帮子凹陷，脸色枯黄，眼皮下垂。我心里一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曹为斯那张脸。他个子仍那么高，可年前走时，还白白胖胖的。那会儿再看，已经像个死人了。

他吐出几句话，“我走不动路。他们把我留在这，干点轻活……你们怎么想起到这来，得赶紧跑啊。”

我问完他知道，高天荒的饭不够吃了。人们看不到白米饭，上工时动作变得迟钝。身材小的妇女，开始给丈夫分饭吃，假意说：我吃不完，不能浪费。原来“饭吃不完”是这意思。

我给了曹为斯一块钱。交代他，找机会到附近的车王集，买点雪菜面团吃。

等到下工，我又去找到父亲和叔叔，告诉他们娘家断粮的事。他们兄弟仨，第二天假装解手逃回了家。

到工地第一天晚上，我找到自己的床位，左右都是近乡的熟人，但只要进了草庵，人基本不说话，毕竟累啊，三言两语都是借梳子，借木盆，然后倒头就睡。

民工们没时间洗衣服，工地专门派了一位妇女给我们洗。我看她眼熟，问过才知，她姓黄，三十多岁，婆家也在曹台子。工地上，大家都叫她老奶奶。当年，三十多岁就算是老人了，我们有句俗话讲“四十打棺材，不算胡安排”。

每天我去拿衣服，都和黄姨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人都累得痴呆了，发愣、捉虱子，谁还说话呀。

早晨哨声一响，人就起来干活。我们行动都是军事化的，要集合站队。人走得急，鞋经常穿错。民工们干一会儿活才能吃早饭，去食堂的步子明显比上工快。

食堂有三口大铁锅，上面都用半米高的木板箍成桶，这样一锅能盛更多饭。工地里什么吃的都有，就是不饱腹。米糁煮青菜，煮豆渣，或者黄豆粒。每人给三勺，每天三顿都一样。

冬天刮风下雨，外面的土地比锅里还单调。南北两座山头，中间是大坝，四下都是灰黄的草，不见人和庄稼。山涧沟里都是流动的溪水。工地上常有人去外面挑一种名叫水葫芦秧的水草，挺嫩，凑合能吃。过一阵子，水葫芦秧也不能吃了。上面发通知，说水葫芦上有蚂蝗卵，吃了会害病，食堂把水葫芦秧抬出去倒掉，我就和沙先芝偷偷跟着，把草捡回来吃。

有一天下雨停工，民工们去西边的车王集买雪菜团吃，我和沙先芝溜出去挖野菜。

我从小就认识很多野菜：马齿苋，荠菜，剔剔芽，老猫眼，蛤蟆皮，还有喂猪用的水葫芦秧。我对土里长的一切，就像对身体一样熟悉。

雨天路烂，一脚踩下去全是黄泥土。这种土的肥力不行，只在有水的地方才能长点东西。我们找到一条小溪，溪边泛点青色，但是在冬天，野菜也挖不出多少。我边挖边想，还是家里那片沿河的沙土地好，四季都有作物生长。

挖野菜时，我经常幻想能不能挖到别人丢的花生粒。一年前，地里随便抓一把就有，可生产队的监工不让拿。

我还记得更早时，在姥姥家吃过金黄黄的油炸馓子，上面缀着焦黑的芝麻粒。娘家没有田，庄上还有土匪。我娘给我梳头，我问：“娘你去抓一只土匪，绑在桌腿上我看看吧？”吓得她拿梳子敲我。我那时挺愣，觉得土匪就是一种很凶的小动物。

还没见过土匪，就听说土匪被消灭了。接着是土改，家里分到了田。我就跟着大人溜进地主家的花园，把各种没见过的花摘下，戴在头上。

14岁时，大河来了一场洪水，我看到浑身虱子的侉子在门口讨饭；15岁那年，冬天下了八天八夜大雪，人差点被雪埋起来——一件一件细数，这些恐怕就是最难看的光景了。

所以我就想，这年头风调雨顺的，不比以前差，好歹也能过下去吧。

摘了一把野菜，我和沙先芝蹲在溪边用水涮一涮，塞进嘴里嚼。我仔细挑着，生怕草里有“老猫眼”，那种草味道苦。沙先芝却不管那么多，抓到野菜就往嘴里塞。

不一会儿，沙先芝看见前方土坡上有一小块旱田，但没有一根庄稼。人都哪去了呢？我拉她过去看看。爬上去才看见，土坡背后是个小医院。那医院门前码着一堆木柴。走进了再看，不是木柴，是饿殍。原来工地不见的病号都抬进那里了。青年人、中年人，全是大个头的男性。医院里，活着的人也有气无力。

我直奔营地，去男宿舍找曹为斯，只恐他也被抬进医院。找到了，我却被他一顿骂。曹为斯以为，上次见面第二天我就和父亲叔叔一块逃走，没想到还在工地。

“我虽走不动，你又不是死人，为什么不跑！是想都死在这里吗？”他生气。

他刚来这里，就被调到北边的水家湖镇运黄豆，也就知道高天荒根本没什么粮食。黄豆来了第二天，就有人吃完腹胀而死。食堂改运豆渣，那是榨豆油所剩的废料。

我听他这样说，一丝侥幸也没了。我想走，不敢声张，只告诉了洗衣妇黄姨。她听说了曹为斯的情况，让我先跑，自己会想办法帮他。

油菜花盛开的一个下午，趁民工们上工，我和沙先芝卷起铺盖就往西跑。来时的路已经三个月没走，我还能记得。要是走得快，两天就能到家。

还好我们吃了午饭走的，往西几十里走得并不费力。瓦东地区虽是岗地，但没有太大起伏。几乎遇不到村庄，路上也杳无人迹。天色变暗时，我们终于在一汪池塘前看见了人。

是个老头子，正趴在塘边喝水，塘埂很陡。老人头朝下趴着，背上绑着行李和一条棉裤。

我俩刚要路过，只听他呻吟起来，吆喝救人。声音很小，呼吸都很吃力。看老人的样子，也是高天荒逃跑的民工。

我正想放下行李拉他，沙先芝害怕了：“将死的人，拉住谁都不会放手。我俩要是被他拉下去怎么办？”

“可也不能留他死在那儿。抓他手腕，别让他拉我们。拉不上来我们再松手。”我说。

人拉了上来，不能说话，让他斜倚在行李上。我们俩继续赶路。

第一天傍晚，我俩来到一所学校前。校门大开，空无一人，只在学校对面的小铺子里坐着一对男女。他们说这里是“大李庙小学”。学校里没人，可以进去过夜。我们走进最后排的教室，把行李放在最后排课桌中间，人各坐一头，背靠背休息。

天黑了，冷飕飕的。外面有人走动，是两个男人说话。我探出窗问是谁，外面人答，是民工。

“你们请假了吗？”我问。

“谁还请假。”

“东边有个池塘，还有人在那吗？”

“有个老人，死了。”

“他有行李吗？”

“没看见。”

说着两男人走进来，看不清人脸，大约个头也不高。问家在哪里，说是瓦西的。我们俩就说，你们是男的，就在靠门口的地方休息，别往里进。其中一人想借个被子，我们没给。

天微亮时，只见他俩冻得发抖，什么行李都没有。沙先芝小声说，我们有两条，不如给他们一条，路上也能做个伴。于是借给他们，准备上路。

个子矮的男人裹着被子，我们四个人往瓦埠河方向走，准备在白洋店渡口过河回瓦西。路上没什么人，只有三三两两的民工拖着步子。到渡口时，已经有十几个民工堵在那里。

起风了，浪头涌起，渡船不能过河。只听有人说，瓦埠河往北是十二里宽的瓦埠湖，虽宽，但也有渡口。我们四人远远跟着说这话的民工，一路沿河往北走。

时至中午，前方就是瓦埠街，街的尽头就是瓦埠湖渡口。

已经缺了三顿饭，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两个雪菜团。雪菜团是揉过的湿菜叶沾上面粉做的，蒸出来有点像包子，面却只有薄薄一层，一个两毛钱，我们俩各吃一个。

这时天飘起细雨。路旁的油菜花嫩黄，绿油油的韭菜已经一指长。沙先芝放下行李，取出盐和碗，上前揪一把油菜花拌着吃。我也尝了几口，那种异香令我出不来气。我就对沙先芝打趣：“我呀，肯定死在你之前喽。”

瓦埠渡口还能摆渡，公用渡船一趟两毛钱。船到岸时，同行的民工一拥而上。颤巍巍的渡船甲板下，立时塞满几十个人。

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裹挟进人群，挤在甲板下的角落里。外面有风浪，船老板不让人上去，把船舱封死。我慢慢感觉到喘不过气来，大叫“要命了”，船老板无奈，让我爬上去紧俯在在甲板上，不得站立。

12里宽的湖面，简直有过去两天走的路长。浪拍船激起的水花打在脸上，浑身湿漉漉的。上下颠簸，我开始呕吐，却只吐出一些清水，到对岸时，我趴在甲板上直不起身。船老板叫人把我抬下去，放在渡口边。

雨下大了，民工们脚甩着泥巴往前赶。先前作伴的两个民工也还了被子离开。沙先芝催着赶路躲雨。鞋走没了，袜子走破了，只剩足腕还有一圈布，我瘫软在泥泞里，不能起身，感到自己要把命交代在这里。流着泪，我让她先走。她说，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们两人都哭。

半小时过去，我感觉略好，能站起来了。沙先芝把行李都绑在自己身上，只让我拎着网兜。我就这样一步步往前挪。天快黑了，终于看见几间屋子，我们去找屋檐躲雨投宿，可那些屋子要么门关着，要么没地方收留我们。前方还有雨中挣扎的民工，倒在路上，再也没起来。

有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草房，门虚掩着。我们推开门，见一位老人靠在床上，口中哼哼吐气。屋里没灯，一张床顶着两面墙，土砌的灶台挤在门后，锅如明镜。床边还有一尺余宽的空地，老人允许我们在那里打地铺。我们俩蜷着身子对坐，盖上被子，在雨声中歇了一宿。

逃出高天荒的第三天早上，雨终于小了。临走前，老人让我把门关上，我那时居然连声谢谢都没说。

已经丢了两顿饭，但还要继续走。这里是堰口公社，路边开始有零星的草房。这一天，我们只在路边挖了一点荠菜果腹。

傍晚雨停了，已经五顿没吃饭，我们俩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摸到堰口公社的食堂外。食堂没有锁门，穿过饭厅就是伙房。那里有几口大锅和一大捆被屋漏打湿的稻草。我们溜进去揭开锅看，全是空的。

这一天最后什么饭也没吃到，沙先芝闷闷不乐，躺在湿草上不说话。我宽慰她：“有个地方过夜就好。”

第四天早上，我唤沙先芝起来，她不应。好不容易喊醒，梳完头起身时，她倒了下去。再起来，又没站住。

第三次也没站起来，沙先芝嚎啕大哭。

伙房很小，一扇门朝外，一扇门和大饭厅相连。将近中午时，外面来了一帮人，在饭厅开会。我能听出，是生产队的干部们在商量运粮。那个队长吩咐一位社员去挑米糁，然后叫上掌勺的大娘朝伙房走来，准备刷锅生火。

他们开门，看见我们俩哭哭啼啼，队长问，“小鬼，你俩从哪里来？”我说是高天荒的民工，已经两天没吃饭。

队长赶忙叫运粮的社员回来。他写了一张纸条，叫手下多带半斤米糁。又问我家在哪里，我说在隐贤集附近。

“到那还有一百多里路，你们走不回去的！”

“我俩也不求多吃，你给我们匀两口饭，我们有力气肯定走得回去。”

说这话时，米糁已经送过来了。掌勺大妈又出去抓了一把雪菜，找了口小锅，架在土灶上煮。蒸汽很快从小屋飘出。外面开始吵吵闹闹，几个逃跑的男民工，正抢劫一户人家的口粮。被抢的妇女不给，大叫：抢我干什么，食堂里有人做饭！

民工们转头寻到伙房，破门而入。饭才刚煮开，几个男人不怕烫，几乎骑在灶头上舀粥喝。我对沙先芝大喊：“快拿水瓢！”

我们掏出葫芦瓢，伸手各盛一瓢，撒点盐，不分冷热喝了下去。锅里连汤带水早已被刮干净。

沙先芝试了下，能站起来了，路还要接着走。现在我们起码知道离家多远了。

顺着队长给的方向，南行几个小时，前方就是迎河集。迎河集是淠河东边的码头，我奶奶的娘家就在那里，我还小时，和奶奶去过很多次。

走了四天，终于来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了。1958年，附近几个公社合并后，迎河集成了新公社的总部。我的四舅是附近生产队的炊事员，那时也已经被调往公社食堂。

我就试着问沙先芝：“年岁太凶，我还有个舅舅在迎河公社打饭，万一他也没饭吃，不能接济我们，你莫怪啊……”

沙先芝连忙说：“你放心，不会的！家家都没饭吃，他能让我们进去睡个安静觉就行！”

到迎河集时已经是傍晚，街道上人影稀疏。远处就能看到一幢亮着灯的大屋子，我俩走近一点，听见有人在说话。其中有个干部，人称“张主任”，正交代“检查”的事。

“可有人？”我敲了下门。

“谁啊？”一中年人开门问，“你们找谁？”

“不找谁，能让我们歇一晚吗？”

“你们干嘛的？”

“我们是高天荒回来的民工。”

“呀，昨天我们妇女主任卞修兰才给高填方写慰问信，今天你们就回来了？”

“嗯，我们想家了……”

“请假了没？”他问。沙先芝赶忙抢话，说请了假。

“没有，这也算到家了，我们不瞒你罢。”我直接说了身份，“我们偷跑回来的，再高的大帽檐子都请不了假。”

“吃了没？”

“我们走了四天，已经两天没吃了……”

“别说了，跟着。”那人连门也没关，就带我们去了食堂。他招呼里面的炊事员，让找点吃的给“两个小鬼”，转身走了。看来，他就是张主任。

炊事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个子不高，非常爽快。那时已经过了饭点，食堂即将关门。他拿把铲子，刮了一遍锅底的米糊，盛出两碗递给我们。

我俩早已累得坐在门槛上，行李随便一扔。我接过碗来，碗里的东西让我吃惊。那碗很大，碗口涂的是蓝釉，碗中也不是稀汤，而是有整粒米的粥。要知道在我们生产队，整粒的米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又因为是锅底，那粥格外浓稠。

转眼看沙先芝，她已经快喝完了。大叔还在刮锅底，说还能刮出几碗，叫我俩再盛。我们呢，也根本没客气，喝完接着要。他看我们这模样，又抓了一小把芹菜，拌了香油递过来。还没走回灶台，芹菜早已吃完。他回头看看，二话没说，转身又翻出一碟雪菜给我们。

如果把两盘菜算上，我一共吃了6碗，沙先芝吃了7碗。锅底已经刮完了，我扶着门起身。沙先芝坐在那里仰着，后脑勺贴背，像只大鹅。

张主任过来了，原来他一直在给我们找宿舍。他解释，今天有上级检查组过来，公社忙于招待，没留下一间带床的宿舍。西边还有一间堆稻草的空房子，可以凑合睡一晚。

我们谢过，炊事员大叔点起一盏煤油灯，上前带路。

刚进门，沙先芝没办法坐下。我扶着她，把她放倒在草堆上，自己先铺被子。

还没弯下腰，饭涌上来，我吐了一地，人霎时就轻松。可沙先芝没有吐，能受得了吗？我有点担心。万一这时候磕了碰了，肚子岂不就炸了。我把两人的床都铺好，看着沙先芝睡着，才敢睡下。

耳边是碗筷的声音，门缝是白色。打开门，太阳已经老高。这一觉睡得太沉，逃出高天荒的第五天上午，醒来时食堂已经在刷碗。

我们起床，把煤油灯还给隔壁食堂的大叔，千恩万谢。这时，外面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借蒸笼的。

我一看是四舅，他也看见了我这副狼狈样，抱头痛哭。他在北边的另一个食堂做饭，为了招待检查组，要蒸馒头，才到这里来借蒸笼。

四舅先走一步。炊事员又给我俩各盛了三碗米糊，我们吃完谢别。走在街上，仿佛新生一般。我俩也商量着，既然肚子饱了，还是回家要紧，便不打算去四舅家耽搁。可先前四舅说了让我过去，我后来还是去打了声招呼，她在街道口守着行李等我。

在四舅的食堂，我看见父亲也在那里帮忙蒸馒头，料想是在家吃不饱，“蹭饭”去了。问娘家怎么样，父亲答，从高天荒逃回家中后，生产队终于给每人每天发1两米糁。虽然吃不饱，但没断过。临行前，四舅给我5毛钱和一张粮票，嘱咐路上吃饭用。我在街上买了几盒火柴和一袋盐。

到隐贤集的路还剩四五十里，我们沿着张马淠堤，不紧不慢地走。大堤上一片嫩绿，风和日丽。路上有人躺着，不知死活，也有人坐着。我俩的脚都肿了，每一步都隐隐作痛。

终于在天黑前，我们走到离家不远的郭台队。巧的是，我们生产队的炊事员当时正在郭台队做饭。因为那时候开小灶盛行，上面有要求，炊事员不能在本队做饭。他看到我们俩，给盛了一斤米糁带回去。

到家时，我看到各家院墙已经被打通，我家里还有公公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以前，他可以挑一百多斤的蒲扇，一路走到120里外的叶集。到我回来时，他已经浑身浮肿，每天靠一小截红薯撑着。听见来人，口中唤着：“韩丫……韩丫……”

我煮了一锅米糊，端给他吃。没过几天，他咽了气。依风俗，儿媳不能抬棺。家中没有别人，只能找邻里帮忙抬出去。那些天大家都没力气，所有去世的人被抬到村头，就地埋葬。他们的坟茔很紧凑，也无从整齐。多少年过去了，子孙来祭祖时，有的还分不清。

逃回家的人越来越多，不是每个人都幸运。有人死在大路上，有人倒在家门口。公社开始严查逃跑的民工，看更人全天巡逻，随时入户搜查可疑人员。已经逃回家的人躲躲藏藏不敢露面。不过看更人并不抓妇女，只抓劳动力。

有一天夜里我正要睡觉，外面忽然敲门了。

我警觉起来，“谁啊！”

却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

曹为斯回来了，浑身湿透。是黄姨省下来一顿饭给他，才跑回来的。没曾想在村口，被看更人抓到了，正押回工地时，他佯装解手，跳进河里游了回来。

他回家后不敢进门，在河边竹林的一间小土房里躲藏了一个月。邻居家也有男人逃回来，都在那里藏着。每天我就趁中午歇工时，把榆树皮碾成的粉末煮成糊，装进小绿罐子，交给邻家小孩送去。那个绿罐子是我姥姥留下的，以前用来装馓子。

到了快收麦子的时节，生产队开了一次动员会。会上说，所有从高天荒逃回的劳动力如果按时出来夏收，可以免于追究，我们那时才见面。

沙先芝也等来丈夫了，他在河西一个叫“老河岔”的工地，听说比我们高天荒还惨：晒黑的死人都用大板车拉走，为了不让检查组看到，一车车趁夜倒进山沟里。他能回来，也是命大。

黄姨也回来了。几年后在集市上，曹为斯遇到黄姨，还请她去饭铺吃了烧饼和油条。

过两年，我们分到了责任田，饭才能吃饱。只可怜我的父母，在河西没等到吃饱饭，就相继病死了，都才四十出头。我父亲发病到死没用一刻钟，我母亲最后连棺材都找不到，用得是床板。留下6岁的妹妹，我一直带到她出嫁。

沙先芝只活了30多岁。1970年，沙先芝和他丈夫吵架，赌气服毒。我正路过门前，看着她被抬走。

这些年，我在街上时常还能遇到高天荒回来的人。活下来的都想尽了办法：有的吃癞蛤蟆，有的吃苔藓，还有人吃水草。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有个特点，不挑食、不剩饭。1977年我曾遇到一个看相人，他当时说我能活到81岁，也就是明年。

*本文根据当事人韩相蓉口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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