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二次回归？！
香港为什么须二次回归？...
二次回归
作者：屈颖妍，女，香港媒体人、专栏作家。今年七一，特别有感，2020年的这天，香港经历了二次回归，从未见过这么多香港人真心地喜气洋洋。
曾经跟一位警察部退休长官聊天，他说了一段回归前后的个人经历：
1997年回归前，我们常跟内地官员工作交流，完了一起晚饭喝酒，酒过三巡，说起香港快回归了，他们总是很激动，总是说终于一雪前耻，终于守得云开，说着说着，就泪流满脸。
我干着酒杯和应，但说老实，我完全感受不到他们的激动，心里甚至想，不过是一个仪式，何解你们比我们当事人还着紧？
然后，回归了，换了徽章，换了旗帜，一切依旧，七一那天，我没有特别感动，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心潮澎湃，还是一样的过活.
直至 2014年，占中，然后2019年，黑暴。
经历了这几年的乱局，现在一听到国家腾飞的新闻，我会热泪盈眶；一听到国歌奏起，我会哽咽下泪。
我忽然明白，当日内地官员为什么对香港回归这么激动，原来，那是一种期盼太久、一洗颓废的苦涩滋味。
23年前那次回归，好多香港人跟那警官一样，只是参与了一个仪式，经历了一次历史时刻，感动，有的，但激动，就未必。
因为香港当年毕竟比内地先进，不少香港人的心态是，从一个有钱养父母的豪宅，搬回农村的穷父母身边，总有些人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举个例，房子租出去一百年，拿回来自住时，不作大装修大改动，至少也该换喉、换电线、通通渠、髹髹油吧？都不换，起码都换张新床、新沙发？原封不动住进去，渠塞瓦塌是迟早的事。
一间房子尚且如此，更何况一座城市？
1997年第一次回归，我们抱着那句“五十年不变”，除了标志，什么都没改，大家仍旧活在英式旧宅里，不伦不类地做一个自觉高人一等的中国人。
结果，23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如今，甚至育出蛆虫，引来蛇蝎。东方之珠，堕落成一堆烂泥。
经历了长达整整一年丧尸围城的恐怖日子，就在回归前一夜，国家送来66条新律法，香港人终于明白，什么是守得云开的喜悦。
这天，是香港的二次回归，国家在香港人最痛苦最无助的一刻，伸手一拖，“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们终于用激动的心体会到了。
23年前那一天，是形式，是历史；23年后的今日，才是真正的人心回归，至少，有一半人心是感恩有国，另有一半心怀怨恨的，就用余下的27年去把他们慢慢改变。
一座城市发生如此频繁的社会抗议活动，在世界历史上罕见。而且抗议运动趋向于“死磕”，并出现暴力化，令人感到震惊。
延伸阅读：
香港为什么须二次回归？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实行“一国两制”。但治理香港的不是中国。基于“港人治港”，治权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中国所享有的实际主权少而又少，表现在有限的外交领域。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不在中国手中。
中国为了维持一国两制，把大量好处输送给香港，以期维持香港繁荣。但经济上的好处，对香港的治理没有产生实质影响。而实质性的维护主权，如“23条”立法等，则以失败告终。
就权力结构来说，香港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方面，通过“建制派”，特区政府只有不到一半的控制权。司法方面，特区政府完全无法着力。
整个司法系统掌握在“隐居”起来的“港英当局”手中。至于行政系统本身，也是从港英当局“整体”接收而来。
由于特首的产生和政党没有必然联系。在无政党支持的情况下，特首不得不依靠公务员体系。这使得行政难以中立。
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务员系统也会政治化，且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驰。这次公务员体系就有很多人公开向特首施压。
历任特首都想有所作为，但就是没有好结果。
三、既然香港不是中国治理，不是特区政府治理，那是港人在治理吗？显然也不是！
港人一直在争取他们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双普选”。但迄今并没有什么结果。
更严重的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来争取既定目标，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大问题。
二是抗议演变成暴力，成为破坏性极强的“为了抗议而抗议”，形成“你不顺我意，我也绝对不让你做事情”的心态。
四、那么，是外国势力在主宰香港吗？
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外国势力的存在和介入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香港都有强大的存在。
需要关切的是特区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这些外国势力的负面影响。
尤其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而主权回归只是象征性的。
在香港成为“间接殖民地”后，既得利益者只坐收渔翁之利，却不用负任何责任。
“法治”是香港的制度本质，但也是维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国利益）最有效的工具。
全盘保留下来“法治”体系，已变成外国势力固若金汤的话语权。它既是特区政府有效的“监督者”，也是香港做任何改变的最有效阻力。
五、必须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二战后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有完全保留原来制度的，但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也有的进行“去殖民化”，结果有好有坏。
简单粗暴废除所有制度遗产的，不仅影响和西方的关系，由于新制度一时难以建立，往往制约了自身发展。
对此，新加坡的经验最为典型。新加坡对殖民地遗产进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化，在保留积极的遗产同时，去除其消极面。
就“法治”而言，没人会否认新加坡的“法治”，它是在殖民地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新加坡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中。
六、必须改变治权不在港人手里的局面
对香港的统治精英而言，理论上香港繁荣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因为制度设计有缺陷，这些人只追求利益，却不用承担任何政治责任。往往是“有利益一哄而上，面临问题全身而退”。
但现实刚好相反。一些港人不想改变。他们只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令特区政府夹在“一国”与“两制”中间无能为力。
殖民地式的教育在回归后也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以前香港的民主运动还有“反英”的味道，现在则转向反中。
更糟糕的是，今天抗议者的主体就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香港产生今天这样“权力真空”并不奇怪。特区政府不仅受制于来自内部的各种制约，更受制于外国势力通过“法治”给予的制约。导致特区政府软弱不堪，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
经过此次长期激烈的抗议运动，香港的诸多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即使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人们对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这不等于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香港问题的有效解决，仍然取决于回答“谁主香港”的问题。在不存在一个有效治理主体的情况下，香港不会出现稳定的局面，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
香港须进行“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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