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脊梁,在于"汉鬼"
为汉文明、成汉文明者,汉鬼也。承其绪余者,汉民族也。...
从汉墓的文化遗存可以看出,礼制向宗教的回归或曰再宗教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礼制下移,是汉代文化形成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特征。汉人死后成仙的信仰结构,经由汉墓及升仙仪轨的具体表达和实施,同时孕育和生成一种特定的道德价值取向与理想人格类型。这种人格塑造机制及其理想人格形象,在汉墓画像中生动、直观地体现出来。对汉墓图像的认知,让我们在一种近乎荒诞的历史图景中看出了汉儒为世间凡人指出的在人生中谋求不朽的最高可能性。他们把过去数千年华夏历史拣选刻画于地下,上古“历史”以神化的方式被“重演”;与此同时,在墓葬这一仪式境域的历史叙事中,人脱离了现实世界秩序的约束,于是汉儒超越时空限制的道德观在这里得以驰骋。当年的臣子、家奴在冥界仙鬼中位超生前帝王,某些帝王则受到了明显的抑黜;人生之累,为之解脱,而得衣食自然、永其无忧,死后所得亦以生前之德力而非名位为其依据。尤其当我们发现,这些表面看来似乎时空错乱的历史人物济济一堂,且以某种内在逻辑或秩序被规约排列于神祇之下,便会感受到“历史”以神圣化的手法,被彼时宗教家所重组。排列于地下的,不再是世俗所见的历史人物,而是身置仙界时空的列仙——尽管是以“当年”的形象出现。
临沂金雀山西汉晚期墓帛画老君(左)身边的奚仲造车
常任侠藏“君车出行”东汉画像石拓片
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尸解成仙过程示意图及摹本
显而易见,生成、建构和维系汉代人格理想及其精神气质的可靠机制,只能是汉墓所施的死后成仙信仰与仪式。事实上,战国以来融会道家思想和尸解仙术的黄老道,以其信仰结构和仪式逻辑,“合理”销解了今生与来世、生与死的时空大限;从而促使勇猛忠义、守死善道的儒墨君子品格与现实人生相衔接:高志、尚武、死节;“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轻身重义、豪气凛然;“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此等凌云壮志、冲天豪气,为汉帝国崛起与强盛注入了充满野性活力的精神血液。尤自汉中期以降,儒术与黄老道作为汉家思想的脊梁,同被融入尸解信仰结构之中。于是战国秦汉的“形解销化之术”演变为志士仁人死后“得道成仙”的信仰,昔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景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百家之融汇与汉家子民的精神圆满。对于他们而言,坟墓和地府并非接受死亡惩罚的恐怖之所,而是使自己获得终极意义与不朽的殿堂。本文由田媛、郝莎莎摘编自姜生著《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一书中的结语部分,内容略有删节。
978-7-03-047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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